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资料

2024年1月15日发(作者：柯一鹗)

洋务运动

开始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结束标志：1901年总理衙门取消。

背景：1.两害：太平天国革命、英法联军入侵。

2. “借师助剿”的成功。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编练建设新式海军海防、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的活动。因此，不管清政府从事改革的洋务派自觉或不自觉、意识或不意识，他们的言行，在一定时期里是体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

洋务运动，从其整体说，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及相应地发展新的文化教育运动。但它的兴起，却是为了镇压太平大国为主的人民革命，而购置和引用西方先进武器为开端的。 “借师助剿”典型而集中反映了这两个特征。为什么要洋人来“助剿”？是因为清王朝力量不足以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为什么要“借师”？因为“夷兵”武器先进，拥有熟练使用“坚船利炮”的军事人员。清军乃至太平军购买和使用西洋新式武装，几乎与“借师助剿”是同步进行的，都是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前期。但前期是买其器而未用其人， “借师”是既用其器又用其人，而中外混合的洋枪队中的华人，接受了新式武器的使用操练和对新技艺有一定的感性、理性知识，更是使用新式武器的清军兵员所比不上的。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由于总理衙门是名符其实的人少事繁，这就规定它处理公务必须明快迅速，事到即办，统由章京亲自办稿，决不拖延推诿，从而革除了其他老衙门办理文稿经由堂吏、司员、堂官多道手续和公文“旅行”的弊端。总理衙门每天处理公文均有数十乃至上百件，包括奏折、奏片和京师各衙门、各省将军督抚、南北洋大臣的往来咨文信函，与各国使臣的往来照会，节略、会议记录、各种条约章程，以及各地呈报的商情、税务、新闻纸与总税务司、同文馆的各种往来文件、堂谕，等等。从 1881年设电报处以后，京内外凡外交、军情及一切要事，大都用电报传递信息；总理衙门也逐渐更多地用电报了解和指示各地的外交与洋务经济等活动。从此各地电奏都由总理衙门译呈，电旨也经由总理衙门交发。在不断加重的负荷下，总理衙门所理的事务都一一完成得很好。可以认为，总理衙门这一新机构，是颇有生气的。据上所述，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顺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它的成立和发展，虽也有对外妥协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主要着重于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机构的改革也仅限于总理衙门本身，未能也不想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带全局性的体制上的改革。由此可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是一个进步的表现，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促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机构。

师夷长技以制夷

左宗棠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指出，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先进政治家思想家，试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拯救清王朝垂危统治的改革主张和措施， 由于顽固势力的破坏阻挠而被扼杀， 以致 “廿余载事局如故”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毫无革新和前进；20年

后，清政府处于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却又将“师夷长技”提到了实践的日程。这也就是说，“师夷长技”的变革，没有能在抵御外侮也即所谓“制夷”中实行，而却在镇压人民起义中实行了。

从清朝的需要说，是急于大规模“借用夷力”的，之所以暂时还是采华夷混合的“商雇”性的半公开“借师”，而没有明目张胆地“借师助剿”，除了咸丰帝上述的担心外，显然在其他方面还存有很大的阻力或障碍。这些障碍要从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和人民革命等方面寻找和得到说明。它反映了清廷中枢在当时总的倾向是害怕在这件事上陷得太深。易送鬼难，还是不请为妙。在这篇上谕中咸丰帝又说：“夷性贪婪，许借兵剿贼，必至索请多端，经费任其开销，地方被其蹂躏。”并举英夺印度之事”，以证明“借夷助剿”所占地方有可能被洋兵所占有。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尽管包含有“御夷”意图，但他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发生的。

