三十年代小说

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徐家福)

第九章 30年代小说（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小说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发端，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奠定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基础，但那时，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文学流派上，白话小说的创作都还处在尝试的阶段，远远没有成熟。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和作家们的创作实践，到了三十年代，现代白话小说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出现了大批的中长篇小说创作

长篇小说一向被誉为时代的里程碑，但是，在第一个十年的中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探索多于成功。中国现代白话长篇小说从1922年开始起步，第一部是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从那之后，四、五年间仅仅出了十部左右，而且在艺术上都十分幼稚。中篇的命运比长篇稍好点，在四五年间，创作比长篇多了一倍，并且在发韧之初就出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杰作《阿Q正传》。然而，这一时期还是以短篇小说的创作最为辉煌。到了三十年代，中长篇小说创作已经逐渐走向了成熟。据《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统计，这十年间中篇小说不下200部，长篇有80部左右，两项加起来，超过第一个十年总数的十倍。以真正的长篇小说的形态出现较早的是叶绍钧的《倪焕之》，然后出现了一大批的优秀作品，如茅盾的《虹》《子夜》，王统照的《山雨》，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巴金的《家》，萧乾的《梦之谷》，老舍的《骆驼祥子》，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等等。

（二）三部曲作品大量涌现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的三部曲作品，较有影响的有：茅盾的《蚀》三部曲、《农村三部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李劼人的"大波系列"（包括《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长篇）。长篇小说数量的激增，还有三部曲作品的大量涌现，显示了30年代小说作家的创作气魄和创作实力都有所增强。这一时期并肩站立着三位杰出的小说家：茅盾、老舍和巴金。

（三）小说创作队伍的庞大

这一时期小说创作队伍的庞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五四时期出现的老作家继续创作，如王统照、叶绍钧、郁达夫等；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远远超过了二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有萧军、萧红、艾芜、张天翼、蒋牧良、沙汀、丁玲、胡也频、罗淑、萧乾等人。

（四）小说创作流派的纷纷涌现

3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的对立、冲突与渗透，引发与激化了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选择的矛盾与困惑，反映在文学与审美层次上，便形成了这一时期"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之间的对峙与相互渗透。如果细分起来，有社会剖析派、革命小说派、自我小说派、京派、新感觉派等等。左翼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呼应了世界"红色30年代"的创作潮流，新感觉派、京派小说家则以自己的创作呼应了20世纪的现代小说创作的潮流，这些创作共同、充实、丰富、拓展了五四形成的小说世界。

（五）小说创作题材领域的宽广

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题材范围扩大了，以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逐渐深化着社会的题旨，不断地冲破"革命＋恋爱"的模式，把个人命运的探索同时代、社会联系起来，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应。从题材来看，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农村题材小说：这种题材的作品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农村的各个不同地域，如东北作家群笔下描写的东北农村（如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端木蕻良《科

尔沁草原》），沙汀、艾芜笔下描写的四川农村，叶紫、蒋牧良笔下描写的湖南农村，魏金枝、沈从文笔下描写的湘西农村，吴组缃笔下描写的安徽农村等。

都市题材小说：写都市题材的，在北京有京派作家，在上海有海派作家。

神话历史题材小说：重要作家有鲁迅（《故事新编》）、郑振铎（根据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写成四个连续性的短篇，此外还有描写文天祥的《桂公塘》等）、巴金的《罗伯斯庇尔的秘密》、郭沫若、茅盾、施蛰存、李劼人（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如茅盾的《蚀》三部曲，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表现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生活、爱情和斗争。

（六）小说创作风格的多样化

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创作风格，如茅盾的严峻和理性、老舍的幽默隽永、巴金的热情、沈从文诗一般的优美，在比照、竞进中形成了30年代小说色彩斑斓的艺术天地。

第一节30年代小说概述

一、小说作者新人迭出，小说体式日益丰富，中长篇数量激增，三部曲作品的大量出现。

二、小说题材愈加拓展。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革命十恋爱”的小说模式出现；对社会历史条件的及时反映，其中“东北作家群”的一些作家最为突出。

三、30年代小说流派的形成，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除了“京派小说”与“现代派”小说以外，还有以独特域文化见长的小说家艾芜、吴组湘、李人等的小说。

第二节 “左联”和左翼小说

一、蒋光赤和“革命小说”

蒋光赤执著地描写革命斗争，反映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带有浪漫色彩。《短裤党》及时描写上海工人起义的重大革命题材。大革命失败后的《野祭》、《菊芬》、《最后的微实》、《丽莎的哀怨》等，思想情绪激 而低沉消极。《冲出云围的月亮》标志着他思想的转变。《咆哮了的土地》是他最好的作品。

与蒋光赤创作倾向接近的还有阳翰笙的《地泉》、洪灵菲的《流亡》以及戴平方、楼适夷等作家的作品，形成了初期的“革命小说”流派。

“革命小说”的特点与不足：“革命十恋爱”的小说模式，浪漫主义的抒情气质和“革命的浪漫蒂克”并存；写“群像”与人物公式化，概念化交织。

二、柔石、胡也频、叶紫

柔石早期有短篇集《疯人》、长篇《旧时代之死》和中篇《三姊妹》。代表作长篇《二月》塑造了一个徘徊于大时代革命潮流岸边的苦闷矛盾的知识青年的典型，小说对人道主义和个人奋斗的思考，体现着作者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探索，技巧圆。优秀短篇《为奴隶的母亲》，控诉了罪恶的典妻制度。

胡也频早期创作涉足诗歌、戏剧、小说等领域。长篇《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标志着他创作道路的发展变化，两部小说都通速爱情纠葛写知识女性的思想转变和走上革命道路。两部小说都有注意人物心理描写和抒情气氛浓重的特点。

叶紫的短篇《平收》、《电网外》、《山材一夜》等小说，都是以大革命前后的湖南农村为背景，表现农民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从觉醒到反抗的过程。

三、艾芜、吴组湘

艾芜的短篇集《南行记》，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知识者的眼光，审视南国边地、异域的底层生活和自然风格。主要写了两种人物其特点：“我”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坚韧不拔的向真向善、向美的人生态度；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工人们，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苦苦挣扎，充满野性但不失善良。（《山峡中》、《人生哲学的第一课》等）。

艺术特点：忧郁的浪漫抒情小说；创造了抒情、写景、叙事糅为一体的现代抒情小说的新范型。

吴组缃的早期小说收入《西柳集》、《饭余集》。他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用科学的社会理论，从经济和时代潮流变动的角度，剖析了皖南农村破产，反映了农民的崛起和抗争。抗占期间，有短篇《铁闷子》和长篇《鸭嘴崂》，前者化腐朽为神奇，写人恶不毁功，憎而知其善；后者为抗战期间的山乡民魂写真，发掘民族传大力量的深厚源泉。

艺术精致。长于刻画人物，结构严谨，笔法活泼叙述角度多变化。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

四、萧军、萧红和“东北作家群”

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李辉英等育亡关内的东北作家 ，分恨敌伪，着恋乡土，反映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生活，被称为“东北作家群”。

