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党组织形态变化述评奥数培训
来源:欧洲研究 作者:徐 锋
一 工业化时期西方政党组织形态的回顾
西方政党的发生和发展一直与工业化进程紧密关联。18世纪70-80年代，政党首次出现于工业化的故乡——英国。工业化初期的政党基本都是出于议会斗争的需要，内生于议会政治活动当中。这些党由政见相近的议员联合而成，所以称为核心型政党(Caucus Party)，也有人将其称作权贵党，因其党员大多是议员，多数又拥有贵族身份和地位，他们组党、控党和发挥政治影响，也大多与其身份地位有关。核心型政党的党员是议会成员及其亲信，结党目的基本上不是为了争取社会支持，而是要维护权贵的利益和地位。政党组织及其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依托议员、党员私人的社交网络，通过权贵实际控制的地方选举将权贵或其代理人送入议会和政府。从组织形式上看，这些政党一般都是精且小，结构简单，同时，它们都没有什么基层组织，比较松散，也不稳定。从组织行为上看，由于只是为了确保自己对选举的控制、确保自己的成员顺利当选，政党及其党员不太关注社会大众的反应，反而对公众参与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这样的政党需要有人协助动员选民，那么它会
竭力确保这些人不会因协助行为而产生要求对政党事务施加影响作为回报的想法。”①
19世纪中后期以来，工业化在欧美的全面铺开摧毁了将政党政治控制在社会上层的努力。大众型政党(Mass Party)发展起来。这类政党的出现是工业化中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表面化，阶级冲突尖锐化的结果。在百多年里出现过的大众型政党有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主义政党和宗教政党。②大众型政党在议会外生成，有的在体制外生成，都宣称代表社会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它们因此构成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与工业化造就的社会结构相一致，这些党组织严密、结构完整。它们由党员和领袖构成，领袖通过制度化渠道推举产生，并向党员负责。党的组织分为全国和地方性组织，配备专业或业余的党务人员，维持各机关、部门的运转。群众性政党还发展起了包括党报、消遣性俱乐部等辅助性组织系统，除平常用做政治动员，还可用以满足党员交往、休闲等需要。这些政党还经常与商会、工会、教会等各种社团、集团结盟，既可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壮大自己的党员队伍，巩固、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又可以通过它们实现自己包括选举在内的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性策略、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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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堂大众型政党对老式核心型政党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英国的保守党，为了竞争和发展，也
素菜汤三国杀张飞逐步走向社会公众，建立自己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建设自己的组织辅助系统。但它们始终没有发展成类似社会主义政党的大众型政党，而是更多地保持了自身传统，党内的权贵气息也存续至今。
二战后随着西方工业化走向尾声，努力拓展社会基础、追求党员数量规模、在选举中广泛动员、人多力量大的竞争模式日渐失效。传统核心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开始逐渐缩小它们在组织形态上的距离，前者进一步希望寻求来自公众的支持，后者退一步企图摆脱来自社会的操控，多数老党、大党开始向全方位党(Catch-all Party)转变。全方位党的组织目标不是有针对性地维护社会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充当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掮客、经纪人，更好地管理国家和服务公益。③组织结构上，这些党基本延续了大众政党的模式，由全国、地方组织和各类辅助系统组成，但又有所不同。首先，组织对党员的门槛要求下降，党比较强调党员的权利，但不大提及义务。其次，相对于群众政党，全方位党党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党员和领袖、组织的关系比较疏离。同时，党的领袖与组织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有的领袖与党若即若离，有的根本就只是在借用党的招牌。结果是，党员无法对领袖、党形成约束，领袖、党的组织也无法对党员形成约束，政党组织对领袖和党员都不形成强有力的制约。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在这方面就比较典型，除了初选产生风雨花
各自的领袖外，两党的组织和党员基本都在充当大选吹鼓手的角色。
二 后工业社会初期西方政党的组织形态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工业化完成，各国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由知识技术形成，信息和知识是其主要特征。④在后工业社会，工业化阶段板块式的社会结构被解构，社会碎分化趋势加剧，政治生活的地位和作用更为凸显，社会生活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政府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同时，关键性决议也更多地由政府而非市场做出。于是，社会上越来越多的集团、群体试图通过政治制度来确立自己的社会权利。在这场权力重整的竞逐中，西方政党组织形态的演化也出现了新的动向。
1995年，卡茨和梅尔提出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的概念。⑤他们认为，随着政治活动越来越职业化和专业化，面对新的社会形势，特别是面对来自其他社会团体的竞争，各政党开始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而融入国家，实际上是变成了“准”国家机构。政党自身的存续不再依赖党员筹集经费和进行大规模人力密集型政治动员，而是通过获得国家补助进行资本密集型政治活动，通过国家许可的权力运用现代媒体进行政治沟通和宣传。各党间也愿意达成妥协，有意识地将选举、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确保各党能够共存并共享政治与简笔画树木
社会资源，同时排除新政党和来自其他政治力量可能的竞争。由于各政党政策逐渐趋同，竞选越来越多地着重于选择较好的选举专家。
从政党组织形态变迁的角度来看，卡特尔政党不能算作全方位党之后新的政党类型，它更多地是描述、强调政党卡特尔——一个企图垄断公共管理权力的政党联盟。从政党关系变化导致政党形态变化的角度和从政党形态变化影响政党关系变化的角度来看问题，结论是不一样的。把卡特尔的特征等同于新型政党形态的特征，是把政党关系变化本身，以及这种关系对政党形态的影响当成了新型政党的本质。其实，新型政党更多地是政党适应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生活新变化，其内部人员、技术和结构等诸要素的有机系统出现根本变化，以及该结构对政党内外环境变化做出整体调适的结果。因此，虽然卡茨和梅尔所看到的政党关系的变化，包括这种关系对政党组织形态的影响的确构成新型政党孕育过程的重要部分、环节和侧面，但它们还不足以导致新型政党的产生，也不足以证明卡特尔政党是一个独立的、历时性政党形态。
