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悲惨世界》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来看，小说的地理属性未曾引起过关注，其地理属性表现为空间转换的层次性与人物命运的历变性，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观照。以主人公冉阿让为例，一生先后辗转于土伦、迪涅、蒙特勒伊、阿拉斯、巴黎之间，人物命运随时空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建构性的历变过程，人物的发展、变化与地理空间彼此形成了强烈的对应关系，引用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更有利于使我们认清这种对应关系。“文学地理学”之名是由中国学者自主提出的，是在借鉴西方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自发形成的文学批评体系。在研究存在空间审美蕴涵的文本中，提供了扎实的地理参照。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本与地理要素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为我们探寻空间塑造背后的美学动因提供了切入口。以地理空间为例，“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学空间，是与地理相联系的文学空间。我们着重要研究的是所谓三重地理空间，即在文学作品中与自然地理相联系的三种地理空间建构”[1]，即现实空间、想象空间与心理空间。三重空间并非彼此独立，在具体文本中可能
《悲惨世界》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及其审美意义
丁 萌 徐梦真很大的拼音
内容提要：《悲惨世界》的地理属性表现为以广袤的地理空间为依托，相继建构了土伦、迪涅、蒙特勒伊、巴黎四重现实典型空间，由表入里，最终直指巴黎。同时，文本以滑铁卢战场、地下阴渠两次对立、并行的想象空间彼此观照。两类空间不仅承载了文本的空间载体，也成为作家艺术想象的审美诉求。
本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以反映人地关系的地理空间为切口，寻求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并尝试探寻其背后的审美蕴涵。
齐步走关键词：地理空间现实想象审美
作者简介：丁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文学地理学。徐梦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现代语义学。
Tittle: Geo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in Les Misérables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Attributes of Les Misérables is bad on the vast geographic space. It has successively constructed the four typical real spaces of Toulon, Digne, Montreuil, and Par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it refers to Paris fin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 text has also constructed two opposing and parallel imaginary spaces in the battlefields of Waterloo and underground drains. The two spaces has referenced each other. The two types of space not only carry the spatial carrier of text, but also become the aesthetic appeal of the writer's artistic imagination. Using the critical methods of Literary Geography, this paper eks to construct the geographical space in the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ographic space refl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land,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s behind it.
