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第24卷 第6
期Journal of Sichuan I nternati 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v.,2008 Vol.24 No.6
第三类翻译与第三种文化
———文学翻译与文化异质的传送
乖乖熊段 峰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提 要：文学翻译亦是文化翻译。翻译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共同行为，译著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翻译改造了文化异质，同时又保持了文化异质。翻译所展示的文化既不是彻底的源语文化，也不是彻底的译语文化，而是一种具有本土化的异质文化，一种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翻译；文化异质；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8)06-0084-04
The Th i rd Type of Tran sl a ti on and The Th i rd Type of Culture:
L iterary Tran sl a ti on and The Tran s m issi on of Cultura l Heterogene ity
DUAN Feng
Abstract:L iterary translati on is in its real n the cultural translati on.Translati on is the p r ocess in which the s ource cul2 ture and the target cultur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translated work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 on.Translati on dis2 p lays neither the comp lete s ource culture nor the comp lete target culture but a l ocalized culture with heter ogeneity,one both fa m iliar and strange t o its target readers.
白肉是指什么肉Key words:literary translati on;cultural translati on;cultural heter ogeneity;l ocalizati on
鬼齿龙蝰 1.文学翻译与“歌德模式”
跨文化交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的文化共性之上的文化相异性的对话和碰撞，它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要达到这个目的，展示文化间的共性和个性，尤其是后者，是跨
cf技巧
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文学翻译，如何在跨越文化异质的同时，充分展示文化相异性，并且表现出兼容并收的文化创造性，这是文学翻译是否能扩展成为文化翻译的关键，也是认识“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的相对性的关键。
在西方翻译理论中，将文学翻译与文化相异性的传送结合起来的人，首推近代德国大文豪和大思想家歌德。歌德将文学翻译置于世界民族及其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并将译者称为“人民的先知”。[1]151虽然歌德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翻译”的概念，但他的翻译理论始终贯穿着文化交流这条主线，他所提出来的世界文学的主张，其基础就是不同文化的彼此尊重和理解。他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划分了三类翻译，构成了他对翻译的认识整体，反映了他的翻译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第三种划分，对于文化翻译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刘宓庆将其称作文化翻译的“歌德模式”。[2]78
歌德的三类翻译分别为：第一类翻译为以传递知识为目的的翻译，译者力图帮助读者了解外来文化，并使之自然融化在译语之中,“让我们以自己的目光去认识外国，平易朴素的散文最适合此类翻译”[3]60。第二类为遵照译语文化规范而进行的改编性翻译，基本方法为吃透一篇原文的意思，再据此通过文化替代的方式，在译语语言和文化中找到替代物。“译者竭力将自己融入外国环境中，但实际上他只能接近原文的观点，并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3]60第三类为逐行对照的翻译，译者逐行在原文下写出译文，通过语言上的紧扣原文以再现原文的实质。“译者必须不考虑译文语言的特征，产生出一种全新的东西，这样的翻译是一种共生现象，译文中既保留了原文的特色，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结
构，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都会由于这种新的混合物的产生而得到丰富。”[1]132“此类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完全等同于原文，也就是说，并非指译文取代原文，而是译文就是原文。”[3]60
杨武能在《歌德与文学翻译》一文中这样评价道,“歌德这些关于翻译境界的论述，不仅涉及到了我国翻译界曾经争论不休的翻译是否应该保存原文民族特色的问题，而且甚至可以说早早地开了曾经风行我国的等值翻译理论的先河”[4]326。事实上，即使在西方翻译理论中，歌德所提出来的“等同”(identify with)理论也比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早了半个多世纪。歌德在对翻译分类时，第二和第三后面用了德语的“时代”和“纪元”两个词，杨武能认为，此举更含有特殊的意义:1750～1850年间，是德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群星璀灿的一百年。在这个世纪里，德国先后经历了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以及魏玛的古典主义和浪
漫主义运动，出现了一大批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如文学家莱辛、歌德、席勒等；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以及艺术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他们使德意志民族得以振兴，使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发展得以极大地推进。在如此众多的伟人巨星中，人们选取了歌德，并将这一时代称为“歌德时代”，自有其特殊的原因。除了歌德深厚的哲学思想、丰硕的文学创作成果以外，歌德在他的翻译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跨文化交流意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广博的世界文化胸怀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处于18、19世纪交替的一百年的‘歌德时代’，可以说是整个思想界都热衷于翻译。这个时代的德国大作家也几乎全都从事文学翻译。”[4]333由此可以看出,“歌德时代”是一个翻译的时代，
