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文化2.

2024年2月9日发(作者：茅瀚)

第二章 书籍文化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即人们为了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传主张而自觉地运用文字写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产物。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有着浩繁的文化典籍，它们跨越历史的时间，传承着深厚的文化传统，维系着中华民族统一的文明及其发展。古代文化典籍这种巨大的历史、社会功能，正是通过汉字这一在文化上极具魅力的传播媒介实现的。它记录着人类从事社会实践的全部史实和经验，并为后代获得知识、发展科学文化提供条件。由此可见，书籍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书籍则是人类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综合产物，是一种具有思想内容的特殊产品。因此，中国古籍是古代人类精神的宝库，是中华民族祖先文明发展史的物质见证。

第一节 书籍形态

书籍是人类社会进化到成熟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类创造了记载工具——文字以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书籍的物质载体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籍的形式也随着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其形态各异，各自无不闪烁着不同的艺术光彩。撮其要者，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牍、帛书、纸写本、纸印本等。

一、甲骨文——刻在甲骨上的书籍

据史载，甲骨文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有系统的最早的文字，亦即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籍，人们又把它叫“甲骨卜辞”、“殷虚卜辞”、“殷虚书契”（刻）、“龟甲文字”等。所谓“甲”，即龟甲，也就是乌龟壳；所谓“骨”指牛胛骨或兽骨。刻在甲或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也有人称“龟册”或“甲骨书”。二十世纪20年代起，人们在河南安阳小屯先后挖掘出来的十万多片甲骨，实际上是殷王朝的占卜纪录档案，现不少藏于北京图书馆，另有2万多篇流失国外。殷王朝时人们非常

迷信，凡天、地、鬼、神，俱为人们所膜拜。不论大事小事，都需求神问鬼，如战争的胜负，疾病的轻重、农业的收成，打猎的收获、妇女的生育、气候的变化等都要问鬼神。问鬼神的途径就是占卜，甲骨就是当时占卜的工具。而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当时占卜的记录，即卜辞或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刻划文字的工具主要是玉石或金属的锋利刃具。殷商灭亡后，甲骨也被掩埋于地下。除殷虚甲骨以外，在郑州二里岗、西安赵家坡、山西洪赵县也零星出土过甲骨文。这说明在殷商时期，不仅殷王宫中大量使用甲骨纪录卜辞，在其他地方也在使用甲骨纪事。特别是××年在陕西凤翔县周原出土了周王朝的甲骨文之后，更证明了甲骨文使用的历史时期也比较长。这批甲骨上的文字大的长半寸多，小的如芝麻。每片甲骨上的文字多少不等，少的几个字，多的几十个字，除去重复，甲骨上共刻有4,500多字，目前可辨识的只有1500多字。

这些甲骨文一般都比较简略，只是一种书面纪录，严格地来说，还不能叫“书籍”。但从殷虚127号坑发掘出来的一组龟甲“册三，册凡三”来看，有九片甲骨的一部位上各有一个小孔，原来这九片甲骨是装订成册的；周原出土的甲骨片上据说也有这种用绳子串的小孔，所以不能不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书，至少应该说这是萌芽时期的书，只是形式与后代的书籍有别罢了。

二、金石文——铸刻在金石上的书籍

1、 金文

金文，亦称“铭文”，指铸造或镂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钟鼎文。当时的金文，主要铸刻在供统治阶级享用的各种礼器（也叫“吉金”）上。如乐器（钟、编钟）、食器（鼎、鬲、簠等）、器（尊、彝、壶、※、爵、觚等）、盥洗器（盘、匜[yi]等）。兵器（戈、矛等）。这些器物就是铜里加锡之后的一种合金——青铜（发青灰色）

所铸造的，所以叫青铜器。中国在夏末商初即已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中期，青铜熔铸的技术已非常成熟，至商代晚期与周代，青铜器则已步入了鼎盛时期。这种器物从商代开始一直沿用到西汉，大约1500—1600年。初期上面只铸一个记号或徽号。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记载重大事件、铭记重要功迹，甚至公布法律条文的重器（如晋国、郑国的刑鼎），或者是统治者赏赐的宝器，成为贵族统治者的传家宝，视为权力的象征。只有遇到重大庆典或隆重祭祀的时候，才能启用。特别是一些大鼎或大的礼器（九鼎），被视为诸侯的命脉，是不轻易示人的国宝。万万不能失掉，失掉就意味着丧失权力。

《左传·宣公三年》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洛阳），观兵于周疆。定王（姬瑜）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三代以九鼎为传国宝，楚子问鼎，有取而代之之意。后来称图谋王位为问鼎。把改朝换代叫“鼎

革”（即成语“鼎新革故”或“革故鼎新”），其意思是破除旧的，建立新的。如《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据说在春秋战国时消灭一个诸侯国，一定“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所以，那些在战争中失败的诸侯，往往把重器埋藏于地下，只要重器不被外迁，就意味着这个诸侯国不会灭亡。同时，那些国君、诸侯、贵族死后，也往往把生前所据有的青铜重器作为殉葬品，表示其地位的显贵。所以从西汉到如今，地下出土的青铜器已有几万件，其中光有铭文的达一万余件。从器物的情况看，商朝青铜器上刻的文字较少，只有几个字；周朝铭刻的文字逐渐多起来，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492个字。现在出土的著名的铭器有周康王(前781-前771)时的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的盘等。初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接近甲骨文字，后来逐渐演变为多种形体，在文字学上称做“籀zhou文”、“古文”、“大篆”。就青铜器铭文的内容而言，可分为以下几类：颂扬祖