如果具体指称某个政党就是卡特尔党并不恰当。毕竟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还不到半个世纪，西方国家也还仍然处于一个转型阶段，新秩序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人们也无法在现实中
完整地认识和把握它。相应地，新的政党形态也还处于孕育、发展过程中。也许看到了这一点，梅尔在1997年又指出，卡特尔政党的形成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他也提到：“英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与卡特尔政党相关的行为越来越不怎么时兴。”⑥其实，将卡特尔政党视为政党形态演化在某一特定阶段，各政党出于种种自身现实利益考虑的一种集体表演、一种共时性状态还是比较合适的。这也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我们实际看到的西方政党形态基本上还是大众党和全方位党两种（核心型政党已经基本消亡，或已成为全方位党）的原因。当然，这两种政党为了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正在尝试变革自身的组织形态，并由此获取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从组织形态上看，后工业社会初期的西方政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趋同倾向。一是大众型政党越来越向全方位党靠近，二是几乎所有政党都越来越倾向于直接诉诸选民，诉诸大众。
当代英国工党是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党转向的典型。工党曾经是标准的大众型政党。由于长期为英国工会所操控，工党迎合社会各阶层要求的口径过窄，组织形态愈益保守和僵化。为此，工党的政治行情低迷，曾长期在野。从金诺克开始，经史密斯等几任党的领袖努力推动，工党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改革。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弱化、排除工会对党组织的
决定性影响，继而把工党从工运政党变成选举党，将组织目标由代表工人利益变为在大选中获胜。具体做法是：(1)党的组织面向全社会开放，重视个人党员的吸收，尽可能将工会集体党员转成个人党员，大力吸收新党员，以此削弱工会在工党中的组织优势；(2)革新基层组织“管理委员会”，提升个人党员在其中的地位，赋予个体党员选举选区议员的权力，以及比集体党员（比如工会）更大的表决权；(3)党的经费筹集转向寻求社会捐赠，摆脱对工会的财政依赖，相应切断工会伸向工党的组织触角，使党的组织系统及其工作人员放弃工会取向并找回政党取向；(4)强化中央党部和领袖的权限，限制、削弱地方组织的权利。在选举中，党的领袖、中央组织及其所雇佣的党外选举专业人才和组织集权操控，基层和党员个人的作用明显减弱。1997年以后，工党在大选中连续获胜执政至今，说明它趋向全方位党的改革还是比较成功的。
进入后工业社会，传统的政党组织日渐衰朽，对党员和选民的吸引力大幅度下降，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西方政党党员的绝对数量和党员参加选举活动的比例都在大幅下降。在欧洲13个老牌民主国家，党员绝对数量缩水比例为13%，其中英国和意大利政党党员数量竟然下降了50%，以致观察家惊呼：这简直就是大出血。⑦同时，政党组织体系担负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在弱化，与政党所期望的组织行为差距拉大。在美国，1973-1994年，为政
党工作的人减少了42%。⑧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不到一半的工党党员参与分发传单或提醒别人投票，少于四分之一的人协助工党寄信、挨门挨户拉票和催票，只有10%的人从事过电话动员和应答、街头造势或计票监票工作。1990年代末，65%的工党党员根本没有为党工作过，75%承认对党的事务从来就不主动或不太主动。意大利的情况也一样，在那里各党党员很少同党的组织发生联系，也很少参加党的活动。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政党共同面对的难题，形成所谓“政党危机”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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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上述问题的初始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强调的是，全方位政党赢得选举与壮大党员队伍、强化组织建设这两个组织目标的相关性越来越低，甚至相互冲突。政党要想赢得选举，从组织形态上讲，它最好能兼具人力密集和资源密集的双重特点。这样，党的组织行为才能得心应手、收放自如并产生实际绩效。但实际情况却是，长期以来西方政党的领袖和党的高层对于壮大队伍、强化组织建设这一目标一直是有心无力，以至于不得已干脆另起炉灶，将选举功能部分或完整地从党的组织方面剥离出来。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政党组织的衰朽。在这方面，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非常典型。这两个党自形成之后就一直处于组织弱化和虚化的境况。这一特点延续至今，反倒与后工业社会政党组织变迁的趋势相暗合。美国两大党的初选都是开放地面向社会，党员在这一阶段的组织行为并不突出，与一般选
民区别不大，党的组织行为从选区到县和州委员会、直至全国委员会组织依法为候选人登记、组织投票和根据投票结果提名大选（议员）候选人等都是例行公事；在大选阶段，政党领袖（两党总统候选人）和其他公职的候选人都是凭借自己的竞选班子——选举专家集团来领导选举，党员和党组织不过是打下手，敲边鼓；一旦党的领袖、候选人当选，领袖关注的重点自然转向政府事务，议员们也很少受党在国会组织的制约。英国工党在这方面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为了竞选胜利，领袖最佳的政治选择就是直接诉诸选举专家、直接诉诸选民，从而客观上使党员与选民的边界被模糊，使党的组织与大众组织相混同。近年来，随着选举周期不断拉长，选举甚至延伸到政党政府日常政策活动中，这已经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政党组织越是想胜出，就越是损及自身应有的结构和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西方各国政党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美国政党文化的影响，有些国家的政党组织发展甚至给人以“美国化”的印象。原因就在于，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政党在这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可资利用的组织与技术手段都是最新的。但是，这与各国政党继续保持其组织形态的民族特色并不冲突。政党的民族差异是由包括理念、行为、制度和器物在内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和地域性所共同决定的，因而是不可能抹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