而翻译的时代也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时代。歌德本人就是一名杰出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对翻译的认识并不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同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他说道,“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把其他民族的作品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乃是迈向文明的主要的一步”[4]333。歌德对翻译的重视是因为他将翻译看作是各国文学相互交流，实现世界文学的重要手段，他同时也认识到，在文学翻译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文化问题，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首先需要解决的文化异质的问题。所以，歌德的翻译三类型讨论的不单是文学翻译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学翻译作为文化翻译中的跨文化交流的问题。
在对翻译的三类划分中，歌德本人倡导的是第三种翻译，即他认为的“最终亦是最高级的”翻译方法。[3]61歌!认为，这种翻译融源语文化于本土中，又不失源语文化的本来特点，并以此创造出既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相区别，又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相联系的新的语言和文化结构，最终达到丰富译语语言和文化的目的。这种翻译最初可能译语读者会有些不习惯，感到译文中的外国人都是被本土化了的外国人；但是，歌德认为，读者最终会从不习惯到习惯，也就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读者会经历一个对异质文化的认识、过滤、调适和接受的过程。
2.文学翻译与译者的“第三种文化”
文学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译者采取何种翻译方法，实际上也表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
文化立场和地位问题。当代西班牙译论家皮姆针对“翻译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即过度地强调译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提到，译者属于他出生或收养他的文化；此话看似不假，但仔细揣摩这句话中“或”一词的语义，可以看出，勒菲弗尔的意思是说，译者要么属于“生他”的文化，要么属于“养他”的文化，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成为一对二元对立体，译者也须按此站队，找准立场。皮姆认为勒菲弗尔的问题在于他将译者定位在非此即彼的文化中，实际上是使翻译成为了一种单向的文化行为，而非两个文化的互动。翻译实践证明，译者的文化立场并不完全由他出生或生长在的文化来决定。固然，译者的文化观主要受译语文化的影响，但译者作为文化协调人，非常清楚自己的文化身份，也非常清楚如何对待源语文化，比如，如何获得文化人类学所提出的“文化持有人”的文化视角。这样，译者实际上是处于译语文化视角和源语文化视角的交相辉映中，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皮姆干脆就以勒菲弗尔为例；他说，勒菲弗尔出生在比利时，成长在美国，他用英语和荷兰语写作诗歌，从事英语和荷兰语之间、德语和法语之间的互译。勒菲弗尔本人就穿梭在不同文化之间，可以肯定，他的文化观也是多元和多文化的。[5]勒菲弗尔的观点同他认为译语文化“操纵”和“改写”源语文化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之所以将译者定位在一种文化中，其目的是为了强调由译者来具体实施的、译语文化对翻译的“操纵”和“改写”作用。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切入翻译研究，自然是翻译研究的范围扩大、视野拓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因此而忽视或无视译者代言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一事实，翻译研究就会面临失去跨文化交流这一学理基础的危险。
针对译者的文化归属问题，皮姆提出了“互文化性”(in2 terculturality)的概念。他认为，互文化性不同于在一个社会中多种文化存在的多元文化性，也不同于将一种文化信息传达给另一种文化的跨文化传送。互文化性指的是不同文化交叉或重叠的部分，这个部分既不完全属于源语文化，也不属于译语文化，而是两者兼有之。译者就是在这个文化地区，结合两种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互文化性的概念强调了译者的双文化特征。同时，译者又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之间的协调人，译者具有自己独特的归属地，即两种文化相交之地，而这个地方是滋生新的文化的地方，这种既不属于源语文化，又不属于译语文化，是由译者创建起来的第三种文化。互文化性的概念具有独特的意义，它表现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译者作为文化协调人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又通过强调译者的文化创造性表现了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文化研究同权力、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当代跨文化交流的特点。
皮姆的第三种文化概念同歌德的翻译模式几乎相同，可见歌德的翻译思想对后来翻译理论的影响很大。歌德的文学翻译模式就是文化翻译的模式。刘宓庆认为，如果将源语文化定为C1；译语文化定为C2；那文化翻译的模式就为: C1→C2→C3，即源语文化通过译语文化到达第三种文化。这里的第三种文化已经不是译语文化，更不是源语文化，而是一种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恰恰调和”的结果，是翻译家们、最终也是读者们所向往的多元文化的产物。[2]78所以，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没有绝对意义的“异化翻译”，也没有绝对意义的“归化翻译”，因为这个时候的翻译作品不属于两种翻译策略的任何一种策略的结果，而是杂糅进了两种文化的因素，结合了两种翻译策略而产生出的、具有当下性质的作
品。
翻译既跨越文化异质，又展示文化异质，这使得译本既不属于源语文化，也不属于译语文化，而是在两者之间的共生物。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都是为了促进不同文化的发展，这也是翻译产生的根本原因。歌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文化异质性的传送和保持的概念引入文学翻译中，他并不是仅仅将源语文化的异质部分直接植入进译语文化中，而是使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异质部分互相作用，经过调和以后，诞生出新的文化结构和内容。所以，一部译著首先是
