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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唐代礼制研究》述评
近些年来，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蔚为潮流，先秦古礼的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仅九十年代初出版的相关博士论文就有好几部，如李衡眉《论昭穆制度》（台北文津，1992年9月）、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文津，1992年9月）、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文津，1993年2月）、张鹤泉《周代祭祀研究》（文津，1993年5月）等。在唐代礼制的研究领域，最近也出现了两部专著，即陈戍国先生的《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和任爽先生的《唐代礼制研究》，作者学术背景的差异，使这两部著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要在一篇短文中全面评论这两部大书，远非笔者学力所及，惟就阅读所感，略述一二而已。
折纸小猪也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陈戍国先生的《先秦礼制研究》（湖南教育，1991年）、《秦汉礼制研究》（湖南教育，1993年）、《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1995年）等陆续出版，引起学界瞩目。在此基础上，陈先生又将其研究范围扩展至隋唐五代，为我们贡献出这部长达四十五万字的《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应该引起唐史学界的注意，因为虽然十多年来唐礼研究的佳作不少，但多就某一专题进行讨论，系统研究隋唐礼制的中文论著，这可能是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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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四章，前三章依朝代为序，第一章《隋朝礼仪》，下设五节，分述隋代祭祀、丧葬等礼仪，第二章《唐礼》，共有十八节，第一节讨论了唐代的宗法观念与传承制度，第二节讨论皇帝登基与臣下的册礼，三、四、五节探讨唐代祭礼，六到九节讨论丧葬礼仪，第十到十六节分述唐代礼制的其它各方面，第十七节为“从王梵志诗看唐代民间礼俗”，第十八节为“从《唐律疏议》看唐礼”，不难看出，最后两节的选题颇具匠心，即以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和法典为个案来分析一些较为重大的课题，前者涉及礼俗问题，后者则涉及礼法关系问题。第三章《五代十国礼仪》，包括五节，内容编排与前两章类似，第四章《余论》，包括两节，一是“隋唐五代所谓蛮夷之礼”，二是“隋唐五代二氏礼”，即佛、道二教之礼。第二章篇幅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二，显然是作者的论述重点。在每章之下按礼之类别分述，对于每种礼仪，其一般的论述方式是先列举相关的文献记载，然后加以按语，再依《通典》或《大唐开元礼》的记载，详述此礼的仪式过程，最后罗列其它相关史实。在每章最后都有个小结，将其论点详细列出，第一章有26条；第二章有53条，第三章的结论有16条，第四章也有14条之多。
作为礼制研究的专家，作者对于“三礼”的精熟使人佩服，这使作者得以驾轻就熟地将唐礼的规定追溯到原始经典之记载，并可与先秦、秦汉及魏晋南北朝的礼制进行比较，从而得
出较为中允的结论，这是本书比较显著的一个特色。例如第二章第九节中，作者将《新唐书·礼仪志》、《通典》及《大唐开元礼》所载唐代的丧服制度与古礼进行比较，揭示了其中的差异（176-193页）。显然，我们在阅读本书时，若能与作者前几部著作的相关部分对照阅读，可能收获更大。本书另一个特点体现在史料的拓展上，在《通典》、《大唐开元礼》等基本文献材料之外，作者尽量利用了隋唐考古的成果，如用唐代墓葬的形制、壁画、随葬品以及为数众多的墓志材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使我们对于唐代的丧葬礼仪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此外，对于《全唐文》、《全唐诗》与礼仪相关的材料，作者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利用。敦煌文书，特别是王梵志诗等也在作者的视野之内，它们被用以探讨唐代中下层社会的礼俗（第二章第十七节）。将这一时期突厥、吐蕃、回纥等周边民族政权的礼俗及佛道二教的礼仪也列专章讨论，当是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显示了作者的独特眼光。可以看出，作者读书很细，对于前人未发之覆常别有所解。例如，对于写本中“三品已上坟高一丈二尺，五品已上坟高九尺，七品已上坟高七尺”的规定，正确指出这是《唐会要》卷三八所载开元二十九年敕改葬制之后的规定（154页）；又如对于王梵志诗“天下恶风俗，临丧命犊车。男婚傅香粉，女嫁着钗花。尸枥阴地卧，知堵是谁家？”的解读，能结合犊车在唐代吉礼中的使用，说明这首诗的原意是批评居丧而婚娶的恶风俗，较之前人所解更近其实（356-358页）。