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写一支抗日游击队的成长；长篇《第三代》写清未民初东北农民从农村到城市，从自发反抗到有组织的斗争，人物众多，结构宏大，情节曲折，史诗性地反映了东北人民的生活和反抗斗争，是其成熟之作。

萧红的中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人民在沉滞闭塞生活中的挣扎，以及日本部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他们的苦难与走向斗争。短篇代表作《小城三月》。长篇《呼兰河传》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描写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

特点：以抒情笔调写自我主观感受，散文化的小说结构，重文化风格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不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无完整的故事情节，然而韵味深长。

第三节 丁玲 张天翼

30年代是新人辈出的时代，丁玲与张天翼是其中较为突出的。

一、丁玲前期创作

早年短篇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等，多写富于叛逆精神而又苦闷彷徨的知识女性。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恋爱纠葛中披露个性主义的知识女性反抗社会环境的心灵痛苦和矛盾冲突，创造出带点病态反抗色彩有的时代女性的典型。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长篇《韦护》和短篇《一九三○年春上海》等小说转向恋爱与革命的关系，注意人物性格描写，避免了公式化，脸谱化的通病。

短篇《水》写农民苦难，塑造人物群像，表现革命主题。《田家冲》通过农村生活写地主家庭出身的女革命者形象。努力克服“革命加恋爱”的公式主义倾向。

长篇《母亲》通过家庭日常生活，描写历史潮流时代的变迁和辛亥年代的进步女性，细腻而亲切，现实主义艺术颇见成熟。

丁玲开拓意识极强，前期创作就有三次显著的突破。描写反抗和革命的主题，创造从莎菲，梦珂开始的倔强孤傲的女性形象系列，细腻越轨的心理描写，又一以贯之。

二、张天翼的小说创作

张天翼早年写过滑稽、侦探小说、艺术上作过多种尝试。30年代以写实讽刺小说为结束文坛流行的感伤主义和“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作品作出了贡献。

小说题材广泛，贯穿反虚伪，反庸俗、反彷徨的讽刺主题。主要写了三类讽刺性人物：虚伪、狡诈的地主官僚（《笑》、《脊背与奶子》），动摇、庸俗的小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小市民（《畸人手记》、《陆宝田》），愚昧不幸的城乡底层人民（《同乡们》、《善女人》）。《包氏父子》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抗战初期发表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华威是对那个时代的新官僚们进行高度概括的人物。

特点：俯视讽刺对象，泼辣锋利，漫画式夸张、意旨浮露的讽刺艺术，与鲁迅、老舍、钱钟书等作家不同。淡化故事情节，依靠喜剧性细节和矛盾来结构小说，见出速写性，片断性强的特长。

第四节 “京派”小说与“现代派”小说

一、“京派”小说

主要作家除沈从文外，有废名，凌淑华、萧乾、林徽因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与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后转向诗化小说，多写自然、事物，追求平深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文字简省、富于较性，能够表现弹为丰富的内容。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短篇《桃园》长篇《桥》可为代表。

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在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种，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种韵。

萧乾以忧郁的儿童的眼光，描写人间的不平和世态炎凉（《篱下》、《放逐》、《 夕》）；以“乡下人”的眼光，发现劳动车的苦难和人性的美（《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从民族意识揭露宗教、教会的虚伪（《栗子》、《皈依》、《鹏程》）等，都带有人生、人性忧郁的色彩。长篇《梦之谷》，通过爱情悲剧控诉金钱社会和黑暗势力，抑郁缠绵的情感抒发，笼罩了南国山光水色的明丽，成为感伤的抒情法。

“京派”的特点：人道主义为根基的为人生的创作思想；由文化层面探讨人性、人生和国民性。多写自然风物、纯真爱情、童心，原始纯朴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以及对都市上流社会的讽刺。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现代派”小说

与“京派”对立并曾论争的，有在上海的“现代派”作家。这个流派的主要小说家有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当时被称为“新感觉派”。

施蛰存早年的短篇集《上元灯》以忆旧方式状写人生，有诗的意味。《将等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短篇集，运用弗洛伊德学说，转向较为典型的心理分析，有时略带神怪、魔幻色彩（《将军底头》、《魔道》等）。写城镇中青年女性性苦闷的《春阳》、《雾》、折射着性爱意识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明的冲突。其后的《小珍集》，用心理分析方法写社会现实生活的怪现状，则有回归是实主义的倾向。

穆时英早期的短篇集《南北极》，写到阶级对立，又宣泄破坏，占有一切的情绪，具有流氓无产者气味。此后转向感觉主义、印象主义方法，表现爱情和死亡（《公墓》），都市的战栗和肉的沉醉（《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黑牡丹》），展览“十里洋场的畸形”风景，写出人物在“快乐面具”后的悲哀，是穆的一大成就。

刘呐鸥短篇集《都市风景线》，多写大都市的病态和糜烂。

“现代派”的特色与倾向，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与病态，提供了另一类型的都市文学；引进多种现代派手法，在小说结构、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有所创新；对人的“精神内海”的表现 ，有新的开掘。醉心于表现二重人格；有某种悲观绝望、颓废色情的倾向。

第五节 李劼人 张恨水

一、李劼人的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反映了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期间四川社会的世态人情、文化风俗，呈现了袍哥和教民两股势力消长，在“三部曲”中，艺术上最为圆熟。蔡大嫂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典型。她由农家女儿到天回镇杂货铺的掌柜娘，到袍哥首领的情妇，最终嫁给“吃洋教”的土粮户顾天成。这一人生道路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一个大胆泼辣，不安本分，向往优裕的物质生活在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追求自由爱情，反抗陈规旧俗的女性，如何敏感着时代历史涌动的“微澜”，艰难而决绝地进行着改变命运的挣扎。小说也塑造了罗歪嘴，顾天成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暴风雨前》，《大波》因生活积累不

足以支持宏大的到创作意图，读来有些沉闷。

特点：以小说描绘近代史，重在通过文化风俗。世态人情、社会思潮、政治斗争来展现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以人情小说和“世情小说”的手法，“历史小说”的骨架，“连环式”小说的体制，改变了传统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的“编年体”和以历史英雄人物为中心“纪传体”的叙述模式。创造了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新范型。

二、张恨水的生平与创作概况

成名作《春明外史》，以言情为主，写世为纬，通过“报人”杨杏园的爱情悲剧穿针引线的编织串联大量的社会新闻故事，成为20年代社会世相的长卷。对上层社会的暴露，重在道德批判，主要人物不脱才子佳人习气。《金粉世家》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对地位悬殊的青年男女的恋爱、结婚、反目、离散为全书贯穿线索，集中描写一个官僚大家庭的奢靡荒淫的日常生活，铺叙大家庭化多人物的离合悲观的故事，呈现高门巨族的衰败史，并旁涉当时北京官场和中上层社会的众生相。《金粉世家》开现代长篇大家庭衰败史小说的先河。

30年代初的《啼笑因缘》创作视野开始转向下层市民社会，代表了张恨水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特点。全书以言情小说的多角恋爱故事为中心，熔武侠传奇的除强扶弱和谴责小说的暴路社会于一炉，适应市民读者的审美需求，成为畅销通俗小说。作者颂扬不以门阀、权势、金钱作为择偶标准的恋爱思想，否定封建的贞操观念，张扬武侠的正义与柔情，批划封建军阀的穷奢极欲互和为非作歹，暴露官场的黑幕，带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情带曲折多变，波澜迭起，“京片子”的北京方言，纯熟晓畅。

