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 中国商人 CBMAG 被利益集团的国家改革很艰难
草根做企业就像做小姐，不查，没事，还能赚点辛苦钱，查你，罪名可就大了，吃牢饭那是稀松平常，所以轻易不要得罪人，哪怕是跟生意没有关系的人……
若不保护产权，移民潮将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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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寿司帘
魏杰，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1952年9月生于中国西安。研究
领域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
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
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
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
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1979年起，发
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代表著
作有《新经济与企业裂变》、《中国企业的买水
各种各样的职业二次创业》、《资本经营论纲》、《现代产
权制度辨析》等。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
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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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保护产权的表现。劳动产权没得到有效保护，才会出现这些问题。只有建立了健全的产权保护之后，政府就不会乱收费。一些政府部门，一到年底了就跑到企业去，变相索要各种税费，为什么总能这样要呢？因为你不保护产权，谁敢不给你？谁又敢不给？！你说，是不是？不给，你的各种麻烦就来了！要给企业找一双小鞋穿，那太容易了！所以，核心是要保护我们的产权。
二是限制政府权力。政府要真正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就是搞服务的，搞社会保障的。你不能到最后，什么都搞，结果搞成了一个强大的政府，而最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能却没有！成了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命脉的一个机构，经济学上，这叫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是低效率，一是腐败。钱权交易，到最后什么都可以交易。现在出现的许多诸如农民工孩子进城、留守儿童问题、异地高考问题等等，都是因为我们的公共服务不到位。有人说，是教育资源不够。那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资源不够呢？你想想，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建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说，中国最好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政府盖的大楼。美国最好的建筑是哪里？是他们的大学。这是他们储备技术创新力量的地方。而欧洲最好的建筑是教堂，这是他们储备信仰的地方。你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就会发现，最好的建筑物都是我们当地的政府大楼。我上次去嘉兴南湖，就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方。当地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纪念馆，气势磅礴，只是展品与全国各地的都一样。像这些东西，大可不必搞，把钱花在改善民生上，比什么都重要。到最后，我们的公共服务职能没有搞上去，反倒把我们的政府大楼盖得越来越漂亮。现在，我们社会保障体系欠债这么多。农民工的孩子不能进城上学、留守儿童问题、隔代抚养问题……等等问题，弄到现在连春节回家都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回来住不了几天，就要走，精力与时间都花在路上……这些问题反映的都是要我们政府限制权力，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
1984年，小平就讲了一句话：“放开乡镇企业，放开民营企业，可以搞市场经济。”改革不就一句话吗？也就发展起来了嘛！搞那么多方案，有什么用。只要你放开，在发展中完善，最后它都有一个自发形成的规律。现在，一些方案听起来极其复杂，最后都没有触及到改革的根本，那是本末倒置。
所以，我说中国改革主要有两条，一个是保护产权，一个是让政府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有这两点就够了，没必要设计得那么复杂。
中国商人：真正要做到这两点，难点在哪里？
魏杰：难度在于保护产权。
因为政府太强大了！政府因其强大从而形成利益集团，既不保护物质产权，也难保护这个知识产权，直接结果是山寨横行。在美国，盗版、侵犯知识产权往往会让你倾家荡产，甚至永远不得翻身。这一点，我们就做不到。其结果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在主导经济，引用我的一位老同学万通冯仑的一句话：“政府老在身上乱摸”！
就像一个男的老在一个女人胸口乱摸，你想她会有什么感觉（大笑）。
