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收藏“芙蓉⼿”的年代及其窑⼝
海外收藏“芙蓉⼿”的年代及其窑⼝
欧阳希君
原⽂收⼊《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续集》
克拉克瓷在国外研究较早，且有多种解释。1681年温斯顿（Winschooten）对其解释为：克拉克是⼀种巨⼤的轮船，在荷西战争中荷兰⼈掳获了它，出于纪念的⽬的，就把最古⽼最精美的瓷器叫克拉克瓷。1701年马林（P·Marin）对这个词作了⼀个简单的解释：克拉克瓷是最古⽼⼜最精美的瓷器，其名称是出于纪念从西班⽛和葡萄⽛⼿中掳获的船只，因为这些船装载的瓷器是最早被常到荷兰的瓷器。1967年沃特伯格（W·von Wartburg）认为克拉克瓷这个术语起源于荷兰的“Kraakporlein”，⽽前缀词“Kraak” 可追溯到西班⽛语和葡萄⽛语⾥，表⽰⼀种⼩的商船“caraca”，
⽽“caraca”⼜是来源于阿拉伯的“harraqu”（⼀种⼩船）。也有观点认为：这种瓷器在17世纪初来往于荷兰与塞兰德的海盗船从葡萄⽛商⼈那⾥掳获的货物中被发现，于是⽤荷兰语叫它“Kraken”（克拉克）；克拉克瓷并⾮来⾃葡萄⽛⼈的船名，⽽是出⾃荷兰语“Kraken”，是裂缝或破损的意思，弗兰克（Franck）、泰尔（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che Taal）均持这⼀说法；“克拉克”就是精美瓷器，
荷兰最精美的瓷器叫克拉克瓷，因为荷兰最早的瓷器就是克拉克瓷；拉斐斯（G.E.Rumphius）认为来⾃中国当代精美瓷器叫克拉克瓷；“克拉克”就是形容了陈列青花瓷的弗⾥斯兰（Friesland）架⼦。以上种种说法都缺乏具体的细节来论证。⾥纳尔蒂（Maura Rinaldi）对克拉克瓷名称也作了⼀些有益的考证：14世纪以来热那亚⼈和威尼斯⼈在地中海使⽤的商船，葡萄⽛⼈称“naos”，但荷兰⼈称“kraken”（英语中
称“carrack”），它来⾃西班⽛语“caraca”，⽽“caraca”⼜起源于阿拉伯语“qaraquir”，意思为贸易商船。荷兰⼈曾掳获两艘克拉克商船，⼀为1602年在⾮洲海岸掳获的San Jago号，另为1603年在马来西亚东海岸的帕达尼附近掳获的Santa Catharina号。船上的货物超过⼗万件，后在荷兰拍卖，这是北欧⼈第⼀次见到数量如此惊⼈的中国青花瓷（C.L. van der Pijl-Ketel：《⽩狮号陶瓷遗存》“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转摘于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3期113-122页。莫拉·瑞纳尔迪著，曹建⽂、罗易扉译：《克拉克瓷器的历史与分期》，《南⽅⽂物》2005年3期83-85页。）。欧洲学者⼜据“Kraakporlein”称为“嘉橹瓷”，其名源⾃荷兰⽂KRAAKSPORSELEIN，指明万历年间的外销青花瓷器（亚洲⽂明博物馆：《亚洲⽂明博物馆之中国⽂物收藏》199页，新加坡亚洲⽂明博物
馆，1997年。）。
对于克拉克瓷的特征，⽬前也没有⼀个⼗分明确的定义。不过⼤多数⼈认可克拉克瓷的得名是出⾃克拉克船。格罗宁根博物馆（Groniger）的克⾥斯汀·乔根（Christiaan Jorg）博⼠最近从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执⾏官1639年春写给荷兰商⼈伏特·泽兰迪亚（Fort Zeelandia）的⼀封信中，发现了下列⼀段话：“我们想从你们那⾥得到器型完美、装饰精美的克拉克瓷器”。这⼀资料⽀持了克拉克瓷（kraak）⼀词实际上源于克拉克船（carrack）的观点。因为1639年接近于俘获葡萄⽛克拉克船的⽇期。此外，乔根博⼠指出：在1673年“艾玛丽娅·凡·索尔姆斯”（Amalia Von Solms）的瓷器⽬录中，⼏次出现
