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都明代戏曲艺术功用观念嬗变论析
克子
关键词：戏剧艺术；晚明；文以载道；文以自娱；心学；商业经济
摘要：明代晚期，戏曲艺术在功用观念上由此前极端重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教化的非审美功能转向高扬艺术审美情感、重视艺术自身特征的审美功能，完成了由“文以载道”向“文以自娱”的嬗变。这种嬗变是明中后期以来心学播布、市民文艺繁荣和商业经济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和渗透的必然结果，推动了晚明戏曲艺术的极大繁荣和发展。而戏曲艺术娱乐观念的流行，预示着戏曲文学传统功利主义功能的淡化，而其作为艺术本体的审美特性得到了强化与凸显，这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特质的丰富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嬗变过程中，虽然艺术的教化功用观念已经明显下降，并退居次要地位，但其作为功能体系中唯一涉及作品社会意义的重要审美标准，仍旧是艺术审美与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
Key words： the art of drama/opera； Late Ming Dynasty； Literature Carrying Tao； Selfamument with Literature； philosophy of mind； mercial economy
汉字文化 Abstract： Late Ming opera art pleted its evolution on the function idea from literature carrying Tao to lfamument with literature. The evolution inevitably resulted from the extensively sow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mind， the prosperity of citizen literature and art， the development of mercial economy，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one another. Artistic function concept turned from the earlier extreme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al art education function to the later lifting up art aesthetic emotion and attaching the importance to the aesthetic function of ar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us， Late Ming opera art obtained its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popularization of opera art entertainment idea showed that traditional utilitarian function of opera art was desalination， while its aesthetic traits of art ontology had been strengthening and highlighting. And this would grea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enrich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ough the enlightenment function of art concept had declined obviously， and even relegated to a condary position， but as a functional system only involved i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important aesthetic standard， it would remain one of the important standards of artistic aesthetics and criticism.
艺术本质上是情感的表现。艺术的审美情感，亦即审美价值，是构成艺术功用的核心要素。而艺术的功用研究，就是要揭示社会某一时期某一艺术作品或整个艺术对人类的价值内涵。晚明文人审美情感中所蕴涵的崇尚隐逸超脱、向往闲适逸趣、倾心世俗与自由的时代精神〔1〕，决定了他们必然把艺术作为抒情写意、悦性弄情的娱乐工具。这种功用观念落实到艺术或艺术活动上，则必然表现为对艺术娱乐价值的追求。
温存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期吴衍发 明代戏曲艺术功用观念嬗变论析 隆万之际是晚明艺术的发轫期。自此时期始，在诗歌、戏曲、通俗小说以及绘画、书法等文学和艺术领域广泛存在着一反儒家“中和”之美的审美传统而向着“奇”与“怪”的方面发展的现象。晚明文人操觚染翰，制曲编戏以寄情，“文以自娱”自然也就替代了“文以载道”，从而在观念和实践上完成了由“文以载道”到“文以自娱”的嬗变。
一、文以载道：明代戏曲艺术对教化功用的阐扬有明以来，艺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其功能长期受限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传统观念。明初《大明律》明文规定民间演剧不准妆扮“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但“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于是高明的《琵琶记》便以“不关风
化体，纵好也徒然”相标榜，明确以“政教风化”作为艺术批评的标准；朱元璋的儿子朱权高举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旗帜，号召艺术创作要“返古感今，以饰太平”、讴歌“皇明之治”、“以歌人心之和”（《太和正音谱》）；皇室贵族朱有跻睬康飨肪绱醋鳌笆谷烁栌桨嵫荩亦可少补于世教”（《o搜判官乔断鬼》传奇引）。如此等等，无一不是在为戏曲艺术的功用观念定弦定调。因此当时戏曲创作中点缀升平的娱乐之作和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盛行，最有影响的朱有醯脑泳纭⑶F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等，均代表了这一倾向。譬如邱F《五伦全备记》一开场即谓“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并在副末开场也强调“一场戏里五伦全，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其于出出教人，不无小补”〔2〕。邵N的《香囊记》首出中也宣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纲常伦理，并强调“今即古，假为真，从教感起座间人。传奇莫作寻常看，识义由来可立身”〔3〕。凡此种种，皆是对“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主张的继承和恶性发展。于是教化论成为明初戏曲艺术的基本功能，也成为戏曲创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 1、晚明以前的“文以自娱”观念