过去，我们的增长方式主要是靠劳动力便宜。中国是个低成本的国家，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带动中国经济３０多年的快速发展。现在，人口红利已经过去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很快，靠这种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可能再发展经济了。创新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创新的核心是技术。如果新技术得不到应用和发展，就很难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所以，技术创新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你看，韩国走的路是比较有意义的。虽然国家小，但创新技术很强。把苹果公司
学生考勤制度搞得没有招架还手之力的就是韩国的三星。2012年苹果亏损严重，反观三星却在高速发展。
在中国，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也有。像深圳的华为，有些国家开始限制它的产品，这说明它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某些国家的核心利益。不然，华为的产品怎么可能受到限制！华为的能力就是技术创新。华为有活力，关键在于6万多个员工都持有公司股份，全员持股，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美国不惜以反垄断的行政手段来对抗它，侧面证明了华为的强大。
我们对科技精英的重视度还不够。从全国政协人员构成就可说明一点，明星很多、文艺圈里的人很多，却鲜有科技精英。这是不正常的。说明我们对科技以及知识产权的重视还不够。科技精英的社会地位低，最后导致依靠创新力量来促进社会转型的难度较大。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加大了转型的难度。短缺与过剩并存，是当今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像钢铁、水泥、铝合金等严重过剩，而我们非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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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东西又搞不出来。我们能把导弹卫星送上天，却搞不出一台好的汽车发动机！另外，我们的整个制造也停留在低档次。就拿船舶制造来说吧，现在大量船厂在倒闭，却造不出好的游艇，几乎全部依
赖进口。一方面是低端产品大量过剩，另一方面是高端产品出奇短缺。中国的南海为什么开发不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先进的海洋装备，眼看着一些国家在那里采油而自己却花大量外汇进口。比如汽车工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其实大量的利润被老外拿走了！中外合资的每一辆汽车人家要拿品牌费，占20％左右，市场给了人家还不算，还帮别人打工（笑）。
中国商人：新“国五条”出台后，老百姓很关心未来的房地产走向？
魏杰：中国房地产普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房价普跌的时代也不会到来。
是一个结构问题，有涨有跌。即有的地方要涨，有的地方要跌。有的地段房子价格要涨，有的地段房子价格要跌，要区别对待。像一线城市北京、上海这种人口继续聚集的大城市，房产一定是上涨的。我们只希望它涨得不要太快。三、四线城市，像鄂尔多斯，像未来的贵阳、常州等地，房地产供给已经非常大了，这种地方就不会再涨了。
国人现在变得越来越理性了，一般不是刚性需求，是不会去买房子的。他知道一旦出现供过于求，房价就不可能再涨，市场就起作用了。人口聚集度不高的城市房价可能走向逐步下跌的态势；而人口聚集度比较高的城市将保持上涨，所以才叫有涨有跌。同一座城市，也存在有涨有跌。像北京，海淀房价上涨谁也没办法，因它是供求关系所决定。清华北大周边，无地可征，而需要的人还在增加。而且来的人都是有钱人。像海归，他有钱呀，只能是置家，所以这些地方还要涨，谁也拿它没办法。政府
就是想降，也降不下来。有的地方，如通州及往东接近河北的地方，房价很难涨了，没有需求。即便价格再低，也没有人要。你在海淀工作，没法在那里买房，交通成本太高。
中国商人：有人说“中国房地产会崩盘”，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魏杰：那是瞎说。
像美国房地产那样，导致金融危机的问题，中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比如鄂尔多斯，有些家庭买了好多套，房子拿在手里没法变现，才导致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地方性，对整个经济没有影响。有人把自己的钱在三线城市买了好多房子，每年又不住就放在那里，对个人来说，是一笔财富，成为了不动产，放在了那儿。但对整个经济运转没有影响。说中国房地产会崩盘，这种情况在中国可能性比较小。
十岁生日对联“两信”危机
中国商人：转型时期，“两信”危机是如何形成的？
魏杰：在中国目前有两个麻烦：一个是信仰危机，一个是信任危机。这两点很突出，而且信任危机的危害远大于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充其量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信任危机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民众不相信政府，这不是小事。对所发生的一切都表示怀疑，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富人不相信穷人，穷人不相信富人，互不信任。即便老太太摔倒在地，也没人管她。担心自己帮助了她，她反咬自己一口，这种互不信任的现象有蔓延趋势。民众不相信政府。很多网上爆料，政府最开始都说是谣言，要“大家不要相信谣言”，最后证实，所有的“谣言”都是真实的。这反过来加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网络信息化的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信息平台，可以发微博，相当于每个人都是一个电视台，很多东西越掩饰越难堪。事情出了，最好的办法是实事求是的公布。