40年代，张恨水又写了社会讽喻小说《八十一梦》，《五子登科》等。《八十一梦》从市民阶层最为揪心的生计问题的特定视角，讽刺了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卑劣行径，以及大后勤部方官绅纸醉金迷的丑恶生活。

第二节 丁玲、张天翼、艾芜、吴组缃、萧红

丁玲是新文学第二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中国女性文学原本没有清晰独立的发展线索，完全包蕴于文学史中。只是从新文学的诞生起，才可识别其源头和发展轨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鼓荡之下，孕育了五四新文学，同时诞生了一批持女性立场的新女性作家。她们以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石评梅、苏雪林等人为代表，形成了新文学第一代女性文学的基本队伍。这个规模并不大的女性作家群，一开始就显示了她们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她们伴随着五四新思潮“人的解放”最真诚的呼唤，率先感受到几千年封建专制压迫下生活于最底层的妇女解放的迫切性。正是这个张扬民主自由的五四时代，推动了妇女的解放，造就了新女性作家群的成长。诚如冰心所说：“‘五四’运动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1]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最显示其特征的是，她们从自身生活经历出发，对个人遭际或取哀怨地倾诉、或取温柔地反抗、或取大胆激烈地抗争；当然，也不乏充满女性独有感受的母爱、自然之爱、人性之爱的欢唱。20年代末到30和40年代，在中国现代史最黑暗的岁月，五四以来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自我意识，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经受考验并逐步扩展。由此，肩负着阶级解放、民族反抗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新女性迅速崛起，并滋生了新文学第二代女性文学的作家群，以萧红、罗洪、关露、冯铿、白朗、谢冰莹、陈敬容等为代表。这一代女作家与第一代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她们在激烈的时代洪流中充分展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以纤细、哀婉的笔调描摹个人命运的女性文学，被粗犷、冷静客观地描写民族解放生活的作品所替代。在她们中间，丁玲第一个以革命作家的姿态，表现了新文学女性作家由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变。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县人。祖上虽为名门，但到父辈已衰落。她早年丧父，从小便在刚强、坚毅、开明的母亲影响之下成长。20年代初，丁玲就在母亲支持下冲出破旧家庭的牢笼来到上海求学，先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上海平民女

校，后又转到上海大学学习。在学校里，丁玲较早地受到了五四民主主义思想的感召，获得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大革命的失败、普遍的时代苦闷，更加促进了一个时代新女性的迅速成长。1927年秋，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珂》，写一个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女青年从封建家庭出走，闯入社会后历经种种不幸遭遇，最后陷入困境的故事。从小说主人公身上多少能够看到丁玲自己遭际的影子。翌年，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引起文坛极大关注。1939年她加入左联，兼任其机关刊《北斗》的主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国民党逮捕监禁三年，1936年经中共组织营救出狱，旋赴延安，主编过《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编《人民文学》、《文艺报》，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职。从1955年起，被划为“丁、陈（陈企霞）反党集团”，1957年又被定为“右派”，次年流放到北大荒，“文革”中再次被投入监狱。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冤案，重新复出文坛。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

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

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伴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一大批左翼青年作家的出现，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创作上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这支队伍的成员如果按其政治倾向和创作实际来区分，可以清理出两股力量：一是以殷夫、蒋光慈、柔石、叶紫、萧军等为代表的作为革命家的文学青年；一是以张天翼、沙汀、艾芜、萧红、吴组缃等为代表的作为文学家的革命青年。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生活范围出发，寻求文学和社会时代的密切联系。作为革命家的文学青年在其创作中，更侧重渲染30年代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革命烈火的燃烧；作为文学家的革命青年则侧重将重心放在更为广阔的乡村、小城镇中，致力于民众的苦痛、骚动不安的生存状态的描摹。他们的作品显示了左翼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实绩；而每个作家不同的文学表现方式，又展示了左翼文学创作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如殷夫、蒋光慈的红色鼓动诗，柔石、叶紫的粗犷、激越的农村写实小说，张天翼、沙汀的暴露、讽刺小说，艾芜、萧红的抒情小说等等。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历史进程中，左翼文学创作反映了新文学自身的探索和追求，而这批左翼青年作家群的创作价值和贡献别具一格，他们正是通过多样化的探索形成了创作个性，生动而真实的凸现了文学史进程的丰富性。

柔石（1902——1931）是“左联五烈士”中小说成就较高的作家。他20年代中期就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篇小说《三姐妹》。这些作品充满着浪漫抒情的色彩，大都以爱情 、婚姻为题材。而给作家带来较高声誉的作品，是后期的著名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为奴隶的母亲》等。《二月》以青年教师萧涧秋曲折的人生奋斗和爱情选择，形象地揭示了青年知识者在新的现实面前必须重新思考五四以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为奴隶的母亲》曾产生过国际性影响，写被“典妻”的春宝娘忍辱负重的悲惨人生，凸现了贫困的劳动妇女精神麻木和命运的无奈。作家笔触细腻而又力透纸背。柔石的创作大都秉承了五四新文学精神的传统：探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幸命运。后者更有作家自己在题材上的独特发现。《为奴隶的母亲》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此。

叶紫（1912—1939）是左翼文学农村小说的重要作家。他创作生涯仅有六年，几乎是用生命和鲜血浓缩了一组坚实而充满力度的农村小说，在左翼青年作家群中独树一帜。被鲁迅收入《奴隶丛书》的短篇小说集《丰收》[4]是他的代表作，还有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中篇小说《星》等。他的小说大都是以反映大革命前后湖南洞庭湖畔的农村斗争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丰收》写云普叔和立秋父子两代农民不同的觉醒、反抗斗争的经历，展示了那个

时代农村的变动和农民的苦难生活。《星》里劳动妇女梅春姐备受精神和肉体的多重人生苦痛折磨，努力顽强地与黑暗势力抗争，最后终于奔向了“明天就有太阳的地方”。叶紫的这些创作不同于30年代其他的农村小说是地方是，以其革命家庭的生活经历和故乡的实际斗争状况为底蕴，在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描绘了当时农村一幅血与火的激烈阶级斗争的真实画卷，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苦难农民终将走向反抗斗争的必由之路。叶紫小说笔力开阔、雄浑，充满悲壮之美，并且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作家将五四以来乡土小说推进到了一种新的思想深度。

萧军（1907—1988）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作家之一。30年代中期，他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在鲁迅的关怀、指导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5]。20年代末就有创作问世，其代表作品是《八月的乡村》（1935年）。萧军的创作主要内容由他独特的军旅经历和东北人民的苦难生活构成了，尤其是较早地用文学形式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八月的乡村》描写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战火中成长的历程，不仅有力地展示了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而且真实地描绘了觉醒的人民勇敢抗击侵略者的浴血奋战的壮丽图景；还正面凸现了陈柱司令、铁鹰队长，及游击队员李三弟、崔长胜等民族英雄形象。萧军小说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粗犷、遒劲、雄浑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殷叶紫、萧军等作为革命家的文学青年的作品，最突出地反映了左翼文学创作以现实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特点。他们作品的思想力度、社会生活的剖析、时代典型人物塑造，都对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有较大的开拓，并使之深入发展；而他们在文学自身艺术表现方面的探索，则因多少受到急迫现实斗争的影响，而显得较为单薄。这一缺憾恰恰被左翼文艺队伍中张天翼、艾芜、萧红等作为文学家的革命青年的创作所补救。

