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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查苹果手机激活时间从功能对等理论看文学翻译的局限性(全文)
一、功能对等理论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又称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是由奈达(Eugene A.Nida)于1964年在《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这本书中提出来的。在此书中奈达的动态对等主要讨论源语(SL)转为为译入语(TL)的过程中在效果上的对等。在20世纪80年代,奈达博士把他的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随着这一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很多学者在功能对等能否应用在文学翻译展开激烈争论。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于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理论为译者提出新的翻译规则和翻译单位。功能对等打破传统的翻译观点,提出语篇翻译(discour translation)的概念――译者可以从一个新的翻译单位着手,对源语和原作(ST)进行全面的理解。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从文本功能角度对翻译作出了全新的阐释,进而强调功能对等是指译入语读者能够从翻译作品中得到与源语读者从原作中得到相似的感受。对于功能对等的实质,奈达表述如下: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extent to which receptors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
e translated text.Accordingly,it is esntial that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 stated primarily in terms of a comparison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original receptors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the text and the way in which receptors of the translated text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translated text.(Nida,1993:116)
社保统筹 奈达认为功能对等的关键是受众对译文理解和欣赏到什么程度。因此功能对等实质上是从源语受众对于源文本的理解和欣赏与译入语受众对译文本的理解和欣赏对比角度阐释的。这是一个动态的对比。可见功能对比的核心思想是让译入语读者从翻译作品中得到与源语读者从源文本中得到相似的感受。奈达在翻译中把读者放到了更高的位置。而从传统上看,译者总是从纯文本角度分析译作的价值和质量。奈达恰恰从文本收起权利又把权利放到了读者手中。然而很多学者批评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其中就有著名的解构主义学者韦努蒂(Venuti)。批评者批评的一个因素就是功能对等忽略了语言形式。语言的内容与语言的形式不可分割,就像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一样。内容是形式的实质而形式是内容的载体。尤其在文学翻译方面,文学性(literariness)往往脱离不了文学的语言。那么语言形式对于文学性的保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奈达认为语言本身具有相同的功能: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
rmative function)、祈使功能(imperative function)、施为功能(performative function)、感情功能(emotive function)、美学功能(aesthetic function)和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但是具有功能与功能对等并不一致。文学翻译的客体是文学,而文学翻译能否以功能对等一言以蔽之则取决于文学的特点和文学翻译的特别性。
二、文学翻译的特点
根据功能理论代表人物Katharina Reiss的理论,翻译文本根据其语言维度同样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和运作型(operative)。根据赖斯(Reiss)的文本类型分析方法,Chesterman设计了以下图表(转引自Jeremy Munday,2001:75)。
有效的同义词 可见翻译客体的差异导致翻译方法和策略不同。文学作品属于表情型范畴。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在文化作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译者翻译一部文学作品,不仅需要考虑源文本包含的信息,而且要考虑特定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形式所传递的涵义。译作要达到“风姿依旧故我”就不仅要传神还要传形。功能对等过多地强调语言的功能而忽略语言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功能对等并不能完全满足文学作品翻译的要求。此外,也有学者批评功能对等理论对于语言形式的忽视,赋予译者过多的自由而容易导致译作过多偏离源文本。文学作品的翻译
使翻译活动变成更得更加困难,尤其是作品的背后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语言文化传统,源文本的文学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翻译过程中丢失的东西。抛弃语言风格的差异,单就源文本在译入语文化上的真空,已经致使某些文本具有一定的不可译性――缺乏一个准确文本。尽管在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看来可译性的争论是荒谬的,但文学作品本身的复杂性,确实给翻译带来了难度。单就功能对等的要求而言,文学翻译在语言形式角度要考虑源文本的信息、句法、修辞、语言模糊性、亲属词关系、拟声词和风格等问题。而在文化层面,译者要更多地关注文化传统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别和风俗习惯的迥异。
三、文学翻译中语意和文学性丢失
美国大诗人Robert Lee Frost有一句关于诗歌与翻译的论述:“诗就是翻译中丢掉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在信息转换中并没有特殊难度,而在文学性(或者称之为诗性)的转化中开始丢失。这种丢失源于诗歌这种文学作品的语言特点、意境传递和文化深度。而功能对等理论在各民族语言共同点的论述不足以解释诗歌翻译称之为文学性的东西,在读者反映相似性这一标准上也缺乏实践可能性。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对于同一文学作品的反映不可能达到该理论所说的相似性。甚至在同一文化背景下,读者自身的差异性导致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由于不同语言中平行或者对等的语言和文化结构时有缺失,译者依据功能对能理论翻译就会增加或减少原作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功能对等强调的是目的语,是一种以目的语为导向的理论。但两种语言在意象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得译者不能在语意上找到准确的对等。而标准的译入语表达必然造成语意的丢失。译者不仅要考虑语言因素而且需要考虑文化因素。而某种语言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往往在移植到另一种语言后因失去文化土壤而不复存在。所以文学翻译的目标是翻译语言和语言背后的文化。既然文化离不开承载的语言,而语言的差异在于形式,所以文化离不开其赖以存在的语言形式。功能对等忽略了语言形式,文学翻译的文化含义丢失不可避免。以培根的论读书为例,公认最好的是王佐良先生的译本。无论从语体到篇章还是语言的时代性都有较好的体现。我们惊叹王佐良先生的造诣却不得不看到另一个问题。一个不知道培根,也不知道《论读书》(Of Studies)是一篇英文散文的人,很难看出这是一篇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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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猫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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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
从上文翻译中看不到一丝翻译的痕迹。暂且忽略这段译文在中文的文学价值,单就一篇英文散文的中文译本来说,根本看不出这是译文。而这篇译文更像是中文创作的作品。作为一篇以英文为母体的文章,它本来的文化含义是否完全移植到中文中来了呢?单就语言形式而言,源文本的文化含义和语言传统并没有完全得到延伸。而很多英文的因素恰恰在地道的中文译本中丢失了。
四、结语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中一个特殊范畴,在实践中不能单纯以功能对等来阐释。语言形式作为文化的载体,承载着特定文化传统的含义。文学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译者在翻译中必须考虑文学性的传递。只有通过综合各家学说之长,才能对文学翻译作出更加准确的指导。而语言形式上适当的异化,会比单纯的功能对等更能体现源语文化,从而使作品不仅不失文学价值而且更像是一部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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