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或是洋枪洋炮的使用和“借师助剿”的实行，都在某一侧面和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自己创办近代军用工业，作了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尤其是清军使用洋枪炮、火轮船和“借师助剿”的实践，对清政府的军政官员下定自己掌握先进武器的决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必须设厂制造枪炮轮船的直接认识，始自林则徐。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内与英国侵略军的接仗中，即明确意识到：为了国防的需要，不仅从西洋购买火炮船只，更要自己制造，而首先在国防前线地区制造。他说： “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魏源并建议在虎门外的大角、沙角建立造船厂和火药局各一座，雇用法、美等国技术工匠，制造船炮。这种主张在当时虽未能实现，但对后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作为清朝统治者，如果不是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他们是不会改变陈法的。60年代初洋务派头目们之所以迫切要求“师夷长技”，是为了“两害取轻”地镇压“心腹之害”。他休地叫嚷“练兵”“制器”；曾国藩有了在镇压太平军中“实赖洋炮之力”的亲身感受，就非常积极地大力购求洋火器和第一个办近代军火工厂；李鸿章也正是到上海后，亲眼看到外国兵人数少“即当大敌”，中国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②的情况，从而加快了“资取洋人长技”，自己设厂制造军火的步伐。李鸿章到上海后不多天，就明确了使用西方先进武器的目标。他亲眼看到外国军队武器精良，常常以少量军队胜数量大大超过于自己的敌军，其原因是先进的火炮。于是淮军到沪后很快更换新式武器。但购器甚难，而热兵器弹药的消耗量很大，供应尤难而且贵。“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十二磅炮弹要费三十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坏的铜帽也要十九两银子。”这是淮军饷需经费负担不了的。这时，在李鸿章军营服务的英国人马格里建议设厂自造。

工业

创办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取得廉价军火、自由劳动力的工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及向纯资本主义型发展趋势等因素看，资本主义是制造局的主导面是显然的。至于封建性当然是有的，而且开始时还较浓厚。例如通常所讲的生产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有利于地方军阀的割据；用封建管理方法实行人治而违反法治以致腐败成风等等。但这些在企业中不是主要方面，尤其是随着为出卖而生产的资本主义性日益增长，这种封建性将日益减少甚至消除的。关于民族性与买办性关系，这里也作出明确的答案。制造局想要生产廉价而取用方便的军用品，想要制造“制器之器”的机器，以发展自己的工业，本身就表明它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对立面而发生和发展的；建厂之后，尽快制造机器以自用，设炼钢厂以期达到钢材自给，设翻译馆译书以学习先进科技知识，设绘画房

及其发展为工艺学堂以培养人才，等等，都表明其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企业，提高国产化的能力的意图，其民族性多么鲜明！有些研究者在著作中，说江南制造局在工匠、材料、机器设备过分依赖外国，而这些又被称之为买办性。这实在是欠公允的偏颇之论。在那时，中国在这些新事物一无所有情况下，不靠进口机器设备行吗？不聘用洋技术人员行吗？不进口钢铁等原材料行吗？事实上制造局是力图赶快改变人才、技术、原料、设备等依靠外国的现象的，买办性于何有！

马尾船政局，是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它的产生和建成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夺其所恃”不仅可在军事上做到有效地御侮，而且也是在经济上与洋人竞胜，“分洋商之利”所必需。

船政局发展中的矛盾

船政局的发展与它的设备能力是不相适应的， 而且90年代中期以后走向衰落。这是什么原因？从原则上说，这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形式与封建经营的内核发生矛盾冲突的绪果。第一，船政局的经营方式违背资本主义积累与分配的规律。马尾船政局资金来源于闽海关的固定拨款，它与上海、天津等机器局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不是“就动拨之款，核制成之数”，而是生产不计成本，产品不作为商品出售而通过清政府调拨给各单位使用的。这就决定船局的发展不是依靠内部积累，而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支出。这种完全依靠财政拨款、不计成本的生产经营，与左宗棠为了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虽费有所不辞”的指导方针有关。当然，这在一定时期是有必要的。但随着船局由木壳而铁胁、钢甲，由建造150 马力到造 2006 余马力的船舰，不断扩大规模，船政局的耗费日益增大；而清政府的财政却日益匮乏，对船局的支付日益减少，于是矛盾日趋尖锐了。洋务派看到外国轮船多系商造商购，故船业能持久不衰，想仿效之以解燃眉之急，但他们所用的只是“官轮商雇”、需用轮船者支付部分款项“协造”，和船坞修船收费等办法。而这，只不过是半官半商、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它不能降低消耗减轻成本，使船价达到与外洋轮船相竞争的水平。第二，封建官僚衙门式的管理与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矛盾。马尾船政局相当一部分僚属把船厂当作封建衙门，其重要表现在任人唯亲上。尽管沈葆桢定下“虽其至亲旧交不滥收录”的任人唯贤方针，但继其后者还是免不了“滥收滥委”，致使滥竿充数，技术上外行的人管理上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现象泛滥成灾。这些没有专业知识“滥竽”者流，诚如沈葆桢所说：“今则督艺徒者匠首也，而匠首之智不如艺徒；督匠首者绅员也，而绅员之智不如匠首；督绅员者臣也；绅员能知其大意，臣则一无所知而已矣。”沈葆桢主要为了说明培养新型科技人才紧迫性问题，却说明了滥用非才的真相。这种情况怎么能不瞎指挥以至于偾事呢！