张天翼（1906—1985）是“左联”优秀的讽刺小说家。他的创作甚丰，有短篇小说集多部，《从空虚到充实》、《二十一个》、《畸人集》、《速写三篇》等影响较大。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到30年代中期的《包氏父子》再到抗战初期的《华威先生》，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天翼创作的基本流向和讽刺艺术形成的过程。这些作品以庸俗的知识者、小公务员、小市民，以及狡诈虚伪的地主官僚、政客等为描写和讽刺对象，深入广泛地探寻国民身上的种种劣根性，继承了鲁迅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包氏父子》是体现作家创作转机的作品。小说通过两代人心理和性格的极大差别，反映了百态的世俗人生。某公馆的门房老包望子成龙，甘心忍辱做牛马；而其子包国维则竭力攀附豪门，冒充纨绔子弟，丑态百出。此后张天翼小说开始转向以讽刺艺术的笔调，重在写市民阶层含泪微笑的悲喜剧。张天翼率先突破了左翼文学单一化写实模式，在小说题材和表现形式方面有了重大开拓和创新。

萧红（1911—1942）与萧军一样，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作家之一，而且是继丁玲之后新文学第二代女性作家的重要代表。这位天才的女性，一生命运十分坎坷，英年早逝，创作生涯不足十年。所幸得到鲁迅的教诲和厚爱。她的文学创作既秉承了鲁迅思想启蒙的风骨，又充分发挥了女性独有的文学创造力。成名作《生死场》是她这个时期主要作品，收入鲁迅编的《奴隶丛书》中，鲁迅为其作序*，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样是描写东北家乡燃烧的抗日烈火，人民遭受蹂躏的苦难生活，萧红和萧军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在于她是从人的生与死的境遇中，透视苦难深重的民众对于命运的坚韧挣扎及其封闭状态下的精神麻木，这使小说的抗日主题拓进到文化反省的深层。萧红还将思想层面的独特思考联系着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并通过她纤细的艺术感觉、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特有的忧郁感伤的情调，创造了自己所独

具的诗化小说文体。她与艾芜相似，体现了对左翼文学多样化创作风格的探索和追求。40年代萧红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短篇小说《小城三月》等，更加清楚地凸现了作家大胆打破传统小说模式，使创新的诗化文体达到了成熟。在现代小说史中，萧红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位置。

同样以30年代农村社会生活为剖析对象，创作了《一千八百担》的吴组缃，以及东北作家群里以《鹭鸶湖的忧郁》、《科尔沁旗草原》走进文坛的端木蕻良，撰有长篇处女作《边陲线上》的骆宾基等作家，虽然并没有参加左联，但是其创作的鲜明时代特色和艺术追求，无疑应属于作为左翼文学家的革命青年之列。他们与上述作家一样，创作中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坚持运用丰富的生活素材和真切的人生体悟，反映动荡和急变的多姿多彩的社会现实，尤其执著于创作上艺术个性的探索，为左翼文学在小说叙述话语、语言表达方式，乃至文体创新和开拓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大胆尝试。

总起来看，整个左翼文坛正是作为革命家的文学青年和作为文学家的革命青年的合力，创造了左翼文学的真正实绩。新文学进入第二个十年，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自身的深入发展，都与左翼青年作家群这两支队伍共同的努力分不开。他们从五四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中继承了批判战斗的精神，又在时代需要弘扬阶级性、民族性的客观要求之下，开创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传统。其创作形式虽带有向外国文学学习模仿的痕迹，但不失作家自觉的探索与创新。左翼青年作家群对30年代中国诗歌、小说文体的革新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红色鼓动诗（即政治抒情诗），社会剖析小说，讽刺、抒情小说等文学体式，大都在他们的创作中获得了发展和完善。

［基本知识点题解］

1．30年代小说繁荣的主要标志

一是小说作者新人迭出，出现了左翼新人丁玲、萧红、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吴组湘、罗淑、周文等，京派新人沈从文、萧乾、芦焚等。还有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东北作家群的萧军、萧红等。其主要成就在于创作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二月》、《包氏父子》、《将军的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边城》等小说。二是小说体式日益丰富。产生了“三部曲”，“心理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等不同体式。30年代“历史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鲁迅《故事新编》的创作，在写法上“将古代与现代错综交融”，独具一格。“历史小说”的作家作品还有茅盾的《石碣》、《大泽乡》，施蜇存的《将军的头》，宋云彬的《玄武门之变》等。三是中长篇小说数量激增。产生了《子夜》、《家》、《骆驼祥子》、《死水微澜》、《二月》、《生死场》等优秀中长篇小说。四是三部曲作品大量涌现。出现了《蚀》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农村三部曲》等。

2．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以及成就。

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的代表主要有老舍、茅盾、巴金、李劼人等。其代表作品主要有老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离婚》，茅盾的《子夜》、《农村三部曲》，巴金的《家》、《春》、《秋》，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萧红的《死生场》等作品。

3．蒋光慈对革命小说的贡献

蒋光慈是最早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作家之一。五四时期创作有政治抒情诗集《新梦》、《衰中国》。他的早期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中，描写了主人公汪中从被压迫到投身革命的经历。1927年4月他以上海工厂起义为题材创作了反映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生活的中篇小

说《短裤党》，1931年他以大革命前后湖南农村中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为背景，创作了反映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革命的长篇小说《田野的风》（原名《咆哮了的土地》）。描写了矿工出身的共产党员张进德和背叛了地主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李杰带领农民反抗压迫，最终武装起来，奔向“金刚山”的故事，是现代小说中最早表现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武装革命的作品。

4．“愤激小说”

特指20世纪20年代末“大革命”失败后，描写革命者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义愤而宣泄主观反抗情绪的小说。以蒋光慈的《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等为代表，作品表现了作者的思想苦闷，以主人公在斗争失败后选择暗杀等报复手段来抒发愤激情感。因此被称为“愤激”小说。

5．“革命+恋爱”小说模式

“革命+恋爱”小说模式是30年代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代表作家是蒋光慈。这种小说模式以革命者的革命斗争生活和恋爱故事为内容，在粗豪的情感中注入浪漫的柔情，极力为革命者涂上罗曼蒂克的色彩。其内容不是写革命如何能战胜恋爱、如何为恋爱所累，就是在革命中情感如何得到升华，形成了“革命+恋爱”的概念化、模式化写作，被称为“革命的罗曼蒂克”。主要作品有蒋光慈的《丽沙的哀怨》、《最后的微笑》，还有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华汉的《地泉》，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到莫斯科去》等。产生这种写作模式，是因为对“文学就是宣传”的创作理论片面理解的结果，是把现实的残酷斗争精神化、理想化、高尚化、浪漫化的产物。