使原著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中得以延续，同时，译著也将原著中的文化异质带入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中，给这种语言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参照系，并以此推动译语文化的发展。
译者的第三种文化或互文化性的概念在后殖民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是一种以解构主义哲学思潮为基础的，以权力和意识形态为取向的文化观，霍米・巴巴将其称为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其核心内容是有关杂和(hy2 bridizati on)的论述以及与此相关的离散、游移、疆界等概念，文化间的交往不是静止的，也不是按照自我/他者的二元划分来确定的。在离散的状态中，一切都是游移不定、互动互构，充满了“杂合”的性质。“在第三空间中，意义和文化的符号都没有先决的一致性和确定性，即使同样的符号也能被挪用、翻译、重新历史化和重新阅读。”[6]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的概念，对于考察当今世界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现实，特别是被殖民的弱势文化在文化权力博弈过程中的诉求与抗争具
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权力、政治等因素理应作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考量。本文中所论述的第三种文化和第三空间作为区别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文化场所”(l ocati on of culture)(霍米・巴巴语)并无不同，之间的差异在于理解翻译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形式，还是一种充满权力角逐的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即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进路和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文化进路的差异。
3.文化相异性的本土化改造
翻译将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带入了译语文化，必然要经过一番改造。我们知道，译语文化发起了翻译的活动，译语文化心理、文化规范、文化期待以及译者文化心理等都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文化过滤器，对原著中的异质文化因素进行识别、调适、改造和接受。文化之间的相异性越低，这种过程就越简单；反之，文化之间的相异性越高，这种过程就越复杂。歌德所提出的第三种逐行对照的翻译，对文化相似度高的欧洲语言和文化之间，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但对于彼此之间语言文化差异巨大的欧洲语言文化与非欧洲语言文化，例如英汉语言文化之间，显然这样的翻译在语言上不具备操作性，在文化上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过程，尤其是中国文化对英语文化的改造和接受过程就要复杂得多。这正如杨武能所说到的，歌德的“逐行对译法，似乎特别适合属于同一或相近语系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如英语和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等拉丁化语言。汉语和这些语言要‘逐行对译’恐怕就难了”[4]327。
所以，在两种“相异性”特别明显的语言文化之间，翻译在将源语文化的异质性传送到译语文化时，必定要经过一番本土化的改造，并获得译语文化的认同。翻译不但通过改造和吸收，将外来文化的异质性因素转化为本土文化的因素,“还可以在不同文化间将一种异域文化的‘相异性’植入本民族‘身份认同’中”[7]188。提出这一观点的国内学者孟华认为，这是从中国文学翻译史中所得出的结论。由于中国和西方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文化传统上都相距甚远，因而互为绝对的相异性，翻译的这一重要功能表现得十分突出。以明末清初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翻译基督教教义为例，利马窦在翻译中没有采取音译西方宗教词汇的方法，而是取中国人传统的概念，往里面硬塞进基督教的含义，以此达到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之下“偷梁换柱”的目的，例如，他引用了大量儒家典籍的原文，以说明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中国人传统的“天”等等。利马窦后来在中国传教成功，和他将基督教教义中国化的努力，以及将源语文化的异质性以译语文化能够接受的方式植入译语文化的方法是分不开的。“将相异性因素植入认同性并非一种单向的直线运动。实际上，相异性与认同性两者间是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的，只有本土化的相异性，才有可能被植入他者文化体系。而同时，这一本土化的相异性也就以其携带的异国因素(无论此因素经历了怎样的变形，相对于传统，它仍然具有某种他者的性质)丰富了本土文化，从而反作用于身份认同，为更新目的语文化传统作出了贡献。”[7]196
将翻译的实质归纳为本土化的文化异质的传送。这样一个说法看似有些矛盾：既然本土化了，就不应该再存在文化异质因素，而既然是文化异质，就不应该是本土化的东西；因为“相异性”与“相似性”是相
诚信作文800字高中互排斥的。但是如果我们细加体会，就会发现其中的合理性以及对文学翻译实践的解释力。翻译作品是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由于译著的最后归属地是在译语文化，所以译语文化对翻译活动具有更大的影响。但两个陌生的文化遇在一起时，译语文化会对源语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强势文化对待弱势文化如此，弱势文化在面对强势文化时同样如此，因为任何译著，都必须符合翻译时的译语文化规范和满足译语文化期待。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重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其中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发挥译者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是通过译者，将译语文化因素具体到操作的层面，借译者的手去操纵、改写原著。但是，我们在明白译语文化将源语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中，译语文化的异质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保持下来，一个原因是译语文化将源语文化的异质因素所体现的相异性或他国性作为掩护，借译著讲当下事，以此推动译语文化内部的文化改革，鲁迅在谈到他之所以坚持直译的方法时就说道，他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先进的外国语言文化，推动当时中国的语言文化改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此外，中外翻译历史上的“伪译”，即冒称翻译作品，实际为创作作品的现象，也常常是出此目的。另外译语文化总能够在翻译中给文化异质留出一席之地，即使有时侯采取的是保留异质形式，但改变所指的方法，其中另一个原因是翻译之所以为翻译的原因，翻译的本质是在跨越文化异质的同时，也展示文化异质；或者说跨越文化异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文化异质，这是翻译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翻译的神圣使命。如果将翻译中的“相异性”消灭殆尽，翻译也就不是翻译了，只能是纯粹的本土化改写，其效果如同将英文Mc Danald’s翻译成陕西风味小吃“肉夹馍”，而不是现在流行的“麦当劳”。
