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逆城市化”吸引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以及历史学等专业学者的关注，日渐成为一个多学科研究的学术生长点。“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衍生出的一个学术概念、与“反城市化”以及“郊区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学科学者们的争议与误解。基于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迁移”这一“社会事实”，认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与“郊区化”存在显著的区别。对“逆城市化”进行本土概念界定，有助于构建中国本土性的逆城市化理论，促进学术界重新认识1949年以后中国的城市化实践。
关键词：逆城市化；城市化；反城市化；郊区化
Abstract：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 social science rearch,"Counterurbanization" attracted such as economics, sociology, demography, geography and history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s, increasingly become a multidisciplinary rearch academic growth."Counterurbaniza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urbanization" of an academic concept, with "anti-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 is intimately involved, to some extent this lead to scholar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of controversy and misunderstanding.Bad on population "from urban to rural migration" ,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ounter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urbanization, is not "anti-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The definition of the local concept of "Counterurbanization" can help to construct the theory of the Chine indigenous counterurba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re-understandin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actice aft
er 1949.
Key words：counterurbanization ; urbanization ; anti-urbanization ; suburb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8）-04-11（8）
作者简介
沈东，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布莱恩·贝利（Brian J. L Berry）教授提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以来，这一概念风靡全球，成为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专业学者争相追捧的学术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①中国学者围绕“逆城市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度论述与持续交流，取得了一定的共识。[1]然而，中国学界关于“逆城市化”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具体表现为：逆城市化是真还是伪？是同质还是多样？是阻碍还是促进？[2]本文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些争议，从根本上看，取决于我们如果定义“逆城市化”，即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从实际看，“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衍生出的一个概念，同时，与“反城市化”和“郊区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表征城乡人口迁移的重要学术概念。只有对这些概念进行准确的把握和界定，才能进行分析与对话，避免不
必要的误解与争议。②本文试图辨析“逆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廓清与“反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区别，在此基础之上，促进逆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本土重构。
１ 城市化进程中“逆城市化”
最早论及“城市化”（Urbanization）这一概念的，是经典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他在185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3]。此后，这一概念风靡全球，为各国学者所接受。自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城市化”便成为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不仅有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介入，同时还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法学
逆城市化：一个概念辨析*
沈东
杜受田故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研究（编号：13&ZD04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务费项目“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逻辑及转型”（编号：
灵芝孢子粉的功效和作用2017B0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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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学科的深入研究，不仅有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先行研究，同时还有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及时跟进。可以说，城市化当之无愧的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学术议题。与之对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逆城市化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被混乱使用的概念。不同国家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实践，会赋予“逆城市化”不同的内涵。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不同专业学者会对“逆城市化”作出富有所在学科特色的解读。