Key words: geography space reality imagination aesthetics
Author: Ding Meng is from the College of Chin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Geography; Xu Mengzhen is from the College of Chin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Modern Semantics.
重叠，要依据文本实际情况出发。在《悲惨世界》中，以冉阿让为焦点，由文本出发可以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物行迹图，地图的每一个落脚点，都代表着不同空间下的主人公所经历的每一个人生阶段。解构这幅行迹图，归纳出文本中的地理空间建构集中于四重现实空间与两重想象空间。地理空间建构完成后，不仅仅成为行文展开的空间载体，背后还蕴藏着创作者所赋予的审美动因，是地理空间形成后所体现出的、与作者相关的情感因素。巴黎与雨果像一对恋人，分分合合，对巴黎的爱与恨贯穿雨果一生。
一、由表入里的四重现实空间形态海水为什么是蓝色
“在文学地理学意义上，所谓文学作品的现实空间，是指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以一种现实的眼光如实地描写自然地理形态，作品中存在的空间形态与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实景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形，可以唤起我们对于现实地理空间的实体印象。”[2]参照法国地图，文本中出现的地点、城市以及相对应的方位坐标
、区域布局皆是有现实依据的，在文本中出现的土伦、迪涅、蒙特勒伊、阿拉斯、巴黎亦是典型的现实空间。冉阿让一生辗转经历了四地：土伦、迪涅、蒙特勒伊、巴黎，也由此构造了四重地理空间，这四重空间规模、层次不同，其对应的人文内涵也不尽相同，呈现出由小到大、由表入里的空间形态。对比法国地图，参照冉阿让的行进路线，从南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向西北一路行进，几乎环绕了半个法国，最后直逼法国心脏——巴黎，以如此辽阔的地理背景为依托，使得我们更能体会雨果所强调的“悲惨世界”中“世界”的真实性。
土伦，囚禁肉体与良知的牢笼。土伦是瓦尔省省会，位于法国东南部，是濒临地中海的港湾，也是囚禁冉阿让肉体与精神的监狱。冉阿让剪树枝所得不足以养活姐姐留下的7个孩子，无奈去商店偷面包，“为了打破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①，因此被抓，入狱后4次越狱未果，狱期累计到整整19年。几次越狱犯罪证明了冉阿让对于不公的反抗，这是一种急切的、不假思索的、完全出自本能的反击。可现实告诉他，停手吧冉阿让，不要再无谓地挣扎。文中有一处描写他落水的场景，“人全不在了。上帝在什么地方呢？他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他不停地喊着。水边没有一点东西，天上也没有一点东西”（99），压抑与绝望葬送了他反抗的斗志，后来他不再反抗了，以固执的仇恨压抑情绪，以对人类与社会的仇恨重塑自我，这是用从痛苦中得来的那种错误观念深思熟虑过的。犯法与受罚，逻辑上说得通。因为食不果腹去偷面包养活孩子，能不能构成犯罪动机？国家机器与法律的审判中有没有参照人性维度？土伦埋葬了冉阿让的壮年与自由，外在形体的囚禁消解了他人性中的真与善，换来的只有仇恨、谩骂与鄙夷。雨果在这里设置的土伦，也是对国家机器公正性的鞭挞与考量。java配置环境变量
迪涅，人性复苏之门。迪涅是迪涅莱班的简称，位于法国南部，为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之省会，在这里冉阿让受到主教的感化放下仇恨，打开了人性复苏的大门。“迪涅教区是个苦地方。平原少，山地多”（12），因米里哀主教的到来发生了变化。他为当地居民孜孜不倦地虔诚传教，也正是这一人物的设定，拉开了米里哀主教与冉阿让之间的人性渊薮。冉阿让得到了一张证明自由的“黄护照”，涉足千里到达迪涅，所有人都在拒绝他，甚至连马棚都不愿意施舍给他，虽然他自由了，却仍背负着罪名与冷眼，这是一种人道主义式的残忍裁决。唯有主教接待了他，给他食物，为他祈福，并宽赦了他偷盗银器的罪行，冉阿让痛心疾首，“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109），这一个承诺牵引了整部巨著的人性之光。冉阿让在狱中19年没有流泪，此刻却哭了，他的后半辈子都在践行这个承诺，成为引导与践行他理念与行为的人生航标。