中国商人：如何看待“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代言”这种观点？
魏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有些人为信仰而活，对这种抱有信仰的人，即便他的观点很拽，但还是很可爱。为了信仰而讲话，当然可爱。如果为了利益讲话也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你不能为利益集团代言，更不能以公众的面目为利益集团代言，这样不好。
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不存在有超越利益的群体，关键是如何平衡各种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有人说，要成立一个超越各种利益的改革委员会，那怎么可能？最后，只能是各种利益之间的碰撞与平衡，达到一种平衡。西方代表劳动者权益的是工会，很多问题都是通过工会谈判来解决，罢工也是一种谈判
的结果。你可以代表某个利益集团说话，但你不能打扮成一个公众的化身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这就有问题。
中国商人：如何看待正在进行的中国城市化现象？
魏杰：我的看法与正统看法有差异。
我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或者叫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是一个调整制度的问题。不是一个笼统地把农村变成城市，而是一个制度调整。就是两个一体化才叫城镇化。也就是说，未来所有的人不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民，都是本国的公民，都有平等的待遇，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都是平等的。
那就是说，无论你是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市，你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公民就应该享受这个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我们叫民生吧！准确地说，应该叫民生一体化更确切。
现在我们呈显出来的是身份的分割。农民不能享受城市人口的民生保障，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都有差异。你进城打工可以，但孩子不能进城，成为留守儿童。有些打工者的孩子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反映的就是人身份的二重性——市民和农民的差别。市民和农民享受的是不平等的公民待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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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认为城乡一体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一个市民和农民身份转变的问题，都要转变成一个享受同等待遇的公民，这才是真正的一体化。
第二个问题是土地问题。
由于城乡之间产权制度没有一体化。城里人买房有产权，这产权既可抵押又可交易。而农民的宅基地和田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交易，因为他没有产权。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既可以交易也可以抵押，而农民的耕地，既不能交易也不能抵押。所以，农民两部分资产——宅基地和房子、耕地没有产权性质。
未来城乡一体化的重点应是城乡产权制度的一体化。也就是说，第一个一体化是身份的一体化，第二个一体化是产权的一体化，这才是未来城镇化的最核心内容。
中国商人：在城镇化问题上，个别地方似乎是在拆房子、抢土地，如何纠正？
魏杰：因为认识不到位。
反观一些地方，认为城镇化就是把农民的房子拆了，然后并村。让大家都搬上楼，这才叫城镇化，完全错了。如果这样，全世界都在城镇化。关键的还是民生待遇的一体化，尤其是产权一体化。
我现在很担心，个别地方把城乡一体化理解为推房子、毁村庄，把好端端的村庄毁了重建，实现所谓农民上楼，然后把好几个农村并在一起，如果是这样，那城镇化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甚至是一场灾难。
中国商人：有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农民拿地换身份”，是这样吗？
东莞小吃
魏杰：关于土地，一直以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有土地，一种是集体所有制土地。这两种土地是有差别的。
国有土地有完整的产权，集体的没有，叫小产权。如何把集体的土地变为国有的土地呢？就是政府来征地。征来之后，就变成国有土地了，就有国有产权了。然后政府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建房子，再卖房。
这个过程，政府成了交易的主体。把农民的房子、土地低价买来，然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盖楼，以更高的价格卖给民众（包括农民），政府就是这样赚钱的。
如果实现了产权一体化，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农民成为了交易的主体。开发商需要土地，是农民直接和开发商谈判，政府干什么呢，搞规划。这片地将来要干什么，这种规划是你
政府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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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中国商人 CBMAG单腿臀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