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一座文化昆仑，一代博学鸿儒。他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翻译三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
钱钟书的翻译恣肆传神信属鬼工。他译英国诗人拜伦写给情人的一封信，走笔典雅，一不留神，竟超过了原文，成了倾诉离别之苦的绝唱；也完美地实践了他提出的翻译的“化境”草行（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之说。拜论原文：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paration theone who goes away suffere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钱钟书译文：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
译文用典浑然天成，丝毫不露翻译之痕；令人玩味再三，拍案叫绝。
从1950年到1956年，钱先生几乎没有文章发表。这六七年时间，一个大学问家怎能无论著问世？一直让学界感到不可思议。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先生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继兴考证，钱钟书先生曾在1955年填写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表》中说：“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1954）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故无暇顾及其他活动”。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把“毛选”四卷准确地译成英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谁能领衔担此重任，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钱钟书当年从清华考取牛津大学留学生时，其考试成绩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潜心攻读英国文学，其时牛津大学出版一套“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聘请钱钟
书担任特约编辑，他是编辑组中惟一的一个中国学生，其英文水平可见一斑。钱钟书的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征引包括数种语言的著作1780多种。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钱钟书先生凭他超人的记忆默写出的。由此可见他英文造诣之深。
1950年，中央有关领导几次邀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过慎重考虑，他方应允。并非钱先生高傲，而实在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具有风险性的工作啊。这是关系到把毛泽东思想公诸于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接受这一任务后，钱先生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极端认真，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那时候他家住北京西郊中关村，而工作地点在东城区，每天要坐车走很远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学问和能力，“毛选”四卷英译本，不仅达到了“信、达、雅”，更达到了“化境”的翻译标准（“化境”一语由钱钟书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
当时翻译《毛选》时，金岳霖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钟书，不料钱钟书脱口而出答道：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形音义三美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
还有一句成语：“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钱钟书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于是传诵一时，外研社1997年版《汉英词典》中该成语从钱译。钱钟书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译坛的顶峰。
《毛选》中的“化悲痛为力量”，钱钟书译作Turn grief into strength，也是传神之笔。钱钟书还指出《毛选》原稿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有误（见毛著《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应为铁扇公主，从而纠正了《毛选》正文的一个差错。
钱钟书先生对翻译工作非常认真，也很下功夫，他特别瞧不上那些混饭吃的翻译家。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先生关于那些差劲的翻译有这么一段精妙绝伦的嘲讽：“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诱导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心仰神驰，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个饱、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须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十七世纪法国的猪头肉的做法
德·马罗勒神父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Epigrams of Martial）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Epigrams against Martial）”。
钱钟书曾发感慨道：“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这番很能体现钱氏幽默的议论，恐怕有他参加《毛选》英译的甘苦体会在内。
由于《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在当时具有保密性质，鲜为人知，而钱钟书先生又从未张扬，很少有人知道“毛选”四卷英译本中饱含着大学者钱钟书先生数年来的心血与汗水。