蒙特勒伊，善恶并存的法国社会缩影。蒙特勒伊市位于法国北部偏西，是一个海滨城市，濒临卢卡尔河，该河发源于大西洋，流经法国中部地区，濒临海洋的城市往往有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在这里冉阿让化身马德兰市长，这座城市在他的悉心经营下渐入佳境，而冉阿让也一直履行对主教的承诺，以爱与诚实来对待人和社会，他也定下了规则：“做诚实的男子！做诚实的姑娘！”蒙特勒伊
在他领导下迅速繁荣起来，可芳汀的遭遇恰恰暴露了雨果所强调的问题：贫穷、饥饿与黑暗。这些问题永远也不可能靠冉阿让一个人的力量得到解决，雨果在此还是再次强调了这样一个悲惨“世界”是无
法仅通过个人去改变的。芳汀惨遭诬陷被迫走向出卖身体的道路，冉阿让无意间推使芳汀一步步走向深渊，幸亏冉阿让及时发现，阻止了法律对芳汀的裁决，并拯救了芳汀与珂赛特。在这座城市，德纳第一家是恶的典型，最能反映这座城市的对恶的包容以及肮脏在社会的蔓延，他们眼里只有金钱、利益，不顾人死活，压榨每一份能到手的利益，芳汀的堕落与德纳第一家的欺诈有直接渊源。冉阿让一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座看似文明的城市背后也存在着压迫与罪恶，如此对立的社会图景是法国社会的缩影。
巴黎，文明古都、自然之城、罪恶之泉。巴黎位于法国中部偏北，是法国的中心，也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都，许多故事在不同的地点发生，如卜吕梅街与圣德尼街，卢森堡公园，科林斯酒馆，这些历史悠久的旧地虽已破败，却见证了巴黎曾经的历史。地下，又有横卧百年的阴渠，隧道走向不一，纵横交错，支路繁多。同时，巴黎也是一座充满生命力的自然之都。文本中巴黎的城市形象塑造得特别立体，从上俯瞰巴黎像一个圆形的场地，塞纳河蜿蜒曲折，从西南穿越巴黎中部，一路向东流去。巴黎处处有森林与河流环绕。塞纳河激流涌动，波浪如粗水绳一样紧抱着桥墩，是生命力的象征。在作品中以森林意象居多，森林是充满生命力的象征，也是遮蔽黑暗的掩体。冉阿让与珂赛特初次相遇即在森林，恐怖笼罩了这个幼小的孩子，“天空中乌云滚滚，有如煤烟，罩在她头上。黑夜那副悲惨面孔好像对着那孩子在眈眈垂视”“森林就是鬼宫，在它那幽寂阴森的穹隆下，一只小鸟的振翅声也会令人毛骨悚然”（388）。然而，巴黎还是罪恶的源泉。由于繁荣给人带来的利益驱动，由于动荡给不法分子
制造的可乘之机，由于压迫给社会带来的反抗之声，使得巴黎这座城市的形象更加立体，政府、军队、法律、审判、建筑都是善与恶并存的集合体。在这里，革命游行、街垒站、坑蒙拐骗、偷杀抢掠都为巴黎所包容，甚至还把罪恶之手伸向了地下的阴渠，阴渠既是历史文明的见证，又是罪恶无处不在的显现。“巴黎是个好孩子，它豁达大度地接受一切，凡事都好商量，丑态使他欢跃，畸形使他喜悦，恶德使他忘忧。”[3]雨果对巴黎的情感亦是如此，肯定它之于法国的重要，又痛斥、揭示其藏污纳垢的特质。
二、双重想象空间的对比模式
“在文学地理学意义上所谓文学作品里的想象空间，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存在的事物往往是作家审美认识与艺术想象的产物。”[4]《悲惨世界》列属浪漫主义杰作，对空间的形象的构建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想象的成分。对空间形态的想象定性，以作家的审美想象在空间构建上所表现的效果为准，换言之，能够充分表达作家审美理想与艺术想象的空间构建，即为蕴含着象征意义的想象空间。在文本中，抛除前文所提及的四重现实空间形态，表现最突出的便是对于阴渠、滑铁卢战场两重想象空间的建构。对阴渠的描写，雨果本人并无参阅文献的经验、实地考察的实践，得益于流亡期间一本关于施肥的书籍；滑铁卢战场作者本人是否涉足无法找到确切文献证明，但对战场的还原与再塑同样也具有想象成分。这两重想象空间的展示，彰显了雨果本人所钟情的“对比”手法。
（一）阴渠——藏污纳垢之地与命运转折点阴渠的设置在《悲惨世界》中是占据独特地位的，因为以往文学作品几乎没有过多涉及地下空间，在文本中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成为人物出场与命运转折点的发生场所。雨果本人并没有实地考察过巴黎地下阴渠的历史、构造，在文本中却能对阴渠的形态、走势、布局做如此清晰的描绘，显然是带有想象成分的。这种想象空间的塑造，雨果在此贯彻了其“对比”手法的文本功用。
首先，就是对阴渠黑暗面的揭露，直言其藏污纳垢的本质。雨果把阴渠比作大树，阴渠总道好比树枝的主干，较细的管道好比树枝，死胡同则如枝桠。这些管道密密麻麻地卧在历史的河道里，纵横交错，分布的位置、数量的稀疏、管道的路线都不一而同。阴渠的功用是湮埋战场尸体、城市垃圾，
清洗油烟机的方法妙招恶臭肮脏难以进入，只有德纳第这样的人才会在下水道中行走，去抢掠死人身上的财物。阴渠也相对应地成为罪行的还原之地，不仅汇聚了垃圾、尸体，也汇聚了地表之上的“贫穷、黑暗与饥饿”。