6．“丰收成灾”小说模式

三十年代出现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在小说上指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等小说。这些小说描写了三十年代初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中国天灾人祸影响下的江浙一带农民在养蚕和种稻谷上遭受的不断打击。由于题材和主题上的相似性，就形成了“丰收成灾”的模式。

7．“三部曲”形式

指运用三个具有连续性的小说表现同一主题的小说，这三篇（部）小说，在人物和情节故事上具有连贯性，又可以单独成篇。

8．“东北作家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的一批青年作家用他们的笔描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践踏的土地，表达对故土、对沦陷区人民的思念及对他们反抗侵略行为的赞美和誓死保卫家乡的决心。主要作者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罗烽和李辉英等。代表作有《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等。与“京派小说”类似，“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具有随笔化、散文抒情化的特色，这是中国小说作家对近代欧美小说体式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换，也是中国小说抒情传统在现代的一种新生。

9．“地域文化”小说

三十年代小说重要的现象之一。主要表现为沈从文的湘西山水小说，艾芜的南疆风情小说，吴组湘的皖南乡村小说，萧红的东北生存小说，新感觉派的都市病态小说，李劼人、沙汀的四川民风小说和老舍的北京市井小说，这些小说突出特定地域的市井风情民俗，是对二

十年代乡土小说的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南疆风情”小说

以艾芜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为代表。艾芜曾经在南国边陲和异国流浪，其小说多以自传形式描写流浪途中所遇见的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展现人物野性及善良。作品具有浓郁的南疆边地风情和异域情调，代表作有《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山峡中》等。

11．“皖南乡村”小说

以吴组湘对故乡皖南农村生活的描写而得名，以《一千八百担》、《樊家铺》为代表，小说描写三十年代农村在兵匪、水旱等天灾人祸下破产的状态。对农村虚伪的家族温情的揭露，使小说具有了鲜明的乡土特色。

12．“四川民风小说”

指以李劼人为代表的描写四川地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小说。以李劼人的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为代表，这些小说以四川的地方豪绅、哥老会头目等人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展示了四川特定地域人们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命运的起落沉浮，具有人物的真实性，叙事的客观性和内容的文献性等特点，也被人称为“长河小说”。

13．“边城小说”（湘西小说）

指沈从文以故乡湘西的风土人情为题材创作的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小说，以小说《边城》而得名。这些小说，主要描写湘西的山水美、风情美和人性美，表现封闭、原始生存状态下，人们所持有的传统美德及风俗习惯。

14．“京派小说”

“京派”指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京津活动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主要有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李健吾、芦焚、林微文因等。其主要阵地其主要阵地是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文学月刊》等。“京派”作家追求艺术的健康与纯正，其小说都是远离革命话语中心，着力表现地域文化和人情人性的。小说的学院文化氛围气较重，作者往往以“乡下人”的目光，在城乡比照中建立自己的审美天地，作品具有乡土气息，具有乡野质朴的美，同时具有凝重古朴之风。代表作品有废名的《桥》、《菱荡》、沈从文的《边城》等。

15．“新感觉派”小说

30年代著名的小说流派。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所以又有“现代派小说”之称。由于他们的活动地主要在上海，也被人称为与“京派”小说相对应的“海派”小说。其代表人物有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他们主要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和意识流等方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内心冲突，以快速、跳跃的节奏表现半殖民都市的生活及人际关系。其小说特点是表现都市社会病态生活，追求表现人物的瞬间印象和感受，长于对人物复杂微妙世界的描写。其主要作品有施蛰存的《将军的头》、《梅雨之夕》、《石秀》、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等。

新感觉派有以下创作特色：一、以快节奏和跳跃的结构描写现代都市生活，表现资本主

义制度下都市的纸醉金迷纵情声色的时尚生活，侧重表现都市人们的病态行为和畸形心理。二、极力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三、对人物的意识和无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四、引进意识流等多种现代派手法，在小说的结构、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进行创新。

16．“知识女性”小说

丁玲小说的主要创作特征。丁玲的小说主要关注“五四”后中国知识女性的思想演进过程及生存状态，她以明确而强烈的女性意识写作，成为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先驱。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以及后来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中，丁玲塑造了梦珂、菲菲、伊萨、阿毛、丽嘉、曼贞，贞贞、陆萍等系列女性形象，对她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挖掘、准确把握和细腻表现，展现了这些知识女性个性解放后“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失意、绝望的情绪及坚韧地生的挣扎，对女性逼仄的社会生存处境进行了揭示。

丁玲30年代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三次变化。她先是延续五四落潮时期表现“个性解放”的思潮幻灭的创作格局，关注知识女性的命运，其代表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个性意识觉醒后的女性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所引发的对社会的绝望及由此产生的消极、颓废的反抗行为；其后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创作了《韦护》《1930年春上海》等作品，但这些作品受到了“革命+恋爱”创作模式的影响；193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水》标志着丁玲关注现实题材，面向大众写作的转变。

17．“讽刺小说”

30年代讽刺小说以张天翼的小说为代表。其早期作品追求油滑、滑稽，后转为对“灰色人物”庸俗、空虚、愚昧，可怜、可笑的生活的全方位剖析，抓住小知识分子、小市民、小官僚及土豪劣绅的矛盾心态或恶劣行径，显露出他们的可笑可鄙之处。30年代讽刺小说的主要作者有老舍、张天翼、沙汀等。老舍的讽刺小说主要有《离婚》、《猫城记》，其风格是温婉的幽默。张天翼的讽刺小说的特点是夸张的讽刺，沙汀的讽刺小说则具有喜剧色彩。

18．柔石的主要创作成就

柔石是左联新人中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中篇小说《二月》塑造了一位“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知识青年萧涧秋的形象，展现了大革命风雨到来之前青年知识分子彷徨的心灵世界；他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描写了农村“典妻”的野蛮风俗。

19．艾芜30年代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及特色。

艾芜30年代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包括了作家此时的代表作《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山峡中》。这些小说以作家在南国边陲、异国流浪的经历为主要书写内容。以第一人称的视点展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险恶的生存环境及苦苦挣扎的情景，展现了他们充满野性但又不失善良的品性。他的小说中的独具“流浪者”特征的“我”的形象不同于五四以来文坛上描写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而是一个深感生存艰难、又不失善良与理想的独特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人物、事件发展与环境描写水火交融，相得益彰。

20．李劼人创作的主要成就及艺术特色。

李劼人1935年5月至1937年7月先后出版了连续性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上、中、下），表现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社会自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十年间

的政治风云、思想演进和人间悲欢，被称为20世纪初叶四川社会生活的编年史式巨著，也被冠以“大河小说”、“长河小说”之称。其中《死水微澜》最为成功。小说塑造了邓幺姑、蔡兴顺、罗歪嘴、顾天成等人物形象，以邓幺姑的社会地位变化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起伏消长。李劼人小说在艺术上的特点是反映的社会规模巨大，结构宏伟，人物众多，语言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21．张天翼讽刺小说的艺术特征。

