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何为超人？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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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尼采的“超人”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超人”意味着人是要被超越的,意味着人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常人”的行为总是瞻前顾后,为了照顾到各种关系,为了左右逢源,常常放弃能够做的事情。“超人”则不同,他既不做道德律的奴隶,也不做自然律的奴隶;既不是受“天条”束缚的唯唯诺诺努力修善乞怜于神恩的庸人,也不是为竭力摆脱奴隶地位成为主人而对一切采取报复的复仇者,而是不用他者认可的纯粹主动者。“超人”的意志不需要与另一个真、善、美协调,他本身就是真、善、美;“超人”是无辜、无邪、无罪的,是真正自由的人,是价值的创造者和评估者。因此,“超人”虽然常常是悲剧性的,但却是乐观的、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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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有“超人”之说,已为众人熟知,似并非其学说之难点;但是究其涵义,则尚须详加探讨。
既曰“超人”,则非“常人”;而“超人”仍归于“人”,则又非“神”,其义亦甚明白。然则,尼采对于基督神教,取竭力反对之态度,则其“超人”,亦绝非介乎“神”“人”之间的一种族类,或者像古代希腊的“英雄”那样一种类型,虽然尼采对于古代希腊之诸神,与对基督教之神的态度,决不相同。
学者已经注意到尼采多次强调的思想:“超人”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超人”意味着“人”是要被“超越”的。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不久,尼采就借查拉图斯特拉的嘴教导世人:“人是那种要被克服的东西”〔1〕。于是我们知道,尼采所谓“超人”,是强调“人”须得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就是说,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创造”。
然而,尼采的“创造”、“创新”等等,不是向着更“完善”的“目标”“前进”,因为在尼采的心目中,根本没有那种“超越”的“真”、“善”、“美”,那么,这里所谓“超越”、“克服”,又如何理解?
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来看,“超越”和“克服”等等,乃是一种“否定”的精神,根源于“理想”与“现实”、“本体”与“现象”的原则区分。这种哲学,就尼采来说,近取康德、黑格尔,远可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个传统,叫做“理念论”,或者如我国的译名“唯心论”——idealism。这个传统强调,有一个或多个超越、绝对——超绝的“理念”,集“真”、“善”、“美”于一身,尘世间的“现象”,都是它的“模本-复制品”,而都要“趋向”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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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这样,相对于那个“原版-原本”的“理念”来说,一切的“现象”都是要被“否定”的,“理念”向一切“现象”说“不”。
我们要明确,尼采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与这个传统完全不同的,这样我们就要在一个不同的理论视角中来理解尼采的“超越”和“克服”。
尿路感染流脓尼采的“超人”,不能被理解为从“人”到“神”的“过渡”环节,是因为尼采把基督教和从希腊理念论的哲学传统联系起来考虑的结果。我们看到,尼采这种取向,是理解哲学理念论的很重要的一个视角。
在欧洲,基督教宗教精神和希腊的哲学(科学)精神“磨合”了很多年,其间充满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甚至充满了血腥;然而沟通之门从一开始就是打开着的。从思想的根基里,双方都承认一个超绝的、至高的真善美的存在或“悬设”,而尘世的现象是要被否定的,人世间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向那超绝的真善美——神靠拢。
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古代希腊形而上学为这个最高理念-或存在奠定了思想基础,近代康德则从伦理学-实践理性方面推导了设定“神”的必然性。古代形而上学从“至真”方面论证了“美式八球
理念”的必然性;康德实践理性则从“至善”方面论证了一个最高裁判“神”的必然性。康德从哲学完成了对(基督教)“神”的论证,使这个“神”,成为“全知”,“全能”,“全善”,使人间一切向善的修德行为,有一个最后的“根据”。
尼采对于这些哲学的或宗教的说教,断喝一声:谎言!