第一，国外学者的定义。布莱恩·贝利（Brian J. L Berry）教授最早对逆城市化作出概念解释，他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不及非大都市区，城市人口向郊区以及农村回流，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逆城市化”[4]。恰在此时，西方各主要国家均发生过由于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以及治安混乱等城市问题，大城市发展出现了迟滞，[5]城市人口外流的现象。也就是说，实践层面的“城市问题”为“逆城市化”在西方学界的流行创造了外部条件。有学者注意到了西方学界对“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缺乏一致性，提出从不同的维度去分析这一人口的空间再分布的过程。[6]有学者对逆城市化这一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察，认为其本质是“人口向农村地区迁移的过程”[7]。一方面，由于问题意识和学科背景的差异，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逆城市化”进行解读；另一
方面，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存在差距，因而其逆城市化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对“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仍然存在多样化的趋势。不同国家、不同专业、不同时期的学者，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同的研究进路、不同的资料选择，都会产生不同的“逆城市化”认识取向。
统观西方学界的逆城市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研究人员以人口学、地理学以及经济学等3个学科为主，其研究成果大多通过量化分析，对逆城市化的人口迁移、人口分布等状况作出事实描述。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不同国家、不同专业、不同时段的西方学者，对“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一个共同的特征却是立足于西方高度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病”触发的“城市人口外流”这一社会事实，遵循的是“从实践到理论”的研究进路。而且，在西方语境下，“城市人口”主要指的是“富人阶层与中产阶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触发的产业布局、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立于中心城区的卫星城或新城。然而，这一理论传导到国内，受制于西方逆城市化理论的“先发优势”和“认知局限”，国内学者对“逆城市化”的问题意识、分析视角、概念界定以及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并影响到了中国逆城市化研究的持续深入。
第二，国内学者的定义。国内学者关于逆城市化的研究，起源于对西方逆城市化现象的介绍。有学者认为：逆城市化就是“大城市明显萎缩，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乃至更外围的乡村地区迁移.......导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绝对下降”[8]。有学者则对“逆城市化”这一概念的实践基础进行了质疑，
认为“逆城市化的立论依据有待推敲”、“郊区化不能等同于逆城市化”[9]。有学者认为，逆城市化并非反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的进一步延伸，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逆向扩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10]有学者认为，“逆城市化的实质是城市有机体的进一步膨胀，是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散，而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11]。还有学者对逆城市化作了颇具本土意味的定义，主要表现为“人口频繁的由城市向农村迁移”[12]。有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郊区化的升级版，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13]有学者认为，逆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城乡一体化，一般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向农村或小城镇迁移的反向人口流动现象。[14]有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向农村渗透的方式，既作为城市化的阶段而存在，亦是推进城市化的积极因素”[15]。
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关于逆城市化的定义就要复杂的多。这不仅因为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表现出复杂的实践形式，更加是由于对国内学者而言，“逆城市化”这一学术概念是“舶来品”，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处理与西方逆城市化的关系，即在何种语境下来理解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可以发现，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学者对西方逆城市化研究的介绍，还是世纪之交学者们对逆城市化的质疑、否定，亦或是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对逆城市化进行的肯定性研究，“逆城市化”这一学术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语境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16]。国内学者对“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蕴含着强烈的西方情感底色，大多以西方的逆城市化现象为参照。只不过，有学者侧重于在介绍西方逆城市化现象的同时，来界定这一概念；有学者以西方逆城市化现象为标杆，对这一概念的本土实践进行质疑、批判；还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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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受西方逆城市化研究的启发，尝试对当代中国的各类逆城市化现象展开研究。
由上可知，在全球化语境中，“逆城市化”缺乏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概念。不同国家、不同专业、不同时期的学者，针对不同的问题，赋予“逆城市化”不同的内涵，对“逆城市化”进行不同层面的解读。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逆城市化实践的多样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专业视角而进行的不同层面的解读。也就是说，多样的逆城市化概念，取决于多样的逆城市化实践。正是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同类型的逆城市化实践，不同专业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分析视角，才会对“城市人口外流”这一社会事实，进行不同维度的逆城市化概念界定。因此，国内外关于“逆城市化”的学术概念，才会呈现出一种复杂、多样而又混乱的图景。只不过，美国学者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率先提出了“逆城市化”这一概念，用以对经验事实作出学理分析。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或肯定、或否定、或修正的延续了“逆城市化”这一知识脉络。
从现有的知识存量来看，尽管国内外学者对“逆城市化”缺乏明确统一的认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学术概念中找寻出“逆城市化”的共同特质。具体来说：学者们大多将逆城市化看成是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带有“悖论”色彩的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迁移”的现象，而且，这种人口逆城市化实践大多发生于“高度城市化”背景之下，由“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犯罪增加”等“城市病”触发的“