先美德圣事的铭文；记载祭祀大典活动的铭文；征伐记功的铭文；封赏功臣、贵族及亲属的铭文；关于法律条文、誓约、协定等文件的铭文；对臣民训告的铭文等。铭文内容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记录着许多重大事件，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

凡在青铜器上铸刻的铭文，一般都是特别重要的或有重大纪念意义的文字。铸刻的目的就是为了长期保存。但由于铸刻技术要求高，费工时，故又有石刻文字出现。

2、石刻文

石刻，即刻在石头上的文字，称为石刻文字，或称“石头书”。石刻铭纪的文献资料，起源也很早。《墨子·鲁问》：“镂于金石”。南宋(1127-1279)郑樵《道志·金石略》：“三代而上，惟勤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故石刻文字起始于何时，确切年代无法考证。古代帝王有到泰山祭祀天地的习惯，这种

祭祀活动叫做“封禅”。封禅后，还时常在大石头上刻一些记叙功德的文字。据《管子》记载，春秋时期(前770—前476)的管仲在泰山上见到70多种封禅石刻，可认识的只有12种。可见中国很早就有了石刻文字。

3、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发现了10个石鼓，每个石鼓都刻有文字，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内容是记载秦文公(前765-716)初期的20多年间重大活动的诗句，人们称它为“石鼓文”。其中有唐代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均有咏诗可证。这是在十个人工锻磨的鼓形的石头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颂秦国君游猎的情况，故又称为“猎碣”。书体为大篆（籀文）。唐人认为是周文王或宣王时代所刻；宋人始提出秦始皇之前。近代学者提出为秦文公、穆公、献公等诸说，精确年代不易断定。石鼓文原有近700字，因不断遭

到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字迹早已模糊不清，经专家考证，现已征得665字的形、音、义。这些现存最早的石鼓文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春秋时期，刻石风气相当流行。战国初期，《黑子》中说：“钻于金石”，“金”指青铜器，“石”即指石鼓一类的石刻，可见在石头上刻字与在青铜器上刻字一样流行。东汉时期，刻石之风非常盛行，刻石的方法也有发展。直接把文字刻在山岩上称为“摩崖”；刻在长方形的石头上称做“碑”；刻在头是圆形的长方形石头上称做“碣”。

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市出土600余件(一作3000多件)用墨朱书写在玉、石片上的盟书，定名为“侯马盟书”。这些盟书多与赵鞅（赵简子）有关。如其中有发誓团结宗族，在赢得战争胜利后，便解放奴隶为自由民，反对纳室——侵占奴隶主的奴隶和田地。这些盟书记载的内容大多是订立盟约的誓词，是从奴隶制向新兴地主阶级过度时的珍贵

史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六国之后，于28、29、30年(即前219-前217)曾多次出游，巡行天下名山大川，并刻石颂秦德，计有山东的峄山石刻，秦山石刻，琅琊台石刻，碣石石刻，浙江的会稽石刻，河南的之罘石刻，东观石刻等。经过近两千年岁月的侵蚀，大都剥落泯灭，惟有琅邪台石刻尚存七行八十四个字流传下来。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汉朝把儒家经典分刻在大块石版上，作为统一的标准读本。东汉熹平三年（174年）汉灵帝刘宏命令蔡邕开始把儒家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公羊》、《论语》二传，刻成石碑，立于洛阳大学门外，供学子读校，世称“熹平石经”或者“汉石经”。因为7部儒家经书20多万字都是用隶书文体刻写，故又称“一字石经”。（今仅存残片，全是隶书）。

汉石经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来观看摹写的人络绎不绝，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得到了解决。此后，历代统治者纷纷效仿，刻石经以确定经文字体和文体。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较重要的有七次，其中写本书时期的4次最为有名。除“汉石经”外，还有“正始石经”，即魏明帝（曹睿）正始年间（241—249），用籀(古文)、小篆、隶三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是为著名的“三体石经”（今西安碑林存残片）。“开成石经”，即唐文宗（李昂）大和七年(833至开成837)在长安大学用楷书刻十三经中除《孟子》之外的十二种经书（《孟子》是宋代列为十三经的），世称“开成石经”（今存西安碑林）。 “广政石经“，即后蜀广政元年(938)开始刻写的经书。此外，五代时还刻有《西蜀石经》，清朝在北京刻有十三经，立于国子监（大学）门口，今仍存于首都图书馆六跨院内。

以上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石刻经书。这些大量铸刻在金

石或书写在玉片上的文献，虽说和后来的书籍有形式上的不同，但从大量记载的文献资料来说，也应算作早期的、比较原始的书。真正正规的书，应该是写在简策上的书。

三、简策——书写在简策上的书籍。

随着社会发展，文化的扩展和提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书面著作。青铜器、石材，加工不易，造价高，不适应文化发展的需求。大量私人著作出现，金石也满足不了这个需要。客观要求一种新的、资源丰富、易于加工、造价低廉的书写材料。聪明的古人于是就采用满山遍野生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竹木作为书写材料。因此，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

的直行书写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以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的所谓“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