其次，就是对阴渠正面作用的肯定与展示。马吕斯昏迷之际，冉阿让无路可走，自救都难以保证，无奈之下扛起马吕斯置身于下水道，寸步难行。最碰巧的是在出口遇到了沙威，沙威站在连通阴渠的地面情绪复杂，既震惊冉阿让竟会为了生存进了下水道，也纠结于三番五次冉阿让对自己的宽赦之举，最后抵不过良心的拷问放走了冉阿让。于是，马吕斯得以存活，沙威也在“背叛”人生信条的悔过中自杀。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阴渠里完成，阴渠在此也充当了关键的命运转折点。
综上，阴渠的想象空间展示是以两种对立属性存在的，表面上是藏污纳垢的黑暗之地，实质也是人物命运的转折点，雨果在此以对比的手法完成了对阴渠的想象塑造。
（二）滑铁卢战场——历史还原与反专制倾向受历史小说的影响，雨果描写滑铁卢战场时，以全知全能的非聚焦视角尽力还原了战争现场。文中这样写道“去年，在五月间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一个行人，本故事的叙述者，到了尼维尔”（309），到达战场需要穿过一个山谷、一条小溪，经过“扇形石库大门”，才能到达乌古蒙，即拿破仑受阻的起点。按照空间顺序，雨果一步步为读者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北门被法军打破的一块门板至今还挂在墙上”“那一侧翼已经毁了，人们从窗口的铁栏缝里还可以看见那些墙砖塌了的房间”“当年在那礼拜堂里也有过一番屠杀”“果园情形惨极了。它分为三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说三幕。第一部分是花园，第二部分是果园，第三部分是树林”（310）。文本的叙述是以足迹展开的，一直延伸到拿破仑兵败的主战场，对地形、天气、装备都有描述，连双方援军所经过的路线、地点、时间都做了精致描写，几乎还原了当时战争原景，给人以很强的纪实感，但雨果本人是否进行过实地考察与参照历史文献并无实证，能确定的是，在还原战场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色彩也使得滑铁卢战场并非真正历史中的空间还原，而是经过作家本人改造过后、带有心理诉求的想象空间。
在对滑铁卢战场的塑造中，表面看文本还原了这段历史，实在则是在否定这段历史。从哪些地方可以得知是在否定这段历史呢？在描述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时，雨果聚焦于地形、天气等不利因素，影响了
行军路线与关键援军的到达，甚至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天命”。此“天命”实则是雨果反对极权的一种讽刺。联系到雨果的历史观与政治理念，发现此“天命”的结论，是与雨果早年由盲目的保王党向后半生秉持的反专制理念转变密切相关的。雨果童年基本是与母亲一起度过的，而母亲索菲是坚定的保王主义者，受母亲影响，政治导向成为青年雨果的价值选择。雨果自己也回忆到“十六岁上，政治热情使我投身文学”[5]。随着历史的推移，如左拉所说，雨果成为了一个民主的使者。面对法兰西第二帝国，身为议员的他因不满专制、独裁统治而自愿流放，而他本人丝毫不悔，“越来越觉得流亡是个好事，就算死也会显出豪气”[6]。自此，反专制、拥护人道主义的热忱贯穿了雨果整个生命。《悲惨世界》就是创作于流亡期间，回忆法国大革命以及还原拿破仑的历史现实，不可避免以隐藏叙述者的声音表达雨果本人对拿破仑违反民意的独裁帝制的不满。综上，滑铁卢战场这一象空间的构建，表面上看是在回溯、还原历史，实质则是雨过本人对拿破仑极权历史的否定，依旧贯彻雨果本人的“对立”手笔。
三、空间塑造背后的审美动因
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完成后便具备了相应的审美内涵，与作家本人声音的传递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地理空间的塑造既有文本层面的叙事功能，又有作家层面的主题传达与审美动因。就整部《悲惨世界》来看，“美丑对照”的审美法则依旧是作品艺术手笔的主要传达方式。在表现恶的同时灌注着爱的箴言，雨果提出的世纪问题暴露了当时法国社会存在的弊端，但这种暴露并非对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全面否定，否则也不会在文本中埋伏着以爱之名为线索的人性渊薮。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对法国
社会又爱又