富人阶层与中产阶级”向郊区以及农村的迁移，紧随其后发生了“产业布局、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了城市人口的逆城市化迁移。现有的关于“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大多指称这一“完整而确定”的社会事实，而相关的学术争议，也大多聚焦于这一事实有没有完整而明确的存在。只不过，在纷繁复杂的争议当中，存在一个确定性的学术共识，即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
２ 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
在中国语境中，“反”与“正”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城市化是对“人口向城市集聚”这一人口流动现象作“正面”解读的话。那么，反城市化（Antiurbanization）③则是从“反面”对这一现象作
出了否定性解答，即对“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合法性
提出质疑，对“城市化”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
势提出反对看法，进而从对立面的角度对城市化进行
批判、质疑。④反城市化是一个与城市化相对立的概念，
从根本上表征着“反对”城市化，反映了“城市农村化、
工业农业化以及市民农民化”⑤，蕴藏着强烈的价值判
断与情感预设。⑥
城市化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实现现
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以至于城市化成为一种不证自明
的实践真理，进而上升成为一种价值理想。反城市化指
向的是一种对“城市化”的反叛与背离，不仅从观念上
对各种城市化理论进行批判和否定，而且在实践层面对
城市化进行抵制和反抗，试图通过反城市化理论与实践
的双重表达，扭转城市化的基本趋势，阻碍城市化的历
史发展进程。[17]如果说，与城市化相伴随发生的是农
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以及农民市民化，那么，反城市
化则是一种工业农业化、城市农村化以及市民农民化的
反向演变过程。反城市化与城市化相对立而存在，凡是
城市化所要表达和坚持的，便是反城市化所要批判与否
定的。反城市化就是以“城市化”为批判目标而存在，
通过对城市化的否定来论证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反城
市化蕴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帮助的作文
从亚非拉到欧美日，尽管城市化的实践进路存在诸
多差异，但是，城市化的共同特征均表现为人口向城市
集聚的过程。这一特征存在于事实层面，并成为各个国
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选择。反城市化只作为一种社
会文化思潮而存在，⑦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非主流的社会
文化思潮。⑧在事实层面，反城市化缺乏实践基础；在
理论层面，反城市化缺乏立论依据。也就是说，“在城
市化席卷而来的同时，也激起了与之相抗衡的反城市化
运动”[18]，反城市化更多的表现为对城市化的不满。如
果说，城市化表征的是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那么，
反城市化则试图在实践层面改变这一趋势。只不过，与
城市化相比，反城市化不仅缺乏理论基础，而且在事实
层面也难以成为一种指导实践的社会理论。进一步讲，
反城市化难以在实践层面对城市化构成威胁，更加不可
能在理论层面消解城市化的基本取向。因而，更多的只
能作为一种反对城市化的社会文化思潮而存在。
在实践层面，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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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城市化并非是一剂万能的解药，特定时空范围内，也会产生各种“城市化后遗症”。这些后遗症的存在，正好成为反城市化的突破口。在理论层面，城市化也并非是一个可以解释所有社会实践的理论成果，而是存在各种理论解释的盲点，在指导实践过程中，更是会产生各种偏差。这种城市化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更是为反城市化思潮提供了空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城市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反城市化却如影随形，始终作为一种反对的声音而存在。可以说，不同的城市化实践，产生不同的反城市化社会文化思潮；不同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反城市化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呈现；正是在反城市化的质疑批判声中，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不断得以提升。也就是说，反城市化产生于城市化，与城市化相伴随而存在，在彼此对立中共生发展。
由此可知，反城市化以批判、质疑城市化为己任，在实践中试图扭转城市化的基本趋势，在理论上消解城市化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否定城市化理论与实践。进一步说，反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对立面而存在，其基本观点和实践进路存在诸多差别，但是，二者存在相同的社会发展诉求。城市化试图通过“人口向城市集聚”来实现人类美好的生活诉求，而反城市化则抓住了城市化后遗症，以此来攻击、否定城市化的基本趋势，试图为社会发展提供另外的出路。[19]只不过，反城市化在“反对”城市化的同
时，却提供不了有效的社会发展“药方”，其“反”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情感”上，无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城市化构成威胁，更加无法构建具有科学形态的反城市化理论成果，也无法引导出反城市化实践。与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相比，反城市化只能作为一种价值判断而处于从属位置。
逆城市化与反城市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与逆城市化相比，反城市化并非是一个事实判断，更多的展现为一种“反对”城市化的社会文化思潮，广泛的存在并发生于全球各个国家的城市化实践当中；而逆城市化却是作为一个社会事实而存在，更多的展现为对“城市人口外流”这一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事实判断，独立自主客观的发生于主流的城市化进程之中。联系在于，二者均与城市化实践发生联系，一定程度上均受制于不同的城市化实践。也就是说，逆城市化是城市化“溢出效应”的结果，是个体对城市化不满之后而进行“从城市向农村迁移”的社会实践；反城市化也是城市化作
用的结果，只不过更多的表现在个体情感和社会思潮层面。在实践中，个体可以采取“从城市向农村迁移”的“逆向迁移”，却无法发生“反城市化”的社会实践，而只能作出“反城市化”的情感态度表达。
城市化进程中，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二者存在本质性的区分。一方面，如果我们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人口外流”当成“反城市化”，便可能否定逆城市化的实践基础，混淆逆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区别与联系，进而削弱对经验事实进行理论提升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反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划等号，则会遮蔽对逆城市化实践多样性观察与思考，而且，也无法对逆城