何为“简”？《礼记·中庸》载：“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墨”子·※※》：“书于简策。”郑玄《仪礼》注、蔡邕《独断》：“策，简也。”策的本义是马鞭子，在这里是“册”的通假字。由于约定俗成的关系，简策，就代替了简册。古文册经常写作册简。在一根竹片上写了文字就叫简，把一根根简用绳编排起来叫“册”，也叫“篇”。“册”字象征著一捆简牍，编以书绳二道；最早见于殷代甲骨卜辞。和册字相关的“典”字，象征“册”在几上，亦见于两周金文。这两个字，常指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文件。两汉承袭此制，以简牍册封，传达王命，沿用直至公元后五世纪。

谓之“牍”？即对加工后用来书写文字的木板叫“牍”，也叫“方”，后来把较宽的木片，用来绘制图的也叫方。《仪礼·聘

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名，就是字。从这条记载来看，简策和木牍的用途不完全相同。就是说比较长的文章，或重要的著作一般要写在简策上。通讯或短文一般写在木牍上。古人把信件叫“尺牍”就是从这里来的。木牍是对简策起辅助作用的。当然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个材料来源问题。在北方竹子比较少，用木简就多，甘肃居延汉简、敦煌汗简，大部分是木质的。

简牍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定论。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册”和“典”字。册字象征着一捆用两道绳子编起来的简，典字则象征着把册摆放在桌子上。《尚书·多士篇》中记有周公对殷代后人的讲话，“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可见简牍在商殷时代就已经使用了。

简策木牍的出现，解决了长篇巨著或大块文章的书写问题，克服了金石的局限性。因为一枚简不够写，可以一枚一枚地接续下去，可以不断延长。一般来说一篇首尾完

整的文字，编连在一起就叫一“篇”。“篇”的本义就是编在一起的文章。《仪礼·聘礼》疏：“简谓具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编连竹简的材料不同，叫法不同，用丝绳编连的叫“丝编”，用毛条编连的叫“韦编”。（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即指此 ）。甘肃河西地区还有草编，是用细草绳编连的。一般用上下两道绳子编连。甘肃河西发现的简在简上端刻有小槽，呈 状，是为了便于编连的。一篇简书中，最前边两简是空白的，不书写文字，叫“赘简”，也叫白简，是卷起来后对简起保护作用的。每一篇书在编完最后一枚简时，便在绳子上打死结，然后由最后一简面朝上卷成一卷，就是一篇简书。

竹简的加工是非常讲究的。东汉班固的学生王充《论衡·量知篇》：“竹生于山，木长于林，裁竹为简，破以为牒（片），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西汉·刘向《别录》：”“新竹有汁，善朽蠧※。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

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蠧※，谓之杀青，亦曰汗简”。此为制作简的一套工序。即首先把竹子切截为竹筒；然后再劈开竹筒成为竹片(牒)；因新竹有水分，容易生虫腐烂，所以还需在火上烘烤，这道工序叫“杀青”或“汗青”，这一术语一直沿用至今，由此把一部著作修改定稿也叫“杀青”或“汗简”。最后按照不同的文字内容，分别写在大小规格不同的“牒”上。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即从“杀青”、“汗简”意脱出，指宝贵典籍——史册。

牍的制作首先是把整根的树木据成许多节，然后解剖成一块块木板，把木板刨平，即可以写字。一种书常有许多篇，为了便于保管，还要加上一层用竹或帛制成的书衣，版牍主要用来写官府公文、记录户口物件、通信及画图，偶尔用来写一些短小文章。由于竹木资源丰富。取之方便，而且比青铜石头刻字容易，比帛的价格低廉，所以使用广

泛。中国的许多古籍之所以能流传至今，简牍起了重要作用。

古人说的“书富五车”。“男儿有壮志，须读五车书”正是指简策书。“惠施多方（版简），其书五车”。

简册的长度，在同一个时代，是比较一致的，但在不同的时代则不相同。春秋战国时的长简二尺四寸，其次是一尺二寸，短的只有八寸；汉代的长简是二尺，其次是一尺五寸，再次是一尺，最短的只有八寸。长简是写经典著作的，中等简是写普通书的，短简是写传记、书信、杂文的。国家的法律条文是写在特制的三尺简上的，表示对法律尊重，显示其严肃性，所以古代有“执三尺法”的说法。

简策上面书写，多数是单面写，但也有双面写的。多数是一简一行，也有一简双行以上的。每简的字数也不固定，一般在22——25字之间，最少的只有八个字，多的30—40之间。敦煌所出的古简《急就篇》，以一章为一简，

每简多至60字。创下了单简字数的纪录。

简策木牍的出现可以说是真正的书籍了，大约从商殷时代到公元4世纪，简牍时间长达1600多年，其中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3世纪(春秋战国)的800年间，是简牍的盛行时期。孔子册定六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都是从以简为书写材料；秦汉时期官府的主要书写材料，大部分也是简牍。此后，纸的发明逐渐取代了间牍。东晋末年，恒玄(东晋时篡晋安帝位，建楚国)曾下令废除竹简，一律以黄纸代之。到南北朝时，纸风行全国。至此，简牍从春秋战国盛行起，大约流行一千三、四百年，便从汉魏之后渐衰消失。

