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孝文化

2024年1月23日发(作者：俞润)

中国民俗文化

——“孝”文化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主要包括民俗工艺文化、民俗装饰文化、民俗饮食文化、民俗节日文化、民俗戏曲文化、民俗歌舞文化、民俗绘画文化、民俗音乐文化、民俗制作文化等等。具有普遍性和传承性和变异性。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神州大地上的各个民族不断融合、发展、进步，各民族的文化与习俗也交织在一起。现代社会在民俗文化领域中最引人注意的、最贴近于人民生活的莫过于“孝文化”这一民俗文化。

百善孝为先，传统的孝道文化数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乃至整个华夏民族。中国人把孝视为：人立身之本、孝是家庭和睦之本、孝是国家安康之本，同时也是人类延续之本。孝，千百年来是中国社会维系着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孝”乃出于人的天性。人的生命受之于父母，从婴儿至于成人，无人不承受父母的抚育与关爱，有此恩情，子女报之以孝，合乎情理，世界各民族的人皆如此。只是古代中国特别强调孝，把孝看作整个道德体系中的主德，看作整个道德体系所建立的根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把孝由人的天性扩展为一种系统性的文化———“孝文化”，这却是中国特色。

中国的孝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历史上起过稳定家庭,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对于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对于保持家庭的和谐于社会的安宁,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发展,推进社会民主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孝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积极的作用是：敬亲养亲的思想，维持了家庭的和谐；修身养性的思想提升了人的道德水平；博爱的思想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互助、友爱，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谏诤的民主平等思想，对为父者的不良行为有监督牵制作用。消极的作用是：宣扬不近人情的愚孝，如郭巨埋儿、黔娄尝粪等；把孝神化和泛化，表现为一是宣扬因果报应、天赐神助；强调无违亲意，绝对服从，即孔子主张的“无违”；提倡“父母在，不远游”，这是保守的思想观念。

所以我们对“孝文化”保持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孝文化中的合理部分，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因为善事父母对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凝聚都会起到有益的作用。但是，这种孝文化几千年来受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专制政治的影响，其中也有许多封建性的东西，不能适应今天社会生活的需要，我们应以民主、科学为指针，对它进行改革和创新，剔除其封建落后的糟粕，并使其现代化。

在我国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此后中国历史虽经历朝历代，"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

现代社会中，由于教育已趋向大众化，新技术与新信息的更新步伐日益加快，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模式的巨大改变，无不影响着现代家庭的结构。中国目前的家庭结构中，子代接受高等教育而父代由于受到时代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仅具有传统知识技能的情况十分普遍。知识上的优势使子代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较大提高。同时，自五四以来西学所倡导的民主、平等等思想，也普遍融入中国人的思想理念之中。人们普遍认同人与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从而影响着人们对孝的理解与认识。特别是中国进入80年代后，中国社会更加倡导和谐的亲子关系，注重父代与子代的独立人格，强调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过程不应成为价值附属。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面对诸多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而进行反思的时代，对中国传统意义中的“孝”即“父权”的观念，无疑是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时代。也正是基于此，中国社会对代际关系的重构，赋予了其平等、独立的现实意义。

中国当代社会中传统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逐步瓦解，使得孝的传统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过去中国社会经济以农业化为主，集体劳作集体生计决定了中国家庭模式常常为“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模式。家有家规、族有族祠，父父子子的孝行关系慎密而不容侵犯。而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商业化的社会经济逐步占据重要地位，农业生产的大机器推广、人民生活城镇化都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大家庭式和宗族式的生活模式。

尤其在农村，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外出打工，以换取更多的生活资源。过去的“父母在不远行”的孝行模式受到巨大挑战。同时，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又造成家庭中祖孙辈留守家庭居多，即年轻人的留守父母（祖辈）需要在家中照看留守儿童（孙辈）。这些现状都促成了目前中国国民需要重新规划孝行为及运行模式。其次，在中国城镇，随着近年来养老保险体制的不断完善，城市居民的养老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很多老人退休之后有固定的退休金，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过去的“养儿防老”是为了“老有所养”，而现代社会老人的经济状况得到相应保障，过去的“老有所养”已不仅仅是老人对后辈孝行为的期望，“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渐成时尚。

我们生活在现代化，现在的孝文化很广泛，而孝与公德、孝与民主、孝与科学和孝与法律的关系也改变着现代人的观念。

首先说说孝与公德。随着中国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愈来愈复杂，家庭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愈来愈缩小，人们认识到除了家庭亲情之外，对社会大众———包括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应给予公正的对待而不应歧视，社会公德的重要性愈来愈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今天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体系，其重点就是放在公德建设上。因为公德是群之所以为群、国之所以为国的道德，它包括经济道德、政治道德、职业道德、科技道德、环境道德等方面，因而它比“ 孝”这样的私德适用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尽管“ 孝”这样的私德和公德都重要，二者各有其有效范围，但在二者发生矛盾时，我们应更看重公德，把“ 孝”置于公德之下，在讲公德的前提下讲“ 孝”，更不能以“ 孝”妨害公德。

再说说孝与民主。封建孝道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单向服从。许多人执迷于父母生我乃是“ 昊天罔极之恩”，因而认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父母报恩还债，以父母的意识为意识去生活，以泯灭自我意识为代价去换取父母的“ 顺心”。

我们今天不必重复“ 五四”时期“我不再认你作父亲，我们都是朋友”的说法，而应既把朋友式的平等当作父母子女关系的基础，又把父母当父母，即有不完全

等同于朋友的情感态度和相互关系。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最无法逃避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夫妇合不来可以离异，朋友合不来可以不来往，同事合不来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只有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能选择，不能一走了之，所以在双方都想满足自己的要求时，双方都应珍惜这种关系，彼此体谅、协商、自我约束，不要滥用自己的权利，以对方的失败换取自己的胜利。这种方式包含了现代道德最基本的要求：自尊又尊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仅限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适用于一切现代人际关系，因此培养现代民主精神应从正确对待“ 孝”、正确处理子女和父母关系做起，从家庭生活民主扩展到社会生活民主。

再说说孝与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提供的知识和方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 长寿”也应有新的观念，现代长寿主要不是指活的岁数大，而主要是指是否有老年生活质量，不但要老有所养，而且要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这样，子女要让父母长寿，除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外，还要帮助父母参加各种有益身心的活动，包括文娱、旅游、科学与艺术创造、审美活动、爱情生活等，这才是科学的养老行孝。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以唯物主义对待死亡，丧事从简，提倡符合现代精神的葬仪。

最后说说孝与法律。“ 孝”本来只是一种家庭伦理道德，不是法律，但由于古代中国实行宗法制度，特别强调孝道，而且社会形态是家国一体，而现代社会不能这样做，因为道德和法律二者应有明确的界限，道德靠的是自律和舆论监督，法律靠的是他律和强制执行。有人认为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什么都想法制化，连孝不孝这样的问题，也想用法制来解决，这是行不通的。道德过多进入法律容易带来专制，因为“ 孝”无法量化，不能有单一化的标准。孝主要靠舆论提倡，而不是靠法律强制。

社会是发展的，人类的历史也在不断延续。文化也同样如此，文化是动态的，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中国传统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的凝聚力，也是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今天我们对孝文化的审视、思考与构建，是基于继承发扬孝文化精神的目的，使其得以再塑其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