首先是创造“灰色”人物：小知识分子，小市民，小官僚，剖析他们庸俗、虚伪、愚昧、可怜、可笑的生活。如《温柔的制造者》中的老柏、家璇，《移行》里的桑华，《包氏父子》中的老包，《华威先生》中的华威，《笑》里的九节，《脊背与奶子》中的长太爷等某些特定的、具有某种缺陷的人物，而不是整个人类普遍的人性弱点。在讽刺手法上，他采用的是抓特征，并将其突出、变形、夸张的方法。他还运用自相矛盾的方法，让人物自暴真面目，达到讽刺的目的。他的小说结构具有戏剧化特点，情节发展峰峦迭起，结尾常有画龙点晴之笔。他的小说语言俏皮、浅显、生动。

在借鉴外国文学与继承民族化的思索中构建现代小说，是30年代小说发展的重要课题。小说取得了创作上的丰收，据统计，这10年发表的小说仅中长篇就在500部以上。小说创作题材不断扩大，作家的审美意识和主题开掘进一步深化。小说与社会、时代结合紧密，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20年代是抒情的时代，30年代是叙事的时代。

在30年代，中国社会矛盾加剧，阶级斗争风起云涌，文学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增加，五四小说在对“人”的关注中完成现代性转折后，在3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多元发展阶段。并且，政治与商业对小说的创作影响增大，形成了以写实与抒情的小说流派，形成了以左联为核心呼应“红色的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远离党派与商业的京派文学和与商业和现代出版业以及读书市场接近的海派文学几大创作阵营。这些创作丰富、充实、拓展了五四形成的小说世界。

从整体上看，30年代的小说社会时代感增强，社会生活的包容量增加，现实主义倾向加大，创作手法呈现出多样化，地域色彩浓厚。

（四） 丁玲（1904-1986）

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丁冰之，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1927年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30年加入左联，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2年入党，1933年被国民党，1936年经营救出狱，同年底进入陕北，曾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50年代曾任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编过《人民文学》、《文艺报》。1955年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1957年又被错化为右派，1958年去北大荒劳动，文革中在监狱中度过了五年，1979年复出文坛。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流的女作家，《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为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世界声誉。小说创作的特点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善于细腻的心里描写，对女性复杂内心世界的挖掘和表现，文风犀利直露，个人叙事与社会批判有机结合。

丁玲的创作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20年代末期

在1930年加入左联以前，先后出版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9年）、《一个女人》（1930年）三个短篇小说集。充满了五四以来新女性要求解放的精神，继承了郁达夫的浪漫抒情小说传统，大胆地描写了她们精神的苦闷和由此而来的反封建叛逆性格，表现出鲜明的自立自强的女性意识，也流露出较浓的感伤和低沉情绪。《梦珂》写的是五四

新女性走入生活后的苦闷和彷徨。《莎菲女士的日记》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写的是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大胆直露的心灵和性心理描写，莎菲想追求异性爱情来排解苦闷而不得，最终走向了颓废。调子低沉，风格冷隽。

2、左联时期

创作题材不断扩大，革命倾向更加明显。作品主要收入《一个人的诞生》、《水》、《夜会》等短篇小说集中，中篇《一九三○年春上海》，长篇《韦护》、《母亲》等。由于受左倾思潮和革命文学机械论的影响，作品艺术性水准不高。《水》标志着创作的转变，它是左联所倡导的新小说的萌芽，继续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自我心灵世界更为扩大和充实。作品收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年》、《我在霞村的时候》等集子，写有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注重用现代意识对生活进行综合的考察，表现新人物、新思想、新气象，较少当时普遍作家简单化、图解化生活的倾向，增加了社会批判意识。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写解放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推翻封建地主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渐觉悟的艰难过程和焕发出的革命精神。再现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把人置于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的、血缘的、道德的、家庭的、文化的关系中予以表现。写出了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心灵波动和翻身农民的共同的心灵轨迹。表现农民经济上和思想意识上的翻身。具有题材上的重大性、及时性和尖锐性。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解放区写土地改革斗争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描绘了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成功塑造了各类人物形象和一批成长中农民的形象，为后来工农兵题材提供了榜样。正确写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自身起来斗争的关系。是自觉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积极成果，显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绩。

4、解放以后作品不多，《杜晚香》是代表性作品，写一个农村童养媳成长起来的劳动模范，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可以看作是丁玲的精神自传。

从梦珂、莎菲到杜晚香，勾画出了中国女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心灵历程史。激情推动下的理想主义--现实中的颓废--理想与现实中人生的自觉

（五）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又名张一之，生于南京。优秀的讽刺小说家和文体作家。小说具有反虚伪、反庸俗、反彷徨的基本讽刺主题。主要是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市镇社会的揭露，风格泼辣夸张、具有速写和戏剧性的张力。代表作有《速写三篇》、（《华威先生》、中篇小说《清明时节》、《包氏父子》、《团圆》、《春风》、《时代的跳动》，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

张天翼继承了鲁迅讽刺小说的传统，受到契诃夫、果戈理小说的影响，以讽刺作为切入生活的利器，创造了“灰色”人物系列，表现小知识分子、小市民、小官僚们庸俗、空虚、愚昧、可怜、可笑的生活，在可笑中寄予了作者的批判和讽刺，对下层民众思想中的愚昧成分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讽刺，引人深思。

《华威先生》刻画了一个“忙而不做”的抗战官僚，对抗战的消极思想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暴露。

张天翼的小说讽刺主要是针对有缺陷的人，是讽刺的，而非幽默；是批判的而非自嘲；是战斗的而非调侃。是一种较纯粹的喜剧。

张天翼小说的讽刺因素：针对有缺陷的人而非人类的缺陷；强调特征，进行夸张和变形，具有漫画性质；自相矛盾的暴露；戏剧化的情节造就意想不到的效果。

讽刺是一种小说创作的技巧，而非对社会人事认识的观念。

二、京派小说

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他们主要以办同人刊物而联

系在一起，在创造精神、心态和审美追求上有相对的一致性，政治意识淡化，追求艺术独立性，主要是处于浓厚学院氛围的知识分子，重视介绍世界文化，追求道德与艺术的“健康”与“纯正”，创作上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的民族观念和现代意识，一方面与时代性较强的尖锐的社会冲突保有距离。往往以“乡下人”的眼光，在乡村与城市的比照中建立自己的审美天地。作品多有乡土气息，具有乡野的质朴之美，同时又有凝重古久之风。

主要有以下一些共性：

1、 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题材

避开时代大潮的政治选择，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创造多带有怀旧色彩和平民性，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在返朴归真的文学世界中来实现文化的复苏与救世。

2、 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倾向--中和之美的追求

京派作家善于从平凡的人生命运中细加品味，挖掘其中的诗意，寄托一定的文化理想，以节制感情，诚实、宽厚的心态进行创作，使作品达到一种和谐、圆融、静美的境地。

3、 自觉的文体追求--成熟的小说样式

作品讲求文章之美，通过作家人生体验的融入、散文化的结构和笔调，以及牧歌情调和地域文化气氛的营造，将对乡土经验的眷念和传统回归的渴望，用极具诗意的体式表现。

主要作家有：沈从文、废名、朱光潜、萧乾、李健吾、梁宗岱、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芦焚、林庚、林徽因等30年代活跃在以北平为中心的身处北大、清华、燕京的作家自由组成的团体。