简策书籍，历代都有出土，主要有以下几次：

（1）西汉武帝(前140-前88)末年，孔子旧宅墙壁倾倒，出土一批战国时期用古文的儒家经典《尚书》等竹简（估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藏匿的，由此引起了汉代古

今文之争。

（2）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见《晋书·束暂传》）。经过学者整理，用当时文字译出的古籍有16部，现存的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3）1930年在居延发现一万多枚汉代木简。其中有一卷东汉永元（汉和帝刘肇年号，公元89—105）年间的器物簿，用70多根木简编成，绳子未朽。1972年又出土两万余枚。

（4）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4942枚竹简，其中有著名的《孙膑兵法》、《孙子兵法》、《尉缭子》、《管子》等先秦珍贵文献资料。

（5）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掘1155枚秦代竹简，主要是记载秦律的。其中有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法律——《秦律》18种，以及秦编年史的《编

年纪》等。这些简牍实物的发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简牍知识的了解，对考证古代典籍制度有重要价值。

甘肃是简牍出土最多的省分之一。由于气侯干燥少雨，甘肃的简册一般都完整无损。除居延之外，天水、甘谷、武威、敦煌等地，均有大量出土，总数在数万枚以上。

简策书籍流传了一千多年，在中国书籍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由于简策比较笨重、携带、搬运、贮藏多有不便。《史记·滑稽列传》：上说，东方朔曾给汉武帝写了一封长信，共用三千枚简，派了两个人去抬，也没有抬动。正由于这个缺点，所以当人们用简策做书写材料的同时，又把缣帛做为书写材料。

四、帛书——书写在缣帛上的书籍

用帛、素、缯、缣等丝织品作为载体书写的书籍称为帛书，也称素书、缯书和缣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的国家，殷代已有了养蚕和丝绸织造。丝绸品最早是用

来作衣料的，何时兼作书写的材料已不可考。《论语》中有“子张书于绅”的记载，绅，就是丝带，即孔子的弟子子张曾在束身的带子上写字，说明春秋时代已有帛书出现。到战国时代，以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更为普遍，《墨子·鲁文篇》一书多次提到“书于竹帛”。帛书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可随文字长短截断，所以在纸发明前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帛一直是重要的书写材料。

缣帛是一种白色的丝织品，质地轻软，经久耐用，是一种十分理想的书写材料。我国是桑蚕的发祥地，三千多年前，就掌握了植桑养蚕技术，有较丰富的资源。所以，使用比较广泛。

帛书的款行，是仿照竹简格式，在帛上划有边栏界行(类似于竖行信笺)，一则起美化作用，二则便于书写。栏行开始是划的，后来发展为丝织，红的叫朱丝栏，黑的叫乌丝栏。

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依其文字长短剪裁下来叫“幡纸”；如果是长文章，便卷成一束，叫做一卷（“卷”字一直沿用到今天，短文可以几篇合写于一卷），也可以说简策中的一篇，一般就是帛书中的卷。

从上面引《墨子》的记载看，缣帛书的出现晚于简策书，但在春秋末期就已经有了。帛书的前期与简策同时并用，帛书的后期又与纸同时并用过一个时期。因为缣帛价贵，并非一般读书人都能买得起，所以始终未能普及，最终被纸所取代。

帛书虽说使用的时间较长，但出土的实物并不多。解放前曾在新疆楼兰出土过一些，1951年长沙楚墓中也发现过，但均已腐烂，未能保存下来。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帛书和帛画。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填补了帛书实物的空白。这些帛书中有老子的《道德经》、《战国纵横家书》等。

缣帛书虽具有轻软、易书写、易保存的优点，但其价格比较昂贵，一片缣汉代要800钱，可买720斤大米，合今360斤。只能是宫廷、达官贵人等统治者使用。《史记、滑稽列传》：“缣贵，不便于人。”一般知识分子是使用不起的。这也是缣帛未能完全替代简策的原因。而终于被比较廉价的纸书所取代。

如今尚不能断定竹帛用于书写的确实年代；大致说来，竹木是较缣帛为先。简牍、缣帛与纸的使用，在时间上并无显著的分野；我们不能误认使用缣帛或纸张之始，简牍即已被淘汰。中国各种书写材料之使用，大致可分为三期：(1)竹简、木牍：自上古至公元后三或四世纪。(2)缣帛：自公元前五或六世纪至公元后五或六世纪。(3)纸：在公元前后直到现代。这种分期，年代大致不差。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简牍使用的时间，较上述的年代更长；而使用时期更早。因之竹帛参杂使用的时期，约达一千余年；

帛纸共存约五百年；而简牍与纸并行约三百年。

五、纸书——纸的发明和写在纸上的书

1、纸写本

纸写本始于何时，先得从“纸”字谈起，《论文·系部》：“纸，絮——沾也”。“沾，敞絮煮也。“撇，于水中击絮也。”“絮，”敝绵也。”又《太平御鉴》引王隐《晋书》称：“魏太和（魏明帝曹壑）六年（232年）张揖上《古今字帖》之巾部‘纸’，今也其字从巾。古之素帛，依旧长短，随事裁绢，枚数重沓，即名幡纸。字从系，此形声也。后和帝（刘肇）元兴（105）中，中常侍蔡伦以故布捣挫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系，巾为殊，不得言古纸为今纸。”

《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籍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敝布，鱼网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四库全书》”