有“Kraeckwerck”和“craeckcommen”的词语，迄今为⽌这被认为是最早的与此有关的
⽂字资料，⾜以证明在1639年时克拉克瓷已经通⽤了（莫拉·瑞纳尔迪著，曹建⽂、罗易扉译：《克拉克瓷器的历史与分期》，《南⽅⽂物》2005年3期83-85页。）。
经销合同梅德莱（Medley）指出：“克拉克瓷，是对⼀种类型瓷器⽅便的叫法。这种类型瓷器有⾃⼰的特⾊但⾮常奇怪地很难准确描述它。” C.L. van der Pijl-Ketel认为：总体来说，克拉克瓷狭义理解是指青花外销瓷，特征通常是扁平型的盘或碟，略带菱⼝，在壁和沿上有模制开光纹样，⽤钻蓝装饰，施较薄的透明釉。主要特⾊是装饰纹样，在盘、碟和浅碗中，中⼼花纹通常被含有各式各样菱形纹样的多个扇型装饰包围。器物内外表⾯和边沿都⽤很多有不同装饰纹样的⼤开光以及许多有珠状垂饰和带状装饰
的狭⼩开光来装饰，开光内的装饰有花纹、⾍纹等及象征符号。克拉克瓷的图样编排依据陶模的设计⽽定，但若长颈瓶和⼤⼝⽔罐，则图样编排就不⽤和陶模的式样完全对应，类似于克拉克瓷的这种装饰特点在另外⼀些类型的瓷器如汕头瓷和后来模仿克拉克瓷的⽇本瓷中也存在。1980年荷兰的四个博物馆专门开展了⼀项克拉克瓷的研究，得出了克拉克瓷的⼋⼤主要特征，特别突出的最⼤特点也是开光（C.L. van der Pijl-Ketel：《⽩狮号陶瓷遗存》“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转引于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3期115页。）。但仅适⽤于扁平器和碗，瓶罐壶等未包括。国外学者麦艾尼（B.S.McElney）对克拉克瓷作了分期，其第⼀（1550-1570年）、⼆期（1560-1580年）没有开光装饰，第三期（1575-1590年）见看光……第七期（1625-1640年）菱⼝形纹样被淘汰⽽出现了郁⾦⾹图案（C.L. van der Pijl-Ketel：《⽩狮号陶瓷遗存》“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转引于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3期117-119页。）。但第⼀、⼆期的⽆开光和第七期的瓷器是否属于克拉克瓷尚且不能确定。
但以上研究，对于克拉克瓷的命名解释和形制、纹饰（除盘、碟、碗外，其他未包括）等特征众说纷纭，莫衷⼀是，始终没有⼀个令⼈信服的明确答案。
国内的研究迟于国外，但多沿⽤海外学者的普遍观点。如冯先铭等也认为：克拉克瓷从⼴义解释是泛指明代万历时期的青花贸易瓷。缘起于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接连捕获了葡萄⽛克拉克（Karrack）商船The San Jago和The Santa Catharina号，船上货物是我国万历时期的青花瓷器。由于这类瓷器是