京派作家的鼻祖废名，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桥》等。他的小说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营造，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人情之美，致力于乡间儿女情态的描写，透露出哲人式的人生态度和对普通生命方式的体悟，产生出诗化小说的效果。

萧乾的中篇小说《梦之谷》是自己人生经历的写照，极具抒情性与感伤情调。萧乾的小说常以儿童的纯洁心来关照龌龊的社会，带有忧郁色彩。

凌叔华（1904－1990）的《酒后》、《绣枕》等，小说既矜持，又充满了闺怨情绪。

芦焚的《落日光》、《野鸟集》等，以一个滞留城市却未能忘情乡村出身的叙述者，突出自己的乡村文化背景，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北方农村衰败图景中的悲哀之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刊物：《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等。

文学主张：诚实、从容、宽厚的乡村中国审美形态。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

成就：美学观念的探讨。小说的散文化和抒情形式的成熟表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成熟的抒情和讽刺体样式。

三、海派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

1、海派

海派小说是在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文学样式。承续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商业价值传统，但又超越了鸳鸯蝴蝶派单纯媚俗的为文态度，在文学形式和审美观念上更加符合现代市民欣赏的需要和现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在城市生活和罪恶中发现美，写都市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现代大都市中人的变态和堕落。

为迎合市民大众的消费需要，海派主要作家集中在现代性爱和肉欲的描写上。代表作家有张资平（《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等），叶灵凤（《紫丁香》、《流行性感冒》、《七颗心的人》等，曾虚白（《三棱》））等。

2、新感觉派

海派在30年代发展成为新感觉派（第二代海派）。

新感觉派是活跃于20年代末期30年代的现代主义流派，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小说流派。它表明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历经了理论介绍期，逐步步入创作的实践期。

现代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没末20世纪初叶流行于西方的新艺术思潮它是西方资本主义走向高度工业化程度的产物。现代科学领域中的种种探索和发现，尤其是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突破，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的是，现代主义的打破过去的常规而出现的，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首先是艺术家在创作中的态势的变化，失去了传统文学中那种自我完满，甚至是全智全能的地位，而显得支离破碎，犹豫彷徨，艺术家成为了未知世界的探索者，而不再是传统文学中的讲解员。其次是艺术思维方式显示出明显的变革，现代主义主张表现和创造，追求标新立异，鄙视再现和模仿以及因循守旧的创造。三是注重向人的内心开掘，表现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打破了传统艺术中的时空顺序界线，用无理性的方式对生活进行高度的抽象。

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现代文学，不是以一种创作思潮的方式引入的，而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使用，一些作家再创作中溶入了现代主义的因素。如鲁迅、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的创作中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徐志摩、蒋光赤、郭沫若等的创作中也存在现代主义的意味。现代主义再20年代的新文学中，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学力量，主要作为创作手段在运用。

新感觉派受到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都市主义文学创作的影响，因此又被称为“都会主义小说”。

1928年刘呐欧创办《无轨列车》标志着新感觉派小说的萌芽，1930－1932年是其发展期，1932年由施蜇存主编的文学期刊《现代》创刊，标志着新感觉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的形成。他们没有共同的理论主张，明确的组织形式，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技巧表现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是其主要的共同特征。

20年代末期，上海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造成一些政治青年的苦闷情绪和悲哀情怀，精神的失落在文学上的反映；在加上上海都市文化的开放性和殖民性，是新感觉派发生发展的重要社会背景。该流派瓦解于40年代初期。

主要代表作家有：施蜇存、刘呐欧、穆时英、黑婴、徐霞村、叶灵凤等。

新感觉派小说主要关注和表现人的本能欲望，尤其是性爱与文明的冲突；以及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反差所造成的人格分裂的痛苦。

新感觉派小说揭示了人的性爱这一被忽视或不愿承认直面的领域，解释用一些理性难以解释的行为，或是用非理性因素重新解释以往曾经用理性解释的行为。

3、代表作家

1）施蜇存（1905－2003年11月19日）：浙江杭州人，笔名华安。是新感觉派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擅场于用西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来表现人的复杂心理，以及现代大都市文明的快节奏对人心理带来的扭曲。多写人的性压抑和性变态，焦虑和恐惧。同时，施蛰存的作品中始终漂浮着难以割舍的江南水乡的如诗梦境，带着乡土的留恋。

早期小说主要收录在《江干集》、《娟子姑娘》、《追》等集中，艺术上比较幼稚。

艺术成就较高的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小说集中的作品。小说带有明显的心理分析色彩。

《鸠摩罗什》：写爱欲和宗教的冲突。写西域印度高僧鸠摩罗什因为功德高深被弘治王迎为国师，在长安讲经之时，被名妓飞来的媚眼撩拨得情欲骚动，于是在次日的讲经中，前排的宫女幻觉中变成了已死去的妻子，不禁心旌摇荡，为“广弘法嗣”，弘治王不得不赐给他十几名宫女。他寂灭后行火葬，全身成灰，只剩烧不烂的舌头。“舌头”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功德高深的法师的大道只在口舌之间，骨子里全被欲望化和肉身化了(舌头是他妻子吻过的)。作品揭示了宗教大师常人的丰富而世俗的内心欲望世界。

《将军的头》：（元帅花惊定）写情欲和道德的矛盾，带有神怪、魔幻色彩。元帅在被砍头后身子骑马来到心爱女人身旁。

《春阳》写一个小镇女子婵阿姨，来到繁华的都市被和煦的“春阳”搅得情欲骚动，但又瞬间即逝了。写了女性在都市文化的诱惑中性的苦闷。

《凤阳》写一个男人如何排遣对一个风骚的杂耍女人的欲望。

《渔人何长庆》：写一个远离尘嚣的小渔村，颇有世外桃源的情景，自然淳朴。何长庆自幼丧父，与母度日，养成了勤苦耐劳的品格。他对云大伯的女儿菊贞一片痴情，可碍于云大伯与母亲的暧昧关系的流言，对此只能暗藏于心。都市文明之风吹进了小渔村，菊贞私自到了上海，沦为娼妓。善良的何长庆不顾村民的辱骂把菊贞从都市接回家中，最后他成了有一个贤内助的最大的渔户，过着幸福的生活。小说表现了都市把天真的少女变成了娼妓，而乡土文化却把娼妓变成了贤慧之人。

《石秀》写了英雄的变态心理，嗜血的性虐待。

《雾》揭示福建等级观念、守旧思想对青年女子的毒害。

《黄心大师》写一个沦为妓女的尼姑黄心献身铸铜钟的故事。

2）刘呐鸥（1905－1940）：台湾台南人。新感觉派的开山作家，早年留学日本，由于生活在日本的殖民文化环境，使他对民族文化 有一定的隔膜和疏离。译介过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都会主义作品及其理论，1928年创办文学月刊《无轨电车》。曾在汪精卫伪政府做新闻官，1939年被青红帮暗杀。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以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描写了都市中男女放纵、刺激的色情生活，暴露了大都市的异化、病态和糜烂，展现了大都市的罪恶和人性中的丑陋。