辑本《东观汉纪》：“蔡伦典尚方，用木皮为纸，名谷纸；用鱼网为纸，名网纸；用麻为纸，名麻纸也。”

以上记载认为，是主管宫廷营造的宦官蔡伦发明了纸，但目前已发现的许多考古实物证实，早在西汉时候就有了纸。1957年西安灞桥砖瓦厂工地出土的古纸碎片，最晚是公元前二世纪(约在西汉武帝<前140-前88年间>)的遗物，大抵是以破布或其他麻质物件制成，因为在其表面可以看到一些残余的麻质纤维和未打散的麻筋及麻绳头。因此，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植物纤维纸。1933年中国西北考察团在新疆罗布淖尔的废墟中发现的一片麻纸残片，根据同时出土的文物定为公元前一世纪的成品(与西汉宣帝黄龙六年——前49年的木简作伴出)。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发现了东汉和帝元年间(93-98)的木简和纸团。1974年在甘肃旱滩坡工地出土了东汉古纸，上有隶体字。这些出土实物说明，早在蔡伦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用丝絮和

麻纤维开始造纸。蔡伦于105年进一步改进了造纸技术，他经过反复实践，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等做原料，制成了植物纤维纸。这种纸，原料容易找到，又很便宜，使当时纸的产量大大增加，人类从此有了简便的书写材料，并逐步取代了笨重的木简和价格昂贵的缣帛，有力的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据此，蔡伦为改进造纸技术，扩大造纸原料，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纸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造纸术在几个世纪以后，先后传到朝鲜、日本、阿拉伯，后又传到非洲、欧州，对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纸作为书写材料写成的书称纸写本。造纸术发明初期，由于纸的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很长一段时间是纸、简、帛三者并用。东汉以后，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提高，纸的优越性不断地显示出来。

到两晋南北朝时，纸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简帛。至隋唐纸写本进入全盛时期，它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唐代虽然使用印刷术，但纸写本与纸印本共同存在。五代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纸写本进入末期，并被纸印本所代替。

总之，纸的发明，大大推进了文化发展的进程。书籍的形式，也从刻写完全进入了抄写时代，并替代了金石、竹木时代。

2、纸印本——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

纸印本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书籍形态。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又一重大贡献。

我国的印刷术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

(1)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是受玺印启发的。我国的玺印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就已有了。《左传·襄二十九年》：“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逆（迎），玺书追而与之。”注：“玺书，印封书也。《”韩非子·五蠧》：“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从玺印到雕版印刷之间是经历了漫长的过渡阶段。雕版的缺点是每种书雕一套版，一套版只能印一种书，只能在印数上增加，不能在种类上新增。

根据文献和实物考证，中国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雕版印刷的佛经，当时印刷技术已很纯熟。早期印的书大多与人民生活有关，如日历、诗歌、韵书及阴阳占卜和佛教书等。唐咸通九年(868)印制的《金刚经》卷子画面精美，字体整齐，雕印清晰，这个卷子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刻印时间的雕版印刷品。 雕版印刷术到了宋代已极为昌盛，印的书籍字体工整，装订精美。这主要因为生产力得到进

一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已很发达。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官刻即官府刻印的书，其中又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中央所刻的书以国子监为最有名。宋代编辑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四部类书，均由国子监刻印流传全国。国子监刻印的书，称为“监本”，在当时是标准本，流传至今，是珍贵的善本书。地方刻书机构主要有各州、军学、郡学、县学、漕司、茶盐司、提刑司。家刻又称私刻，是指士大夫们刻印的书籍。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代私家刻书的有40多家。坊刻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籍。书坊刻印图书以营利为目的，他们自己有写工、刻工和印工。

雕版印刷的书籍；因刻印的机构、地点、时代不同，所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官刻的书籍有监本、经厂本(司礼监刻印书)、内府本(皇帝官廷刻印书)、殿本(武英殿)、局本、藩刻本等；因时间不同，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

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因地区不同，有浙刻本(杭州本、越州本、严州本、明州本等)、闽刻本、苏刻本等；因刻印先后，有原刻本、翻刻本、仿刻本等；因刻印情况，有精刊本、百纳本等。由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书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唐朝末年到宋朝初年，印本书逐渐取代写本书，册页制度逐渐代替了卷轴制度。雕版印刷使书纸变成一叶一叶的单叶，然后再将每一单叶装订成册，人们把图书的这种形式称为册叶制度，册叶是世界上书籍的普遍形式，也是世界上最为通行的书籍装帧形式。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懿宗（李凗）咸通九年（868）王玠雕印普施的《金刚经》。从这个雕本和扉页释迦牟尼孤独园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说法的图画看，雕印技术十分精美，已是非常娴熟的印刷品，绝非萌芽期作品。以此推断，雕

印的萌芽期应早于此时。

套版印刷出现在元代。至元六年（1340年）元闻和尚注《金刚经》，经文和扉面中的灵芝图用朱色，注文用墨色。这种在同一块版上涂以不同颜色的方法，导致套印术的发明。双色印刷是受了双色写本启发的。朱墨双色写本出现的很早，东汉贾逵的《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刊》就是用朱墨双色合写在一部书上的。