创办轮船航运局和“公局”成立、官督商办名义下的商办、名符其实的“官督商办”。

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

“一、价值规律对于军用工业的创办和生产起着作用。洋务派认为，向外洋购买军火价值太昂，于是自办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降低费用，使产品‘核价尚廉’。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产品披上商品外衣——价值，就有变为商品进入市场的可能。事实上清政府从军工厂调拨给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从 1874 年起，天津、江南等制造局都先后有出售军火的商务收入。三、制造局的工人不少是劳动力的出卖者，其中有些还是从外国工厂雇来的技工，他们的工资一般在 10 元至 30—40 元不等。四、既然价值规律起着作用，部分产品又以商品形式出售，劳动者是劳动力的出卖者，那么，剩余价位规律在军工厂中起着作用就毫无疑义了。因而它带有资本主义性也就不言而喻。”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

一、适应了时势的需要

二、抵制列强的侵权和经营电报的思想

三、官商两利但以“利商”为本的原则

中国电报业是为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占我国电线权利而产生的。当然，中国电报的作用是有两面性的。洋务运动的兴起，本来就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为了这个目的，外之抵御侵略，内之镇压人民革命。电线在对外斗争和发展经济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在对内镇压人民方面则必然起着反动的作用，那就是依靠电报的迅捷遣将调兵，以便迅速地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盛宣怀曾得意地说： “去年（1904—1905年）湘赣会匪起于仓猝，若无萍乡、醴陵电报，搜捕何能如此迅速。凡郡县尽设电报，匪类不能蔓延，功可弭乱，岂仅广收利益哉！”至于对外，既起到抵制作用，也有适应外国侵略者要求的一面。外商在中国内地架设电线，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洋人亦知公愤可畏，听中国自办”，中国自办之后，洋人亦可较好地享用。后来的史实确系如此。侵略者以殖民主义者姿态使用中国陆线时有所闻。张之洞曾愤地说：“未与接连之线，洋人尚敢无理挑剔；如其既与接连，彼此相共，或迟或误，彼更有词。假使两电并须即发，先此后彼，必致相争；后我先人，亦无此理。”从总的方面看，办电报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是社会前进的表现。

铜铅的开采目的，大体说来有：（1）为了军事工业制造子弹之用；（2）抵制洋货入口，即所谓买外洋铜铅 “转运艰而价值贵”， “济军需而杜漏巵”；（3）求富，即所谓“广中土之利源，实为筹边裕饷至计”。

洋务纺织工业，与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煤铁矿务的开采与冶炼，并列为洋务派举办的四大洋务民用工业企业。它们的举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与洋商竞争，分洋商之利，追逐利润以致富：但也有不同点：轮船、电线和矿务三者，既是商务，又与军事上的需要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轮船利于军队和军需的转运；电报对于军事信息传递起着重要的作用；煤铁和其他金属等矿务更明显的是为了军事工业能取得廉价的燃料原料；而办纺织工业却同军事无任何直接关系，仅仅是为了发展商务以致富之举。此其一。其次，轮船航运的创办，是在洋轮充斥于江海，电线架设时，洋商已在沿海设海线，并又在陆上设线，也就是说，轮、电二者都是在洋商侵占了中国利权情况下举办的，至于矿务，洋人也已在中国大事勘查矿藏准备擅自开采的情况下洋务派始着意于此的。纺织工业却是在洋商没有在中国设厂时开始筹建的。第三个不同点是，轮电、机器开矿和机器纺织四者，虽均为中国前所未曾有，但纺织业又与前三者有其自己的不同特点。纺织业是中国有着攸久历史传统的最为普遍的手工业，绝大部分产品是与农业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人们一日不可或缺的衣服，中国手工纺织业也能生产，不赖外求。然而，正是因为人人日常所必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最先把它作为主攻的目标以扩展市场。因此，洋商虽没有在华设立纺织工厂，却通过商业渠道破坏了手工纺织业。如果说轮船航运的创办，是在沙船和其他民船之利被洋轮所夺，但并不普遍涉及每一个人生活的话，洋务机器纺织工业的创办，却是在洋布充斥市场较为普遍地涉及居民生活的情况下开始的，虽与轮运有某些相似，却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工业总结