被捕获的克拉克商船中发现的，为纪念这次胜利，把初次到达荷兰，⽽且⼗分精致的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器。克拉克瓷器包括盘、碗、瓶、军持等，以盘为多⽽具典型性。器物⼀般薄胎，盘有圆⼝及菱花⼝，内底微凹，圈⾜微向内斜，⾜上多粘有砂粒。最主要特征表现在纹饰上，中⼼主题纹饰多为花卉、花篮、禽鸟、动物纹等，内壁⼀般有6个或8个扇形或开光，开光内绘杂宝等图案，部分盘璧还模印出花瓣或开光的轮廓。关于克拉克瓷得名，荷兰学者在《1613年WITTE LEEUW船运载的瓷器》⼀书有较详细考证（冯先铭、冯⼩琦：《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物》1990年2期101-104转117页。）。
⽇本学者则⾮常形象的将开光瓷盘称为“芙蓉⼿”，以其形似盛开的芙蓉花⽽命名。愚以为“克拉克瓷”、“嘉橹瓷”的称谓太宽泛，也不易理解，如单指开光⼤盘尚易理解，但却⼜包含着盘、碗、瓶、军持等，实不易区划这⼀笼统的庞⼤命名。马⽂宽也认为：⽤葡萄⽛船名来称呼⼀种中国瓷器，⽆论从哪⽅⾯来说都是⽋妥的（马⽂宽：《从⼀件万历青花开光瓷碗谈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辑13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孔⼦⽈：“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不顺，⾔不顺，则事不成。”有学者（卢曜：《正名》，《古陶瓷科学技术（3）1995年国际讨论会论⽂集》362-366页，上海科学技术⽂献出版社，1997年。）指出：“克拉克瓷”、“嘉橹瓷”等都是西⽅⼈⼠在不知这种产品是中国的之前，偶尔碰到来⾃⼀个神秘远⽅“China”的⼀种奇异产品“瓷器”，⽽杜撰出来⼀些名堂，作为讨论对象。他们⽆法知道中国瓷器的真正
名称，便随便替它起⼀个名号，可是到了开明的今天，没有理由继续沿⽤旧名堂，更没有理由不断为中国瓷器杜撰新名。西⽅⼈⼠最初见到来⾃异域的新奇瓷器时，⼀定茫然不知其名，⼜不想⿇烦地去探索它的来源，就随意权宜给它起个名号。这种做法往往把某⼀⼤系的瓷器之⼀⼩部分，夸张成⼀种独特的器物。像这种命名法，对研究中国古陶瓷来讲，可能引起误导作⽤，并局限研究者的视野，甚⾄导收研究结果徒劳⽆功。情分
⽇本⼈所称“芙蓉⼿”是开光青花⼤盘，以后引伸为开光青花盘碟等类瓷器。故“芙蓉⼿”之命名尚可保留，⽽“克拉克瓷”、“嘉橹瓷”已⽆存在的理由，似可摈弃。如果继续使⽤会使名称变得混乱不堪，不利于古陶瓷研究。但也有⼈认为：“芙蓉⼿”是不确切的，因为瓷盘的外区周边画框形不是芙蓉⽽是莲花瓣（薛翘、刘劲峰：《江西出⼟的明万历外销青花瓷盘》，《江西历史⽂物》1985年1期95页。）。⽇本⼈所⾔是整体开光像芙蓉花，并⾮单指单个开窗（即开光），且开光图案各异，并不代表任何花瓣。
海外收藏着⼤量的纹饰新奇带明显异域风格的开光青花⼤盘，⽽国内却⼏乎不见或少见这类瓷器传世。这些被注明景德镇或江西、汕头窑产品的开光青花盘产于中国何地？制作年代？先看⼀组国内出⼟资料。
60年代中期江西城南县周家塅明崇祯元年墓出⼟⼀件开光青花盘（薛翘：《城南县周家塅发现明崇祯
元年墓》，江西⽂管会：《⽂物⼯作资料》1965年6期。），⾼5、⼝径29、⾜径15㎝，菱⼝，折沿，浅腹，平底，矮圈⾜，主题纹饰为荷池⽔禽，外壁⼋开光蝴蝶图案，内壁莲辦形开光饰四吉祥和向⽇葵，并间以饰锦纹和缨络的⼋⽴柱。这是⽬前所知道国内最早出⼟的开光青花盘，因处于“⼗年动乱”的这⼀特殊年代⽽⼀直未引起⼈们重视。据墓志载：墓主⽣于万历⾟卯（1591年），殁于庚申年（1620年）⼗⽉（泰昌元年），越⼋年崇祯改元，⼗⽉葬于北关⼗四都。瓷盘出于棺内，当为泰昌元年（1620年）墓主殁时所殉。
滑雪教程1979年南城县岳⼝公社游家巷明万历三⼗⼀年（1603年）益宣王朱翊鈏墓出⼟⼀件开光青花盘（江西省博物馆等：《南城县益宣王夫妇合葬墓》，《江西历史⽂