套版印刷出现以后，开始是用两块版套印双色的，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块版的多色套印。明万厉(1573-1619)年间浙江吴兴闵齐汲家用朱墨和五色套版印书，并与凌蒙初（“二拍”的作者，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作编纂印行群经、史抄、文抄、诸子、总集、文集、词曲、杂艺共130多种。清道光甲午年（1834年）河北涿州卢坤刻印《杜工部集》二十五卷，正文用墨色，用五色分别作为不同评论者评语的标志：紫色——王世贞（明），兰色—

—王慎中（明），朱色——王士祯（清），绿色——邰长蘅，黄色宋荦（清）。这种套印发展到今天，即为北京荣宝斋的套印。

(2)活字印刷

继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技术的一次革命，活字印刷即经济又省时，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活子印刷术后来陆续流传到朝鲜、日本、向西传到埃及和欧州。欧州到了15世纪才有活字版，比我国的发明晚400年。

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活字印刷是北宋仁宗赵祯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升发明的活字。毕升发明的活字，是先用带有粘性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四方形的薄片，在上面刻上单字，每个字一个印，然后用火烧硬，成为陶字，用陶字排版印书，印完一版还可以拆下活字，再

排其他版。这种活字因为是用胶泥做成的，所以称为泥活字。元代忽必烈的谋土姚枢教学生杨古用毕升泥活字法印过《小学》、《近思录》等书；清代李瑶于道光十年(1830)“仿宋版泥板”印成《南疆绎史勘本》等书；道光二十四年(1843)，安微泾县的翟金生以30年心力，造泥活字10万多个，印成《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等书。泥字上釉再烧，便可成为磁版。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泰安余志定以磁版印成《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两种书。继泥活字、磁活字之后，中国又发明了木活字。到了元代元贞年间(1295)山东东平人农学家王桢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因为他在安微旌德县任县尹，写有农书一部，因字数太多，难于刻印，便创制了3万个木活字印制。元朝大德二年 (1298)他又用自已创制的木活字印成《旌德县志》并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其方法是，先在木板上刻字，再用小锯把每个字锯开，使每个字成为单独的活字，

然后用刀把它四面修光。排版时，把木活字一个个排到木盘里，行间用竹片隔开，塞紧空隙后即可印刷。木活字发明后。使用非常广泛，明代苏州、南京、福州、云南、四川等地用木活字印刷的书籍，有名可考者约100种。崇祯十一年(1,638)起，开始用木活字排印朝廷《邸报》，这可视为中国报纸印刷业的开端。古典小说《红楼梦》120回本，第一次印行就是排印的木活字本。除泥活字、磁活字、木活字等非金属活字外，中国还创造有金属活字，如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铜活字在金属活字中最为流行，明代无锡、常州、苏州一带不少富家铸铜印书，其中著名者有无锡华燧(字文辉，主持会通馆)、华坚的兰雪堂、安国(字民泰)主持桂坡馆。清代雍正四年(1726)陈梦雷用铜活字排印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印了六十五部，每一部10，040卷，5，020册，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金属活字印刷工程。铅活字早在明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弘活正德

初年(1505-1508)陆深的《金台纪闻》载：“近日毗陵(今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可见，早在现代铅合金活字传入中国之前，国内已经有人用铅做活字了。中国印刷术发明不久，就传播到了国外，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活字印刷的出现，克服了一书一副版，一副版只能印一种书的低效生产，大大加速了出版印刷业的发展。从此，使印刷事业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第二节 书籍装帧的演变

一、简策书籍卷篇装

简策书的装帧比较简单，只是把写好的简依次序用两道绳子，即用皮条或草绳编排在一起，在末尾打个死结，由最后一枚简（字朝上）一直倒卷到第一枚，前边两枚赘简是起保护作用的，在赘简前还有一枚简，叫标简，上端

写有篇名，下端用小字写有书名（北宋刻版书小题在上，大题在下，正是简策的这种装帧的流风遗韵）。这样从尾卷到头，正好标简露在外边，然后用叫“囊”的布套装起来。布套也叫“帙”（书套）。

二、帛书和手写纸书的卷轴装

帛书和手写纸书，初期雕印纸书都是采用“卷轴装”，也叫“卷子装”。卷轴装书籍是纸写本的最早装订形式，来源于帛书的束卷。它把若干纸张粘连成长幅，用一根竹竿或木棒做轴心，粘于纸的一端，以此为轴心由左向右卷成一束。因为纸写本书主要采用卷轴形式，所以纸写本书又称做“卷子”。卷子的长度根据文章篇幅而定，长的4米左右，个别的有14米多。敦煌石窟的遗书，无论佛典道经，经史四部，全都是卷子装。所以称为“敦煌卷子”。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韩愈《送诸葛亮往随州读书诗》：“邺侯（京人李泌）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

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卷轴装也分精装和简装两种，精装的就非常讲究。东汉时，宫崇曾经给汉顺帝（刘保）(126-144)一部用缣帛书写的《太平清领书》170卷，都是“缥带素书朱介青首朱目。”意思是在洁白的缣上写上乌黑文字，行间是红色的界格，用红字写了一小标题，卷首飘着淡青色的丝带。后代越来越讲究。据陆士衡《要览》论：“二王（拟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暮年，书胜于少。共缣素以珊瑚为轴，纸书以金为轴；次瑇瑁旃檀(海龟甲)为轴。（这是晋朝的）”。《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宝石)轴，中品绀琉璃(天青色)轴，下品漆轴。《”大唐六典》说唐代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