他的小说多是浮光掠影的描绘戏院、赛马场、酒馆的喧嚣，写声色犬马中丧失正常理性的人的沉沦。尤其是写女性情感的商品化和随意性性行为。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写一个在娱乐场所随意留情的女子，男人被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她“还没有跟一个男士一块儿过三个钟头以上”的习惯，暴露了都市文明诞生的男女两性关系的随意性，感情和贞操的商品化倾向。

《热情之骨》：写一个来自于地中海的外交官比也尔，厌弃了故乡的两性关系，希望寻求到一种纯洁的异国式的恋爱。当他在花店中邂逅到一位一见钟情的女子，当他在船舱中与之幽会缠绵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一位卖身的妓女，原来和本国的男女关系并没有两样，顿感异国恋情的梦也破灭了。

《礼仪和卫生》：写一个妻子担心自己离家后丈夫可能寻花问柳，为解除自己走后丈夫的寂寞，他将自己的妹妹叫来替代自己满足丈夫的需求，以确保丈夫的卫生。带有黑色幽默的戏剧意味。

《残留》中写了一个刚刚死去丈夫的少妇的情欲狂乱，竟然把暴徒的强奸当作情欲的满足和享受。小说写人的性欲和道德的迷失，在现代文明中人的堕落趋势。

刘呐鸥的小说对都市的表现更多的是从性的角度进行浮光掠影的表现，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中人性的失落探索还不够深刻，对文化夹缝中人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的痛苦和分裂缺乏有力的展示和思考。

3）穆时英（1912－1940）：浙江慈溪人，任过国民党文化审查委员会委员，1940年被汪精卫伪政权杀害。他醉心于描写都市的爱情生活，表现爱情和死亡的主题。小说集有《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等。写十里洋场上海畸形的“战栗和肉的沉醉”的风景。被誉为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

穆时英小说更多的是从文化的碰撞中展示人生存的困境，表现人在现代文明的压抑下自我的丧失，成为了“非人”，具有现代哲学的意味。他的小说多展示人的欲望所带来的痛苦。穆时英的小说表现都市男女关系比施蛰存放纵和大胆，但他的小说并非是赤裸裸的肉欲宣

泄，他笔下的男女在享受了随意的性爱之后，常常会有一种沉沦的负疚感，罪恶感，一种彻底的孤独感。表现的是传统价值沦丧后人们精神的恐慌和迷失。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写了在都市中迷失的人的苦恼，都市成为了一个人迷失理性的地方，法官也想犯罪，不做贼的人也想偷东西，基督也说谎。夜总会也不是他们暂时沉迷的地方，里面的人是在跳着死亡的舞蹈。小说发人深省。

《上海的狐步舞》：以片断的情节组接，描写了上海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景：黑社会的暗杀、后母与儿子的乱伦、富豪的嫖娼、工人的惨死、舞厅里虚情男女的调情等，揭露了大上海半殖民地都市的本质的堕落，展现了都市没落疯狂的状态。

4、创作心理特点

1）强调刹那的感觉，以此作为表现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基础。

2）强调主观和想象，以此构成作品的现实。

3）表现人的潜意识心理，强调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此揭示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格分裂的痛苦。

4）表现人物的二重性格，对人性中恶的因素的表现。新感觉派表现城市文明下个性的危机、个性的忧郁和个性的挣扎。

5、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点

题材上：主要是对病态、畸形、没落的都市生活的表现，表现人的精神的寂寞和肉体堕落，善于从人的内心深层次去表现人的痛苦与生存状态。

人物上：注重人物的心理、幻觉和潜意识描写，以人的直觉去把握社会生活，表现人的深层次的隐秘心理。

在艺术表现上：采用多种西方的现代派手法，突出“感觉”，把客观对象主观化，进行主观感情的投射，使对象生命化和个性化。在结构、形式、技巧等方面有所创新，大量使用夸张、变形、魔幻、荒诞、蒙太奇、意识流、心理分析等手法进行现实创作；结构上多线并进，跳越性大，常常使用内在视角进行叙述；突出运动感和节奏感，传达对都市的异样的情绪和感受；追求反常规和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常常使客观事务扭曲和变形，表现“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语言上大量使用排比复沓的句式，以加重情感的表现；文体上进行了多种文体风格的尝试，如小说和戏剧、新闻和小说的结合等。

6、创作上的个性化特征

作为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刘呐欧、穆时英创作倾向主要以新感觉为主，注重新感觉的印象，施蛰存以心理分析表现见长，注重对人的潜意识的开掘。语言风格上，刘呐欧、穆时英与现代诗歌接近，刘呐欧的语言具有西化色彩，穆时英的语言更接近口语化，施蛰存的小说传统的韵味更浓厚一些。从题材上看，施蛰存小说的题材比刘呐欧和穆时英小说的题材更广泛，都市、乡镇都有，小说的数量也是最多的。从对情爱的表现上看，刘呐欧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性的欲念、肉的沉醉和官能的刺激，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性欲享乐主义者，性的放纵是一种生活的寻求而非生活的逼迫，穆时英小说中的性，更多的是因为生活所迫的沉沦，多一层生活重压下的痛苦，施蛰存的小说更多的是从都市的个体生命中去揭示人心理的复杂性，表现人的异化和心理的搏斗和痛苦，常常取材与历史，带有魔幻和传奇色彩，构筑的是一个被欲望驱使而受到各种外部条件制约的世俗世界。

新感觉派上承20年代叶灵凤的都市性爱小说，下联40年代张爱玲的市民传奇小说。新感觉派具有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特征，呈现出对潜意识、性心理及变态心理的关注和表现，从而表现出现代都市的丑陋和罪恶以及人的异化等。新感觉派促进了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法。对都市中男女沉迷声色的肉欲描写过重，流露出较强的悲观情绪，过于将人“性欲化”、“心理化”。

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存在困境，现代主义文学没有出现繁荣主要是因

为：中国现代社会缺乏现代文学产生的土壤。现代文学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产物，与繁华的都市联系在一起的，（高速度、快节奏、生活常规极端理性化和制度化，人的面目充分符号化和交际信息化，社会分工完全精细化和单一化，是现代生活的特征）。而中国的都市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只能看作小农经济生活中的几座岛屿。人们普遍缺乏城市生活的体验，者决定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生长是极其艰难的。

二是现代主义文学有赖于现代科学文化思想的传播和现代审美意识的基础。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接受是有限的，尤其是“五四”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持续不断的战火，人们应对文学的更多的来自于传统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以及社会功利主义对文学的要求。对现代主义的感应是表层化的，人们很少能够感受和理解现代主义思潮所表达的人生意味和生存理念。

三是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不同步性，中国现代教育的滞后，整个民族文化水平不高，对现代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文化的限制。在“文化的报复”中，中国文学不停的向传统回归，向民间沉降。正如梁实秋所说，文学永远是少数人的，但遗憾的是，在历史的发展中，文学的发展永远受着大多数人文化 水平的制约。我们相信，正如戴望舒在诗歌《偶成》中写的“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将永远存在/他们只是象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象花一样重开/。

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勃兴，是在90年代的事情。但依然不够深刻。因为，在中国人的的思想中普遍缺乏个人主义的创造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