物》1980年3期。江西省⽂物⼯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物》1982年8期），⾼6.6、⼝径31.3、⾜径17.8㎝，菱⼝，拱壁，平底，矮圈⾜，主题纹饰为花卉翎⽑纹，外壁⼋开光向⼝葵图案，内壁⼋开光内饰四吉祥、菊花、芭蕉、浮萍和牡丹。出⼟时盘⼝有破裂后重新粘补、补釉、再⼊窑的痕迹。
1982年江西⼴昌县明万历三⼗六年墓、会昌县明墓各出⼟⼀件四吉祥向⽇葵博古牡丹纹开光青花盘，尺⼨⼀样，均为⾼4.8、⼝径28.6、⾜径15.5㎝，纹饰相似。外壁⼋开光飞⾍图案，内壁⼋开光内饰博古图或四吉祥、向⽇葵，主题纹饰为博古图（薛翘、刘劲峰：《江西出⼟的明万历外销青花瓷盘》，
制片人和导演的区别
《江西历史⽂物》1985年1期93-98页。）。⼴昌县明万历三⼗六年墓出⼟⼋开光双⿅纹盘，⾼4、⼝径20.8、⾜径11㎝。
1983年江西⼴昌县⾦钟岗明万历三⼗六年墓出⼟六开光双⿅相视纹盘，⾼3.4、⼝径20.3、⾜径9.9㎝；⼴昌县李仔坑明万历三⼗六年墓出⼟双⾏龙双⿅纹盘2件，均⾼3.9、⼝径20.3、⾜径13㎝。
1986年江西⼴昌县南明弘光元年墓出⼟四吉祥向⽇葵花鸟纹盘3件，⾼3.5-4.5、⼝径27.8、⾜径10.5-13.8㎝。
1988年江西⼴昌县⼤际村明天启元年布政使夫妇墓出⼟⼋开光盘2件，⾼3、⼝径27、⾜径21㎝；1988年江西⼴昌县盱江镇北门椒坑明万历元年墓出⼟双⿅纹盘1件，
已残，⾜径10.7㎝（姚澄清等：《试淡⼴昌纪年墓出⼟的青花瓷盘》，《江西⽂
物》1990年2期89页。）。
1990年江西⼴昌县⽢⽵洙溪明崇祯四年墓出⼟⼋开光盘2件，⾼5.6、⼝径31、⾜径15.8㎝，菱花⼝，外壁勾勒⼋开光图，内壁分⼆个层次，外区绘向⽇葵、蕉叶和杂宝，间以⽴柱，内区绘池塘芦雁，间以花卉为饰，胎细器薄，釉汁晶莹，⼝沿有⼩裂痕，圈⾜粘砂。另⼀件形制、纹样、风格与前述⼤致相同，破碎后修复（孙敬民：《江西⼴昌发现明代崇祯纪年墓》，《江西⽂物》1990年4期69-70页。）
《明外销青花瓷盘介绍》（吴志红：《明外销青花瓷盘介绍》，《江西历史⽂
简笔画男孩物》1986年2期126-127页。）⼀⽂介绍了6件馆藏开光青花盘，5件为⼋开光，1件为⼗⼆开光，其中⼗⼆开光盘主题纹饰为王羲之爱鹅图。
鹰潭市博物馆也收藏有2件青花⼋开光盘（曲利平：《鹰潭收集的⼏件明代青花瓷器》，《江西⽂物》1990年4期116页及图版陆1、2。），均为菱花⼝，折腹，矮圈⾜。⾼3-3.5、⼝径21.1-26.7、⾜径11.5-15.3㎝。⼀件盘外辟为五开光，开光内饰随意圆圈，两窗间隔简化⽴柱，盘内壁为⼋莲瓣开光，开光内饰向⽇葵与⾹荷包交错排列图案，两窗之间隔⽴柱，内底绘荷叶上⽴蝗⾍⼀只，上⽅蛾⾍飞舞，伴有⽔草、露⽯；另件盘外壁与上述相似，盘内壁为⼋莲瓣开光，开光内饰四向⽇葵与四⾹荷包交错排列图案，两窗之间隔⽴柱，内底为⼋棱开光，内绘⼀葫芦瓶，芭蕉叶在瓶腰横放。
三个嫂嫂
此外，民间收藏也不少，《介绍⼏件明末清初青花外销瓷盘》（胡雁溪：《介绍⼏件明末清初青花外销瓷盘》，《景德镇陶瓷》1994年4卷3期57-60页。）⼀⽂介绍了6件开光青花盘，5件为⼋开光，1件为⼗⽅⼗开光，其中4件万⼈物图案，1件花卉、1件鹤寿图案。该⽂⾔：“仅就笔者所见近⼆年国内江西出⼟的这类青花盘就有数百件之多。”笔者也见过不少这类开光青花器，但绝⼤多数出处不明。因此，此类开光青花器主流虽为外贸，但国内也应有少量销售。