恨的复杂情感，与雨果本人的巴黎情结有关，这种情结亦是雨果本人的“地理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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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雨果的故乡，是他一生的故乡结。1802年雨果出生于法国贝桑松，2岁随母亲来到巴黎，后父母关系破裂在两地奔波，然后定居巴黎。母亲去世后，雨果在巴黎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开始了漫长的游历。雨果受母亲保王党的政治倾向影响，幼年也偏向于专制体制，后经历大革命洗礼，转变政治立场，开始拥护共和反对君主，因此遭遇迫害，被迫流亡，前后历经泽西岛、根西岛后回到巴黎，但他一生一直心系巴黎，对巴黎充满了爱的寄托，在作品中对巴黎的全方面塑造皆源于此。换言之，巴黎的成长环境培育了雨果对巴黎及法国的热爱与留恋，成为他生命旅程中重要的“地理基因”，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任何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任何文学类型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起来，任何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类型绝对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存在”[7]，这个特定的时空就是巴黎的生活经历，成为他创作中的素材与来源，更成为他故乡情结的根系。在《悲惨世界》中处处可见巴黎对他的影响，如雨果曾自称有三个老师：“在我满头金发的童年，唉，可惜太短！有三个老师：母亲，老神甫，一个花园。”[8]那个花园是儿时雨果最喜欢的地方，在作品中既是冉阿让与珂赛特享受夕阳的地方，也是珂赛特与马吕斯萌发情愫的地方；1833年2月16日，雨果与朱丽叶相识，朱丽叶对雨果影响深远，文本中的2月16日也是珂赛特与马吕斯结婚的日子。后来雨果被迫离开巴黎，开始了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却仍心系巴黎，作品中关于阴渠的描述，就源于在泽西岛接触到
的一本关于施肥的书。晚年雨果回到巴黎，仍对巴黎关切有加，他反对埃菲尔铁塔工程，认为有悖于巴黎传统建筑风格中的和谐、统一。
巴黎一直是雨果的一个心结，他爱巴黎的一切，在作品中对巴黎的街道、建筑、森林、塞纳河、阴渠等景观及空间的塑造，都是其故乡情结的寄托。同时，雨果也清楚地认识到以巴黎为代表的法国存在着诸多问题，他勇于表达、暴露这些问题的所在。所以在《悲惨世界》中这种爱恨交织的情绪一直散落于字里行间，这就不难理解“对照”成为文本主要艺术手法的原因了。
结 语
制止婴儿打嗝6个小妙招
以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审视文本的空间存在，无论是现实空间抑或是想象空间，都与作者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印证了文学地理学之于分析存在地理要素的文本的重要功用。《悲惨世界》中的地理属性久未引起关注，以文学地理学的批评视野能够清晰地建构起从文本向作者的传导机制，将文本埋藏的作者声音通过极具象征的地理叙事挖掘出来，这对于《悲惨世界》的接受与研究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口，对于新生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体系来说，亦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
注解【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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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雨果：《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8年版，第91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2] 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3]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4] 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5] 陆楼法、陆忆征：《雨果传》，谢天振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2页。
[6] [法]安德烈·莫洛亚：《雨果传》，程曾厚、程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7] 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载《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35—36页。
[8] [法]雨果：《雨果文集》（第八卷），程增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