翻译传送文化相异性，如上所述，这是翻译的本质使然。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讲，文化异质总能给译语文化带来新奇的东西、异域的感受，就如歌德所说的，让读者去到外国作家那里，适应他的生活状态、言语方式和其他特殊习惯。翻译，准确地说是以传送相异性为特征的翻译，是“激活本
盼望作文400字
国传统，使其呈开放态势的绝好方式”[7]197。近几年来，国内翻译理论界对翻译传送文化异质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孙致礼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21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趋势是异化翻译的论断,[8]并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赞同者多，但也不乏反对者，尤其是主张译文优于原文的学者们的反对。[9]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应跳出在翻译实践的操作层面以及用翻译实践的例子来就事论事的讨论方法，而是用文化的视野，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讨论翻译策略问题，并得出一个趋于中和的答案。21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趋势是异化翻译这一观点的提出，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它指出了在新的一个世纪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以及中国人民对于文化异质性的期待，说明了当今的中国文化既不是百余年以前的闭关锁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当今西方后殖民主义学者所批判的英美霸权文化，因为这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就是拒绝文化相异性，当今中国文化是一种海纳百川，与外来文化和平相处、共同建构的文化，异化翻译的提出就反映了这样的文化现实。
4.结语
以上论述对于我们认识文学翻译作为文化翻译的重要意义，并帮助我们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学翻译，即文化翻译的特征论。翻译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共同行为，译著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翻译改造了文化异质，同时翻译又保持了文化异质，也就是说，翻译所展示的文化既不是彻底的源语文化，也不是彻底的译语文化，而是一种具有本土化的异质文化，一种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就如同歌德在《论翻译》一文中所总结的：在这个文化里,“外国的、本土的；熟悉的、陌生的都在不停地运动，并构成了一个整体”[3]63。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来加以研究，并由此总结出文学翻译的文化特征，这无论对翻译理论的建设，或者对解决翻译实践中的问题都具有指导作用，比如，有关翻译表现被本土化了的异质性的研究就可以作为对目前国内翻译研究界“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之争、比较文学界“叛逆性创造”与“他国性的保持”之辩的回应。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学派、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理论，在论及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时，很明显地过度强调了译语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并将翻译纳入权力与政治的话语中，西方思想界,(此处尤指翻译理论界)，似乎老是跳不出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怪圈，在刚从忠实、对等等束缚中挣脱出来以后，马上又把改写、操纵等概念推向了极致，这也许是为了彻底否定一面而采取的极端肯定一面的非此即彼的方法吧。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文化中所形成的有着特定指向的理论话语，是否能推而广之成为普遍意义的翻译理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译的文化特征有助于我们对翻译本体的认识，进而对翻译整体的认识。我们认为，作为文化交流的翻译和作为文化隐喻的翻译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它们之间是历时与共时、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翻译的历
时性是指翻译的产生源于不同文化的人彼此之间交流的需要，这样一个基本性质过去、现在、将来都永远不会改变；翻译的共时性则指在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翻译事件中，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作用并不是均衡的，通常由于译语文化的原因使得旧有的文化张力被打破而形成新的关系结构。同样，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具有普遍性，它是一切具体的翻译事件的背景和平台；而翻译的文化隐喻功能则具有特殊和具体的所指。所以，在我们讨论翻译展现的是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共同构建并滋生出新的文化时，我们并不否认在特定的语境中翻译作为政治和权力的一种工具或产物这一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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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8-26
作者简介：段峰，男，重庆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责任编校：陈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