1960年，钱钟书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这个定稿小组的组长是袁水拍，组员有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袁水拍是文艺界领导、诗人，叶君健用英文写过长篇小说《山村》，皆一时俊才。而钱先生则脚踏中西文化，集学者、作家、诗人、语言大师于一身，其作用自然是举足轻重。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66年开始后“文革”中停止。直到1974年秋天，他们又开始工作，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毛泽东的诗词气势磅礴、比附曲折、寓意闳远，英译时很有难度，如《七律·到韶山》“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中的“黑手”，究竟是地主之手，镇压农民运动，还是农奴之手，夺取地主武装，据说英译组也有争论。他们还把有些疑难问题直接向毛泽东请示，但不知何故，毛泽东一直没批复说明。
钱钟书的博大精深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参与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工作的赵朴初后来回忆说：“钱钟书的渊博学识真是了得，我是专攻佛学的，我读过的佛学经典，他不仅几乎都读了，而且很有见解。”
钱钟书指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
风格以出，斯之谓信。……三打两建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8:1101〕
按照钱钟书的理解，“信”、“达”、“雅”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可分割，其中“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它包含“达”与“雅”。钱钟书在《论不隔》中指出： “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好的文艺作品，按照‘不隔’说，我们读着须像我们身经目击着一样。” 〔1：113〕“雅”并不是润饰美化。被钱钟书称道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8:1262〕的《摩诃钵罗密经钞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 “五失本”、“三不易”：人们不通异域之言而需要译者传达，翻译面临时代差异、古俗适应今时等困难，但不能为迁就或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完全抛弃原文的 语言习惯，对译文进行文饰、删削。笼统地说“文胜质”或“质胜文”都是欠妥切的，因为要充分考虑原文的特征。
尽管此前有人不止一次地标举信、达、雅，但钱钟书第一次辩证地阐述了三者间的关系，并且在翻译实践中达到了信息与美学并重的效果。钱钟书继承并发展了我国 传统译论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揭示翻译的本质特征这一优点，提出“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8:1263〕的标准，意即对等或效果基本一致的原则。钱钟书凭借惊人的语言才华，将看似不可能直译的地方创造出汉语中相等的表现来：
钱钟书坚持席勒提倡的“内容尽化为形式”〔8:1312〕。既注重诗的语言形式的具体性，认为语言皆有声有义，同时也承认诗的思想感情方面存在言外之意， 并将二者纳入一个对立统一体。如他将“One white-empurpled shower of mingled blossoms”译作“紫雨缤纷落白花”〔11:41〕，格律谐协，意境优美，处理精当。他还将17世纪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的一句诗风景的四字词语“Then peep for babies, a new Puppet play,/ And riddle what their prattling Eyes would say.”译作：“诸女郎美目呢喃，作谜语待人猜度”，并称许这两句诗堪与洪亮吉“与我周旋，莫斗眉梢眼角禅”相媲美〔8:1222〕。
钱钟书所译《名利场》结尾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形式与神韵：
Darkness came down on the field and the city: And Amelia was praying for George, who was lying on his face, dead, 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rt.
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祁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8:69〕。
这种分镜头手法在影视作品中习见不鲜，通常称作“蒙太奇”技巧，据说是受中国六书中的“会意”启发而发明的〔12:24〕，但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中一般不 会把这样两个场景捉置一处，通常的做法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而述之，表达与理解起来清则清矣，却达不到两幅图景对比冲突的效果，钱钟书的翻译读来 令人耳目一新。
钱钟书多次以自己擅长的比喻来说明翻译过程中求“尽信”的困难和不足取。因为“在腊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 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容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辩证法（dialectic）。” 〔13:125〕比如：
A pin has a head, but no hair; / A clock has a face, but no mouth there; / Needles have eyes, but they cannot e.
针有头而无发，钟有面而无口，引线有眼儿不能视〔8:41〕。
A watch has hands, but no thumb or finger;/A saw has teeth, but it does not eat.
表有手而无指，锯有齿不能吃〔8:155〕。
将翻译与比喻捉置并处，是大智慧的表现。因为“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 如何走出失恋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这与翻译的处境何其 相似！“凡喻必以非类”，以言翻译，完全的“信”是不可能达到的。解决的途径是超越比喻，把它仅仅看作一种手段，辩证地对待各种方法、手段的使用。“以彼 喻此，二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8:41〕
因难见巧，臻于化境
《管锥编》中有一段翻译，以极简省的语言说明一位盲人与一位腿脚不利落的跛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
One man was mai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8:549〕。