从企业本身说，有其主观上的原因：（1）商本官办不能取信于民。铜矿名为招商办厂，实则由宫督理。这一点唐炯一针见血地说： “招商局设立三年，招股甚菲，固因近年股票倒骗，亦由前抚臣（指杜瑞联——引者注）创设五金局，强欲官理民财，其势不能相信，以是来源日绌，办理尤难。”所谓“官理民财”，就是利用民间资本达到官方目的的同义语，也就是与民争利。唐炯本人如何呢？他在滇藩任内及继任滇抚和督办云南矿务时，也仅具有所谓“非商股不能辅官本之不足”③的思想而已，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于是（2）就必然出现官方垄断铜产品不准在市场流通的局面。 1886年岑毓英奏明： “每年办运京铜百万斤，准一成通商， 以次递加， 原冀歆动群情， 不致畏难裹足”。然而情况并非如预期的有所改善，办理结果是“所办铜斤悉数归官买”，并无余铜通商。唐炯虽也看到必须“宽准通商”④才能发挥商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积重难返无法做到。 （3）铜产品不准投入市场专由官买，必然

违反价值规律。唐炯奏称：铜的开采，“无论汉、夷皆准开办，但须报官，不准走私。所获铜斤，悉赴下关呈缴领价，概由绅耆经手，亦不开支薪水。”

开采湖北煤矿的目的同总的目的一样，是为军用工业、兵商各轮需煤甚亟，及与洋煤争利。

矿业成败因素是很多的，诸如：投资环境、交通运输、贫矿富矿等自然条件、技术人员的优劣、销售渠道畅滞等等，据前所叙，有些成功者与上述这些条件优越有关，有些失败者与上述客观条件特差有关，青豁铁厂是一个典型事例。但从各洋务企业成败的事实看，最关键者还在于企业是商办还是官办的问题上。商办不是绝对成功，官办却大多失败。因此，商办与官办，基本上是洋务工矿企业成败关键。办近代钢铁工业企业，固然是为了使用，但不为“牟利”，就必然不按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办事。在建厂、生产和流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与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封建主义政治目的的矛盾。

洋务教育

洋务文化教育，是指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为适应洋务活动需要所举办的文化教育事业。这种事业，既与清政府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外交活动有关，也与办洋务企业的经济活动及一切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做对外交涉中的译员，还是做科学技术等图书的翻译，都有御外侮的目的。这个目的尤以后者最为突出。当时除少数人能够直接阅读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原著外，大多数人要靠阅读译作，故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从1863年到1875年，已译出这类书籍40余种，这些书大都刊印于1870年前后，中国掀起办民用工业企业高潮之际，对民用工业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70年代以后， 特别是80—90年代则大不相同了。办新式教育的根本目的，虽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统治，但教育的直接服务目标，却是日益增多地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就是为造船、驾驶、电报、矿务、冶金、铁路、纺织、商务以及一切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培养所必需的人才。

转变与改善

洋务运动路线的改善，主要是指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由镇压人民革命为主转变为抵御外侮为主，由举办和发展军用工业以求强为主转变为举办和发展民用工业以致富为主。这种政治路线的改善和战略性转变，固然是体现了洋务运动本身发展深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中外和好”幌予加强经济文化侵略，并由“中外和好”变为军事上武装入侵的客观形势所作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一个进步。清政府为什么要从求强为主转变为求富为主？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促使洋务派与洋人争利这一动机之外，直接的原因是从军事上饷需匮乏而逐渐认识其迫切性的。

军队

舰队的编制也基本上是旧式军制的翻版，将各舰编为右翼、左翼、中军、右军四队，而这种旧官制和军制是不符合近代海战的要求的。甲午海战中暴露了这一弱点。

自强军及新建陆军对封建军事制度的变革还是很不彻底的，它刚

刚脱胎于旧军，不可避免地保留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

方面：向军队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严厉控制士兵、上下级间的封建私属关系。

60年代清政府关于铁路问题的三次议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识到铁路这个先进技术很利害；但前二次与第三次讨论有一个显著不同点，即前者更多的从国防上考虑，洋人造路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后者则进入到经济生活方面，要在修筑铁路上与洋人争利；如果说第一、二次讨论中流露着对铁路惧怕的心情的话，第三次则由惧怕而产生要利用铁路这一利器以为我用的思想萌芽了。总起来说，也就是从军务、商务两个方面来考虑铁路的修建和利