市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作出准确有效的解释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在政策操作层面，逆城市化与反城市化存在极为关键的区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反城市化更多的只是表现为一种情感态度，而无需过多的政策介入与操作。然而，逆城市化实践的发生，却与相关的土地、户籍以及财税等政策制定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一旦政策处理不慎，便可能在实践层面诱发利益冲突与关系紧张，进而影响宏观的城市化进程。鉴于此，必须在理论、实践以及政策等3个层面明确界定：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
３ 逆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区别
在中国，“郊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只是作为“中心城区”的对立面而存在，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产业以及其他各项城市功能“从城市中心向郊区扩散的过程”[20]。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原先的郊区会被卷入城市化建设，演变成为中心城区，而原来不属于“郊区”的偏远农村，则可能受到城市化的作用力，演变成为“郊区”。一般认为，“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是指人口从中心城区向郊区的迁移过程。[21]郊区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郊区化是指中心城区的人口、产业以及职能向郊区转移的过程。狭义的郊区化则特指由于中心城区的停滞或衰退，引发的人口、产业以及职能外迁的过程。[22]由于郊区的变动性，在中国，各级政府的数据统计口径中，并不存在相应的“郊区人口”“郊区面积”等专栏。⑩在制度设计上，“郊区”并不是独立于城乡社会而存在的“第三空间”，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发展过程之中。
郊区既可以是距离城市较近的“农村”，也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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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的“镇、街道”等行政辖区单位，更加可以是城乡结合部的转型社区。在中国语境下，郊区往往成为连接城乡空间的地域代名词。“郊区化”首先指的是一个人口迁移的事实判断：即人口从中心城区迁往郊区的过程。11也就是说，郊区化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而存在，是对“人口从中心城区迁往郊区”这一社会实践的事实描述。这种事实描述，无关乎价值判断，更没有牵涉到价值介入，是一种对社会事实的概念化表达。或者说，在城市化作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双重呈现背景下，郊区化并没有上升成为一种价值理念而对城市化构成威胁，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于城市化语境之中，既服从于价值理念层面城市化的整体目标定位，也内嵌于“人口往城市集聚”的城市化事实判断。
郊区化并非是城市化的对立与反叛，而是城市化的产物。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社会固有的人口、就业、环境等资源承载量是有限的。一旦城市社会的资源承载量达到极限，便会发生各种形式的“溢出”效应，即所谓的“郊区化”。一方面，城市政府会根据既有的城市发展规划，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布局规划，从而带动了人口的郊区化；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也会进行周期性的调整，这种调整也在无形中促进了城市人口、产业以及职能的郊区化。郊区化既是城市化发展的客观结果，同时还会反过来促进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对于中心城区而言，郊区化不仅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渠道，同时还会为中心城区的城市化提供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以至于在实践中，郊区往往成为中心城区进行人口调控、产业转移和资源利用的重要载体。
与郊区化相伴随的，不仅是人口、产业以及功能向郊区转移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城市化的扩散过程。12因为，作为城市郊区，相关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空间布局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本身兼具城市和农村双重特性。而郊区化的发生，恰恰打破了这种城乡的双重特性，使郊区开始步入城市化的轨道，在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越来越强调城市的一面。不仅大量中心城区的人口开始迁移到郊区，与之匹配的产业集群、公共服务也开始向郊区倾斜。而且，原先郊区乡土性的一面也开始逐渐退去，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开始导入郊区，为郊区社会所接受。可以说，以人口、产业以及功能向郊区迁移为表现形式的郊区化，本质是一个城市化的扩散过程。
综上所述，郊区化作为城市化的特定阶段而存在，13
是城市化“溢出”效应的产物，并且呈现出“交错式发展”[23]
的态势。从价值判断层面看，郊区化服从于城市化的整体
战略定位，以不妨碍城市化的推进为前提；从事实判断层
面看，郊区化是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从中心城区向郊区流动
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从价值判断到事实描述，郊区
化与城市化的总体方向相一致，所指向的，都是为了更
好的推进城市化。在城市化的整体定位下，人口从中心
城区迁移到郊区，并非是对城市化的背离，而是在“城
市性”不足的情况下，通过郊区化的迁移，来实现城市
化的扩散，促进郊区城市化，进而充实城市性。郊区化
反而成为城市化的手段和载体，通过郊区化，城市化理
念逐步深入人心，城市化制度安排日渐扩张，城市化建
设一步步推进，郊区化成为城市化的重要动力。
从概念上看，逆城市化与“郊区化”存在显著的区别。“郊区化”暗含着“中心城区——郊区”这种二元
对立的划分方式，而逆城市化则暗含着“城市——农村”
这样的地域界定。“郊区化”中的“中心城区——郊区”，
时刻处于时空变动之中，在城市化的作用下，原先的“郊区”会演变成为“中心城区”，“中心城区”的地域范
围也逐步扩展，“郊区”的地域空间也在不断的外扩，“郊区”更多的是随着“中心城区”的变动而变动。“逆
城市化”中的“城市——农村”，存在明确的界定。在
中国，但凡土地是国家所有，在制度上则被称之为“城市”，而只要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制度上则被定
义为“农村”。也就是说，“城市”和“农村”存在着
明确的分野，“逆城市化”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得到明确
而清晰的界定。逆城市化与郊区化均作为社会事实而存在，只不过，二者表征不同的社会事实，牵涉到不同分
析视角，折射出不同的城市化实践。
进一步说，逆城市化与郊区化均存在相应的实践基础。只不过，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基于不同的制度设计、政策实施、资源分配以及内外环境，或发生郊区化、
或发生逆城市化。二者孰先孰后、孰强孰弱，没有统一
标准，更加不存在一致的时间顺序。从西方发达国家的
城市化实践来看，郊区化先于逆城市化而发生，以至于
国内学者总结西方城市化实践规律的时候，会线性得出“中心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规律
武藤男认知，并进一步将其上升到中国乃至全球城市化的一般
规律。其实，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应当立足于特定时空、二八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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