译文形式整齐，格律铿锵，琅琅上口，对原文意思的表达基本没有增减，与读原文获得的感受没有什么差异，可谓翻译得非常巧妙。在另一场合，钱钟书又提及蹩、 盲二人的两句经典对白，十分富有机趣。两人都对自己的生理缺陷非常敏感，因而对话暗藏机锋：“盲问蹩：‘您行吗？’蹩答盲：qq人工在线客服‘您瞧呢！’”相信许多人读后 会心一笑，称道盲、蹩二人的机敏，同时更折服于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殊不知，这是钱钟书译自18世纪德国文家的谑语。该译例是钱钟书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 翻译“化境”的一个具体体现。
按照钱钟书的“化境”说，理想的翻译应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内容准确，尽量忠实于
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第二，易于理解，其实质是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 文读者的理解力，确保译文自然、易懂；第三，形式恰当，既要紧密依托原文，又应充分考虑译入语规范，避免生搬硬造。简单地说，即要求忠实地传达信息，完整 地传达原作的精神和风格，语言顺畅自然，读者反应类似。消防员训练
翻译有一定的限度，即所谓“可译性限度”。翻译过程中译者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形式结构障碍（formal-structural obstruction）、惯用法障碍（usage obstruction）、表达法障碍（prentation obstruction）和文化障碍（cultural obstruction）。正是可译性限度和翻译实施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各种障碍给译者留出了更大的发挥、创造的余地。
形式结构障碍是翻译过程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任何一个译者将西方语言译成汉语时，都会遇到许多基于语言习惯差异而出现的难题。比如在将欧洲语言的主从结构译 成中文的并列结构时，如何处理由关系代词引导的从属句，就是一个典型困扰。钱钟书在处理这类句式时，大多将它们转换成汉语中习见的两个分句，或并列、或因 果、或条件，避免用复杂的长句或复合句，关系代词往往没有形式上的体现，却丝毫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如：
A friend in power is a friend lost.
朋友得势位，则吾失朋友〔8:986软件工程师证书〕。
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
己不能，方教人〔8:1109〕。
It’s a wi child that knows its own father.
儿必奇慧，方知父谁〔8:551〕。
惯用法障碍突出体现在格言、谚语与成语等惯用语的翻译方面。格言、谚语和成语都是语言历时形成的产物，经历了长期的约定俗成并见于典籍才流传、确定下来。 它们以简洁易记的形式揭示了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反映出的不仅有独特的品质，而且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适性；同时它们又言简意丰，是语言惯例规范体现得最充 分的例证，背后往往有一个故事表明其来龙去脉，并与特定的社会语境紧密相联，最能代表一种语言的风格和意蕴。
格言、谚语用语诙谐形象，对比新颖，并且悦耳、直接，富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趣味性。结构上的稳定性、语义上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以及暗含的情态表达力是其 共同特点，翻译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果过于拘泥于字面意思的“信”，则难“达”深层意蕴，而恰恰后者才是其鲜活生命力所自。钱钟书在翻译时，以绵里藏 针的机智微妙，以尺幅万里的浓缩，尽传格言、谚语和成语之妙；有时甚至直接套用中国固有的表达方式，看似信手拈来，却准确传神：
If you run after two hares, you will catch either.
脚踏两只船。
After rain comes sunshine.
苦尽甘来。
A good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
（中译英 “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钱钟书译成：Three cobbler s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吃一堑，长一智。” 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形音义三美俱备）
表达法障碍有多种表现。钱钟书归纳了如下几种说法：
Hymn before Sunri.
For ever shattered and the same for ever.
The stationary blasts of waterfalls.
Ode to Liberty.
Immovabley unquiet.
将它们提炼成“唯变斯定（by changing it rests）”〔8:7-9〕，应该说不同语言中形式各异的格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当。
表达法障碍还表现在一种语言中的某些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缺乏对应词。钱钟书有时将一些西方习见的表达法换成中国耳熟能详的说法，效果不言而喻。如：
He〔Zeus〕 is humbling the proud and exalting the humble.
神功天运乃抑高明使之卑，举卑下使之高〔8:53〕。
将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万神之王宙斯译成“神功天运”，跨越了习惯表达的障碍。另一场合，钱钟书将哈姆雷特责备未婚妻的话译作“女子化妆打扮，是爱面子而不要 脸（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lf another）”〔14:41〕，此处避免提及God，于整句意思并没有丝毫减损，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如在读者眼前，翻译自然起到与阅读原文同样的功效。
文化障碍指的是“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气力加以解释”〔15:34〕。因此，要成功地进行语言转换，不但要掌握语言，而且 要熟悉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这造成翻译当中最大的困难。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涉及生活习俗、政治历史、思维方式等许多内容，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语言又把这些内容表达在文本中，因而对译者的困扰也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