尼采这种态度,并非全是情绪式的,而是建立在清醒、清楚的理路基础上的。尼采的实际思想,和他的某些情绪式表达形式是有距离的,我们对他的哲学思考和理解,要透过他的情绪看出其中的理路来。尼采不是愤世疾俗者,尼采反对“报复”。
“谎言”的断喝,乃是对一切传统的形而上学,包括或者特别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当然也是对一切宗教信仰的批判。尼采是无神论者,是现实论者,但仍然是“超越论者”,或者说,是真正的“超越论者”;因为,过去传统的“超越”,是“否定”的“超越”,而尼采的“超越”,则是“肯定”的“超越”,是不经过“否定”“现象界”的“超越”,或者,竟然是真正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是对“理念论”所具有的“否定”的“否定”。
“肯定的超越”而不是“否定的超越”是理解尼采“超人”的关键。“人”是要被“克服”,被“超越”的;“
克服”、“超越”什么?“克服”、“超越”那个“否定”———传统哲学中那个作为“否定”力量的“人”,使之成为“肯定”力量的“人”:从对一切现实说“不”,转变为对一切现实说“我要”———“Ichwill”〔2〕。
DerWille-意志在这里首先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而不是像在康德那里,首先是一个否定的、消极的力量。
不错,康德的意志是“自由”的,它是摆脱一切感性束缚的理性力量,但是正因为如此,它首先成了“否定-摆脱”现实感性世界的力量,因而也是通向至高无上的“神-宗教”的道路,只有在“神的天国”,“意志自由”才有“肯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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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看来,康德这种否定性、消极性的“自由”,在现实世界,实际上是为“责任”设定的,为“责任”找出一个绝对的根据。“自由”的必然性,意味着“责任-负担”的不可逃避性。所以人们面对康德的“自由”,并不觉得轻松自在,而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感。在这种“自由”的压力下,叔本华躲进了希腊哲学的“理念”世界,躲进了艺术和哲学的殿堂,在那个海市蜃楼中,才能怡然自得。
之所以会出现康德这种消极的、被扭曲了的“自由”,概出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理念”-“神”的设定。“理念”和“神”“限制”了“人”的“自由”只能是“形式”的,只有到了“天国”———或在“绝对精神”里,这种“自由”才获得了“(现实的)内容”,于是,在康德———以及黑格尔那里就出现了一个辩证的词组:人作为“有限的理智者”只有“有限的自由”〔3〕。
这种消极的、否定的“自由”对于“有限的理智者”只要求一个抽象的“应该”,至于“应该”的“内容”则是“经验”的事;只问“应该(去做)”,不问“(做)什么”就如同只问“是(存在)”而不问“(是)什么”那样,是一切(自然的、道德的)抽象形而上学的陷阱,的确是为“信仰”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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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向人许诺这样一种形式应该的“自由”是虚假的,对于康德的“自由意志”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道德哲学给以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指出康德的“自由意志”下的“道德伦理”,只能出现“庸人”和“奴隶”,不是忍辱负重就是犯上作乱,都以最高的“神”-“理念”-“天命”为借口。
尼采的“超人”则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由者”———因而(不)是“责任者”。“超人”不是“拥有”形式的“自由”而战战兢兢地担负实质的“责任”,超人的“自由”带在实质性,也就是带有现实性,他是实实在在地“自由”的。这种“自由”只问“要”“不要”-“愿”“不愿”,而不问“应”“不应”;当然,“愿”“不愿”也不是抽象的、形式的,不是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而要看“能”“不能”,所以尼采强调的不是
“自由意志”,而是“权力(能力,力的)意志”。中文将尼采的“dieMacht”译成“权力”,不仅是政治上“统治”的意义,而有一层“权衡”的意思在内,是“量力而为”的积极的意思———只要有能力,就“要”去“做”。倒不是不计“成败利钝”,而是不顾既定的“善恶是非”的束缚,更不是“相信(信仰)”那“至善”,而是自己“创造”“价值”。尼采说:“一旦人相信预言家和占星家,那么人就会相信`一切都是命(Schicksal):你应该(sollst),则你就必须(musst)'!
而人如不信预言家和占星家,则人就会相信,`一切皆自由(Freiheit):你能够(kannst),则你就要(就愿意,willst)'!”〔4〕
尼采这段话很概括地表明了他的核心思想:“超人”乃是真正的“自由”的人,而不是被“神”注定了的“自由”,不是被(神)承认了的“自由”,不是“神”-“理念”-“他者”眼中的“自由”,而是“自己”的“自由”。康德的“意志自由”之所以是一个“误区(Irtum)”,“是因为人被当作自由的,而不是因为它是自由的”〔5〕,而真正的“自由”与“责任”无关,它是“无辜-无罪”的。“超人”不相信“原罪”,“超人”像“儿童”那样“无辜-无邪”,只是“超人”不像“儿童”那样“无知”,“超人”是“成熟的儿童”、“智慧的儿童”。
当然,尼采并不是一般地否定道德,他只是不相信有绝对不变的“道德”,他认为至高无上的“至
善”是骗人的虚构,而对于既成的道德规范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迄今的道德规范,不过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不幸的是这些规范,特别是基督教的道德规范,都是奴性的,是“奴隶”的准则,“奴隶”即使造反当了“主人”,也还是“奴性”的。循此,尼采研究了“道德”的“谱系”。所谓“谱系”乃是“出身”,乃是“门第”,乃是“品秩”,是论“高(贵)”、“下(贱)”的,而不是真正论“善”“恶”的;就像“意志”只论“强”、“弱”,无关“善”、“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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