用问题了。

得有把握。但当遇事筹维，慎于操纵，非独铁甲船未可尽恃也。”李鸿章说：“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詟敌情。”刘坤一说：“海防虽不可不办，然目前似当以守为主。„„若糜费巨款购买彼之现在铁甲兵轮及铁炮台，欲与彼角胜重洋，未必确有把握。”总起来看，他们虽大力筹建海军，但御敌的信心不足，战于大洋更觉没有把握。即使像左宗棠这位号称坚决御外者，因不时想着人民起义的威胁，对外抵御也打了折扣。他说：“长江各省伏莽甚多；„„腹地多虞，„„与其购铁甲重笨兵轮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中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愈。”，这些领导者们的精神状态，决定了海军使命仅为被动防御，不敢主动出击，这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彼族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其命运可以预卜。

太平天国的影响

一个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展了商品经济。由于太平军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多数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增加了产品的商品率；同时，天国的“商旅出入，征税甚微”的利商政策，也使市场贸易出现了繁荣，有的地方甚至做到“百货云屯，盛于未乱时倍蓰”。太平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另一后果，是封建关系松懈前提下的小农经济发

展。

成功与失败

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结果未能做到将侵略者赶出国门收回被侵占的利权，这是失败之处；但在洋务运动中增强了军事经济力量，列强未能瓜分中国使中国殖民地化，洋务运动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因而不能不认为它的成功之处。

现从这两个方面对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进行考察。

先从洋务运动的目的方面论述。洋务派官僚兴办洋务运动的动机和目的，已为学术界的人们所熟知，那就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便将“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然后在逐渐富强起来的过程中抵御外侮战胜侵略者。很明显，目的是富强起来，既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又战胜侵略者，以拯救清朝统治；其手段是使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建立新式武装并发展近代工商业。除镇压人民革命是反动的之外，其他一些目的不为不善。问题是这些目的达到了没有？达到多少？答复是肯定与否定参半。清政府运用外国资本主义的新式枪炮将太平军、捻军和回民等少数民族起义镇压下去，维护和暂时稳定了统治地位，史称“同治中兴”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是说它的这一目的达到了。在人民起义被镇压后，对清朝统治威胁最大者当推列强的侵略了，这种威胁虽被清政府称为“肢体之患”，这是相对于人民革命说的，一旦人民革命这一“心腹之害”被消除，“肢体之患”未尝不可转化为“心腹之害”，清统治者也未尝不视为“心腹之害”。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集中人力物力进行海陆军建设，就是为抵御外敌而进行的，其规模远远大于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而采取的军事措施，并培养了大批新型的科技人才；又由于认识到要真正地强，必须富，于是大办近代工商业，这就是所谓“强与富相因”。这种主要意在抵御外侮的活动奏效如何？伊黎收复了；日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偃旗息鼓了；中法战争做到“不败”或“稍胜一筹”了；殖民地化彼阻止住了，半殖民地化披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虽没有他们预期强盛，但也未被淹没掉。这些表明，洋务运动在抵御外敌上也已部分的达到了目的。

现在再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问题。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

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两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起步”虽有反动性，但却符合客观历史发展和人们正确反映客观的主观认识两方商要求的。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所作所为促进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是恰当地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尽管在洋务运动之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己有人在航运、金融等领域进行过投资的试探，尽管没有洋务运动中国社会也会发展资本主义，但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封建主义土壤里第一次生长出资本主义，这一飞跃是洋务运动所促成，是洋务运动缩短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航程。这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对社会发展规律起的促进作用，就是洋务运动的莫大成功。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不够理想，那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阻挠和扼杀的缘故，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没有也不可能克服这些阻力。从这一意义说也可认为是成功中的失败。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无论从洋务派的动机目的或是从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说，均可认为它有相当程度的成功。不能说完全失败了。所以夏东元对洋务运动作了“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的提法，就是为了要肯定它的成功，用“结束”一词，实际上包含“失败”的意思但不是全失败了；而且，所谓“结束”，并不一定是指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为结束的标志。事实上，甲午战后洋务还是继续在办下去，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实行以前，还未有什么新的改革的政治势力能代替洋务派，故还不能证明洋务运动已经结束了。甲午战后一段时间为各种政治势力交叉交替时期，也就是洋务运动尾声。

然而，中国没有能摆脱半殖民地厄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志士仁人所要实现的独立富强，这是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决定的。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方针的洋务运动决无可能做到这一点。

维新派

所谓“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就是指甲午战败后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逐步被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所代替的过程。在这交替的过程中，一方面洋务派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尤其是经济、文化教育等活动，不仅继续而且还大为发展着，但在政治上仍原地不动不作任何改革；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把维新思潮推进到政治实践的阶段，并发展为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