实际卷轴装类似于我们今天裱装的横幅。

三、积叶（页）成册的几种装帧

在卷轴装流行以后，人们逐渐感到这种装帧与方便翻检之间有矛盾，翻阅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就出现了向册页（叶）发展的几种装帧形式：

1、“龙鳞装”：用一张比书页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书页的第一页为单面写，以后的书页全是双面写，在右侧留一条空白供粘贴边。写成后，把单面的第一页贴在底纸的右端，从双面的第二页依次向左贴，每一页都比前一页展出一些，直到把一部书贴完，就算装订好了。全书象朝左一页页延伸的龙鳞，故名“龙鳞装”。写好后从右向左卷（与卷轴装，简策装的方向相反）。从外观看，还保留着简策装的外形，里面即是递进的册页。解决了翻检不便的矛盾，开始向页式过渡，也可以说是二者兼有的一种过度形式。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吴彩鸾写本《刊谬补缺切韵》就是这种装帧。元人王恽在《玉堂嘉话》卷二记载：吴彩鸾在

唐懿宗（李凗）大中九年（868）“一夕书《广韵》一部，其册54页，鳞次相积，皆留余缝”。“鳞次相积”正是对这种装帧的形象说明。

2、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折子装”。经折装是把已抄写好的卷左、右反复折叠成为一叠，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分别加上两块硬纸片作为保护书籍的封面和封底，其外形酷象印度的梵文佛经。封面通常是厚纸，或者裱上一层缣帛或彩纸。至今佛教经书还常采用这种形态。这种装帧是在佛经装帧影响启发下产生的。印度人用贝叶（贝多罗树树叶）一叶一叶地写佛经。当佛教传入我国后，便采用折叠式的形式编书，称作“贝编”“折本”。把长卷改为折叠书册，在前后两页上各贴上一个书面，便于阅读。后来给皇帝的奏折、记帐的折子、旧时碑贴拓本都采用这种装帧。

经折装虽然革除了展卷等麻烦，但厚厚一叠书阅读时

容易散开扯断，于是人们又进一步改进经折装，出现了旋风装。

3、旋风装：它与“经折装”基本相似，也是把一张长卷左右折叠起来成为一册。不同的是将前后封面粘连在整幅厚纸上，使其首尾相连，阅读使用时从第一折页翻起，翻到最末一折页，也可从最末一页接连翻到第一折页，循环阅读，亦不致散开。如同旋风，故名。唐代把经折装和旋风装都称为“叶子”，是书籍从卷轴向册叶过渡的形式。

4、蝴蝶装：简称“蝶装”，这是雕版与活字印刷出现以后的一种装祯法。蝴蝶装就是将单面印成的书叶使有文字的一面，面对面的折叠(即把有字的一面对折)，并将中缝的背口用浆糊粘连，帖在一张用于包背的纸上，以十叶为一叠，贴在一起页子不散，翻阅方便。这种装祯外表年象今天的平装书，但打开后，书页向两边张开，每叶的两端犹如糊蝶展翅飞翔，故名。这种装帧形式的缺点是第一页

是空白的，且版心在内，左右边栏分别向外，阅读起来接连翻两叶空白才能读下去。

5、包背装：为了避免经常见到无字的纸背，人们把反折的蝴蝶装页子正折起来，使有字的一面向外，版心成为书口，累积成册，用纸捻订好，外加硬厚纸的包皮，如同现在的装皮书。这种装帧形式就叫包背装。

包背装流行于元代，明清不少书也采用这种形式。包背装不便象蝴蝶装竖立排架，所以改为平放，封面也由硬纸改作软纸封面。在包背装的基础上，明代又产生了线装。

6、线装：线装的方法基本同包背装，只是不用整张书衣包背，而把包皮裁成两半，前后各加书衣，作为上下书皮，然后加工穿线，把书脊用丝线装订起来。一般线装书打四孔，称为“四针眼线”，开本较大的在上下角处再各打一眼，称“六针眼线”。线装书是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出现的。装订成册而未加工剪裁的书，称“毛装本”。线装是我

国古代手工业印本书籍的最后形式。一部书分册装订后，为了妥善保护线装书籍，人们还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外套。这种书套称“函套”。其种类很多，主要有木匣、布匣、纸匣、夹板、书套等。木匣多采用楠木，樟木待硬木制成书匣；纸布匣一般以硬纸作胎，里衬白纸，外糊蓝纸和蓝布；夹板主要用木板或纤维板作材料，制成平面尺寸与书籍大小相等的板，板的上下左右各凿一个长方形小孔，用于穿系带；书套主要以硬纸板为材料，里面裱衬纸张，外粘以布或丝绸作套面。因为书籍采用了保护措施，函套的“函”便成为书籍的数量单位，如说某一种书有多少函、多少册。

在古代珍贵典籍的保存有“金匮石宝”之说，说明对典籍的重视。清代、民国印的线装书《二十四史》，做有木质专柜，按照每种史书的多少，制成相应的书柜，外边刻有史名，棕木绿字，十分精美。

第三节、书籍分类及其版面

一、书籍分类

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是东汉刘歆《七略》开创的六分法（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西晋时荀勖的《晋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四部分类。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总目》仍是四部，但把乙部易作史部，丙部易作子部。从此，这种分类法便成了官修书目的唯一分类法。