不过，本书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就整体而言，本书内容虽极为丰富，却略显芜杂，其论礼制的范围似失之过宽，如何将礼制与其它制度加以较为明确的界定，应是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每章各小节内容的归类也不是特别清晰，有同类而分开者，如第二章第十节为“李唐军礼”，第十一节为“李唐射礼田狩礼”，案射礼与田狩礼皆属军礼范围，观《大唐开元礼》即可明了，将它们与军礼并列讨论，似有不妥。亦有不同类而合并论述者，如第十二节却将皇帝巡狩礼与派往地方的观风俗使、巡察使、采访使等所谓“遣使巡察礼仪”及朝会礼仪置于同节讨论，亦非允当；第十四节将藉田、先蚕礼与养老尊师之礼一并研究，也似无多少理据。在论点提炼上，本书亦有进一步加强的余地。作者似乎无意将每章结尾的众多结论进行整合，而事实上，有些结论是否必要也还可以讨论，如第二章的第三十四条结论曰：“苏世长、李暠、臧思言、郑叔矩、路泌、胡证诸人不辱使命，不愧为大唐出色的外交官”（410页），将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作为唐礼研究的一条独立结论，未见妥当。又如，作者试图对陈寅恪先生关于隋礼的三源说进行补充，曰：“寅恪先生说到的三个来源之外，隋朝礼仪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南北朝之前的古礼（汉晋礼仪与先秦礼制）”（51页），实际上，陈先生所指三源正是此前华夏古礼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其继承先秦、汉晋古礼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以此作为对陈先生观点的补充，似不必要。汾河二库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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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书对于唐史学界已有成果的掌握颇显不足。我们能体会材料收集的困难，但重要的成果遗漏，究属憾事。如今的唐礼研究，毕竟已不是一片荒芜的园地，经过高明士、姜伯勤、金子修一、妹尾达彦等先生多年辛勤耕耘，已出现了不少出色的成果。新的研究只有以此为基础，才会有新的突破。虽然本书参考了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章群《唐代祠祭论稿》等一些近期成果，但仍有大量遗漏，例如Howard J. Wechsler 的《玉帛之奠》（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是一部专门讨论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西文著作，其中对于郊祀、宗庙、陵寝、巡狩、封禅、明堂等都有所论列，本书未能参考。金子修一先生多年来发表的大量关于唐代祭祀、特别是郊庙祭祀的论著（最近，他已将其十篇相关论文汇集为一书：《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汲古书院，2001年），本书连一篇也未提及。高明士先生从礼法制度出发对隋唐两代的立国政策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系列研究，与礼制直接相关者如：《隋代的制礼作乐——隋代立国政策研究之二》（刊于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15-35页）；《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刊于《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1993年，1159-1214页）等等，都是将礼制变化与隋唐政治、社会演进相结合的佳作，本
书亦未参考。对已有成果的忽视，使得本书在强调隋唐礼制对于古礼继承的同时，对此期的变化，即能反映唐代特色的方面似注意不够，对礼制变迁与政治、社会之关系的分析稍欠深入，使得一些讨论不免流于简单的描述。计数单位是什么
例如，作者曾讨论了唐代的元会礼仪（230-244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特别重视渡边信一郎先生的成果，他深入探讨了从汉唐之间元会礼仪的变迁及其与中国古代国家体制演进的关系，使人耳目一新。如他分析了汉魏上计吏的委质礼与隋唐朝集使所行的舞蹈礼的差异，认为前者带有官员身份性的等差，后者则显示了在皇帝面前各级官吏在身份上的平等，这一切显示了汉唐间地方政府的面貌及其与中央关系的巨大变化（《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仪礼》第II章，柏书房，1996年9月，163-193页）。本书若能吸收渡边先生的成果，相信会更上层楼。又如，作者用大量篇幅叙述唐代军礼的许多方面，但却对另一些更有唐代特色的方面寥寥数语，一笔带过，难免给人本末倒置的感觉。例如对齐太公庙（后称武成王庙）祭祀的处理（202页），按此祭祀不仅是一个礼仪问题，且与武举制度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宜参考高先生的《唐代的武举与武庙》（刊于《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年，1016-1069页）。另，军礼之中又有大傩之礼，它本是唐代礼仪世俗化的一个佳例，姜伯勤先生早有精彩论述（《沙州傩礼考》，收
校园保安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59-476页），作者同样一笔带过（209页）。姜先生的另一篇大作《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425-441页）也值得重视，该文通过对开元前后书仪的研究，分析了国家礼典在民间社会的实行状况，以及其所反映的礼仪庶民化与简约化的趋势，但未引起本书的注意。至于本书第四章的两节，提出所谓蛮夷之礼与佛道之礼的问题，自是其创见，可惜停留在各自情形的描述上，并未将它们与中原王朝的儒家礼仪进行比较，探讨其互动关系，这不免令人遗憾。事实上，在这方面，学界也有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那波利贞先生的《唐代の国忌行香に就きての考察》（收入氏著《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1974年，33-49页），以及富安敦先生关于武则天时期明堂与佛教关系的研究（Antonino Forte,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8），都讨论了佛教对于唐代礼制的影响。还应注意的相关课题是道教与国家礼制的关系问题，从南北朝以来，道教一直有参与国家祭祀的努力，特别是岳渎祭祀与道教投龙的结合尤为明显。宗教礼仪与国家礼制的互动问题，应成为今后努力的研究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