何谓自娱？愉悦情性是也。文以自娱的观念早就存在。《乐记》有云：“乐（yue）者，乐（le）也”，表明我国古代艺术理论中很早就有关于艺术娱乐功用的表述。“文以自娱”的
艺术娱乐观早在汉魏六朝即已萌生，即东汉人张衡所谓“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鸿赋序》）。曹植也说：“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之极也”（《与丁敬礼书》）。《晋书?隐逸传》载，戴逵“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公孙凤“弹琴吟咏，陶然自得”，公孙永“不衣食之，吟咏岩间，欣然自得”，孟陋“清操绝伦，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凡此种种，不可胜数。魏晋名士大多放浪形骸，诗酒自娱，寄情抒怀。他们把诗文视为游乐活动，乐在其中，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汉魏六朝时期“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种表现。苏轼也曾在《与子明兄一首》中指出：“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文集》卷六十）因而，他在给王庆源的信中说：“人生悲乐，过眼如梦幻，不足追，惟以时自娱为上策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九）显然，苏轼强调的是对生命的关爱，主张顺其自然，适时取乐。
肇始于汉魏六朝的艺术娱乐功用观念，经唐宋时期，至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有元一代，科举制度近乎废除，广大儒生“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14〕，因而“文以自娱”的呼声和欲求也就更为强烈，更为普遍。这在元人杂剧、诗文、序跋中俯拾皆是。如马致远《荐福碑》〔幺篇〕云：“这壁拦住
海龟能活多少年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15〕剧中还有“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的句子，道出了知识分子纵有万般学问也没出路的苦闷，充满了对社会黑暗、世道不公等积弊的讥讽与怒斥。他们把艺术视为遣兴怡神、陶冶性灵、自娱自适的工具，寄望于在艺术创作中抒发与宣泄情感，寻得些许快慰和舒畅，以安顿人生。而这在元以前的主流艺术中是没有的，它代表着中国文化艺术观念史上的一种根本变化。
正是在此意义上，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揭示了元杂剧“自娱娱人”的特点。他说：
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16〕
三亚游 王国维的“自娱娱人”说非常精练地概括了小说、戏曲等市民文艺所具有的娱乐功能，以
之说明晚明戏曲的娱乐功用也是非常适用的。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家吴调公对我国古代文人不平则鸣、以文自娱、自我适慰的创作宗旨做了十分精辟的概括与分析，指出：“明代以前的历代文人，或者因王朝更迭，身为遗民，或者身处于政治漩涡，以清流之身受到浊流的打击，或者由于场屋之困而坎坷终身，他们在狂歌当哭、隐鳞戢羽、枕流漱石的同时，经常以一觞一咏，作为精神的寄托。”〔17〕吴先生此言确为肯綮之论。
2.晚明“文以自娱”说提出的背景与表现
盛极一时的元曲，在经过明初的冷寂之后，至明代中期再趋繁荣。晚明曲论家对戏曲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所谓“曲者，歌之变，乐（le）声也，戏者，舞之变，乐（le）容也。皆乐（yue）也，何以不言乐（le）？盖才人韵士，其牢骚、抑郁、啼号、愤激之情，与夫慷慨、流连、谈谐、笑谑之态，拂拂于指尖而津津于笔底，不能直写而曲摹之，不能庄语而戏喻之者也。”①晚明失意文人的满腹牢骚是其在科举和官场中屡次碰壁后的愤世嫉俗之语：徐渭、吕天成、王骥德、张凤翼、梅鼎祚等戏曲名家，大都以布衣终其一生；戏曲大家汤显祖和曲学大师沈Z等仕途上屡遭挫折，倍受压抑。晚明失意文人只能把戏曲创作视为抒写怀抱、悦性弄情、聊以自娱的工具，寄望于在填词制曲中揶揄调侃，抒发一己之情，排遣内心郁闷，并实现自我，正所谓“文人之意，往往托之填词”②。
晚明文人醉心于戏曲，带来了戏曲的繁荣，影响和推动了晚明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而“文以自娱”观念的提出，正是晚明浪漫主义艺术思潮的产物。在这股思潮中，“情”被视为艺术的本质、艺术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作为这股思潮的旗手，李贽在其《童心说》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的文艺观：“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9〕。李贽所谓“童心”，乃人之“最初一念之本心”，是人之本初的本真、自然之心，即本于真心由内而外的一种本能意愿。
艺术既然是“童心”的表现，也就是人的自然情性的表现，于是，“以自然为美”就顺理成章被确立为艺术批评的新标准：“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仪，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仪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也。”〔9〕（《读律肤说》）受李贽“情真”文艺观的影响，徐渭重申“诗本乎情”这一古老命题，对“设情以为诗”提出批评：“古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18〕汤显祖指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8〕袁宏道等强调文艺创作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19〕很显然，他们都把“情”看作艺术的本源。而这一切为“文以自娱”观念的成熟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随着艺术观念与活动中对“童心”、“本色”、“性灵”、“意趣”的提倡，以娱乐为旨趣的市民文艺得到进一步发展。许多文人参与到市民文艺的创作中来，艺术教化美刺的“载道”功能作为艺术观念的风向标，在晚明文艺启蒙思潮中尊情适性口号的冲击下受到极大削弱，文人艺术家对《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等作为“教化论”典型代表的艺术作品公开提出质疑和批评。王世贞嘲讽其“近雅而不动人，不免腐烂”〔3〕；徐复祚更斥之“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以后作者辈起，坊刻充栋，而佳者绝无”〔3〕；吕天成讥之曰“大老巨笔，稍近腐”〔5〕；祁彪佳则揶揄其“非酸则腐”〔5〕、“绝无生趣”〔5〕。凡此种种，皆说明随着文学艺术解放思潮的兴起和推动，艺术内在的审美功能日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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