1、经部（甲部）：主要包括十三经及解经的书和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书。

2、史部（乙部）：主要是纪传体的正史（二十四史）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史书、野史、地理、目录、考古、诏令、奏文等。

3、子部（丙部）：古今诸子、佛、道、兵、数、方技、阴阳、五行等。

4、集部（丁部）：主要是按文字作品的形式来分的，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词、散曲戏剧及文学评论等。

二、书名与作者署名之来历

先秦时的许多书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如《诗经》原本不叫《诗经》，叫诗三百篇。《六经》的作者并没有为这六部书定名，而是孔丘整理时才定名的。先秦诸子的书，一般都按照他们的姓氏和尊称“子”字联合起来定的书名，其中大都是后来整理该书的人给起的名。如《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当初他并没有取书名叫《史记》。因为“史记”这个词，是先秦时候各诸侯国史书的通称，战国七雄的史书都叫史记。司马迁生前并不知道他的这部书叫《史记》，汉朝人把司马迁的《史记》叫《太史公记》、《太史公书》。《三国志·王肃传》中才第一次把这部书称为《史记》。

另外，还有一些作者写了不朽著作，却要假托古代圣

贤，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列子》等等。汉魏以后，才逐渐兴起了作者给自己作品定名之风。书名逐渐百花齐放，有用名号的：《曹操集》、《诸葛亮集》、《东坡居士集》。也有用作者籍贯的：如《昌谷集》，李贺是昌谷（河南宜阳人），故名；《柳河东集》(柳宗元的集子)；王安石的《临门集》，他是江西临门人。也有用官职称书名的：如杜甫《杜工部集》；班固作过兰台令史，其书称《班兰台集》。也有用谥号的：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司马光《司马文正公集》，曹植的《陈思王集》。也有用典故名句取名的：宋·黄彦平《三余集》（来自三国董遇读书以三余——冬为年之余，夜为日之余，阴为晴之余）。南宋·卫径《后乐集》取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代如王力先生的《龙虫并雕斋集》。

先秦时作者写了书，一般是不署自己的名字的。如韩非子写了《孤愤》、《五蠹》等书，秦始皇见了说：“嗟呼！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史记·韩非传》）。《史记·司马相如传》“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不得与此人同时代”。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为此赋。上惊，急召相如。”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当时写文章是不署名的。署名是西汉后期开始的。

三、书籍之版面

由于每种书籍印出的时代和形态不同，故版面规格各有称谓。现以雕版书和活字版书为例，区分如下：

(一) 雕版印刷书版面

雕版印刷的书都是单面印刷的，每一印刷面称为一个版面，每个版面主要由以下七部分组成：1、边栏，又叫栏线，指版框四周的黑线。四周单线印的叫单边或单线；四周双线印的叫双边或双线，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故又称文武双边栏；2、界行，又叫边准，指版面内分行的直

线，如有些书不分界行，被称为白文。3、天头，指上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4、地脚，指下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5、版心，指版面中心较窄的一行。6、鱼尾，指在版心中间距离上边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刻的象鱼尾的图形，有时版心下方与上方对称的地方也刻有鱼尾。7、书耳，又称耳子，指刻印在版框两边边栏外上角的小方格，方格内多记有篇名或卷数。

(二) 活字版印刷书

1、版面：印刷页在印版上所占面积。

2、版框：书版的四周。

3、栏、边：书版四周的线条。

4、界：行格的线。

5、天头：版框上方的空白处。

6、地脚（角）：版框下方的空白处。

7、耳子或称书耳：宋版书左栏外的上角小方框。用

来刻书的小题或卷数。

8、版心（中缝书口）：版心一般用鱼尾（ 也叫象鼻）分成三段（栏），上下两段的中心往往有一条黑线，称“黑口”，如无黑线，则称白口；黑线粗的叫大黑口，细的叫小黑口。鱼尾全黑的叫黑鱼尾，白的叫白鱼尾，花的叫花鱼尾，中缝的黑线是供折叠整齐用的，也可以说是折叠线。中缝一般刻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字数，刻工姓名等。

9、阳文：版面的字一般用白底黑字的为阳文。

10、阴文：黑底白字，用在提示性或标书类别加注的个别字。

11、墨围（框）：在某些字周围加墨框□，用来表示注疏、专名、小标题、也有加方括号“[ ]”的。

12、墨等，墨钉“■”，白框（空白）□都是阙文的符号。

13、行款：正文的行数和字数。

14、大题、小题：一种书的总称或书名叫“大题”，书中

的篇、卷、章节、类别叫小题。印本书中一般是大题在上，小题在下。只有宋版书中有些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仿简帛）。

15、封皮、封面：书皮叫封皮，书皮上印有书名、作者名并加框的叫封面。

16、扉页（副页）：封皮内另加的空白纸叫扉页（副页），书前的叫“前扉”，书后的叫“后扉”。

17、序、跋：序也就是“序言”（引言），一般由作者自己写，内容包括写书的目的、内容、写作过程等。后世也有师友，名人写的。跋一般由师友写，多是对书的评价、推荐、赞誉。其顺序一般是“序前跋后”。

第四节 书籍的散失佚亡

中国古代书籍浩如烟海，从古到今到底一共有多少种书，是谁也说不清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