江西以外，福建平和县南胜陈⼭村“万历甲寅”（万历四⼗⼆年）纪年墓也出⼟了青花开光锦纹雉鸡牡丹纹盘残件（⼝径48㎝）、青花开光⽴凤纹盘残件及青化碗（图案多达⼗余种），这些碗盘均为南胜、五寨等窑常见的产品，纹饰、造型相同，是从外销瓷中剔除的转内销“残缺次品”，被当地平民采⽤为圹盘、圹碗封存于墓堆（⾼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230-240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5个前鼻韵母⽽江西出⼟的开光盘多数有残次，如有的⼝沿窑裂，有的底部塌裂，应该是出⼝转内销的次品，⽽“羲之爱鹅”盘在国外未曾发现，因此很难说是由外商设计图案订货的外贸瓷（吴志红：《明外销青花瓷盘介绍》，《江西历史⽂物》1986年2期126-127页。）。
这种开光瓷的的制作年代⼀般认为是明万历时期，也有⼈认为嘉靖⾄康熙时期（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3期122页。）。从以上出⼟瓷料看，这种看法需修正，纪年墓最早的为万历元年“双⿅纹盘”，但不见实物照⽚，难确定是否为开光盘，因为也有⽆开光的双⿅纹盘，故笔者对这⼀资料存疑。⼴昌纪年墓发现者写有⼀⾄五论江西纪年墓出⼟的“芙蓉⼿”⽂章（姚澄清等：《试淡⼴昌纪年墓出⼟的青花瓷盘》，《江西⽂物》1990年2期86-89页。⾄姚连红：《赣闽两省出⼟的克拉克之⽐较——五论江西明代纪年墓出⼟的“芙蓉⼿”》，《古陶瓷科学技术（4）1999年国际讨论会论⽂集》437-442页，上海科学技术⽂献出版社，1999年。），但均未见专门论及这件“万历元年”双⿅纹盘，仅在“四论江西纪年墓出⼟的‘芙蓉⼿’”（姚澄清等：《江西明万历外销瓷的新发现——四
论江西纪年墓出⼟的“芙蓉
⼿”》，《古陶瓷科学技术（3）1995年国际讨论会论⽂集》409-413页，上海科学技术⽂献出版社，1997年。）⼀⽂中见到了⼀件双⿅纹盘残底，只有内底图案，不见开光。⽂中未注明是否为“万历元年”双⿅纹盘。⽽这件双⿅纹盘与万历三⼗六年墓出⼟的六开光双⿅纹盘内底画⾯相似，且内底不见多棱开光（其它的绝多为内底双层装饰，多为⼋棱画），为圆形内直接绘图。故万历元年“双⿅纹盘”实难相信。⽂⽈：80年代⾄90年代中期在⼴昌县发现和采集了15座明代纪年墓出⼟的24件“芙蓉⼿”，每
ipad清理内存件“芙蓉⼿”均件有墓碑或墓志出⼟。希望能将较重要的纪年墓（如万历元年）墓志或碑⽂及出⼟瓷盘照⽚⼀同公布。纪年墓出⼟的开光瓷盘多集中在万历三⼗⼀⾄三⼗六年（福建晚⾄万历四⼗⼆年），也偶见天启、崇祯纪年墓出⼟，最晚的为南明弘光元年（清顺⾄⼆年）。但上述纪年墓出⼟的开光瓷只是外销转内销的很⼩⼀⼩部分，对外销海外的众多开光瓷的上下限断代的依据尚显不⾜，⽽国外的⼀些考古发掘和沉船的资料则对此有很⼤的帮助（马⽂宽：《从⼀件万历青花开光瓷碗谈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辑13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前所知的最早资料是在德雷克海湾发现的瓷⽚，这些瓷⽚是考古⼈员在旧⾦⼭北部地区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古代印地安村落的⼀系列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些瓷⽚可能是“⼽登·海德”（Golden Hinde）号经过此地遗留下来的。“⼽登·海德”号是德雷克的船，在1579年去马尼拉的途中曾停靠加利福尼亚海岸。但这些瓷⽚也可能来⾃西班⽛的⼤帆船，即罗德⾥格斯·萨尔门多（Rodriguez Cermeno）的“圣·奥古斯丁”（San Augustin）号，它于1595
年在德雷克湾沉没。从⽬前复原的瓷器看，三分之⼆的瓷⽚明显地有⽔蚀现象，⼤部分是地⽅窑的产品，有⼀些是汕头器，有些（约56⽚）属克拉克瓷。从德雷克海湾复原的瓷⽚中，有三分之⼀的瓷⽚质量上乘，绝⼤多数属克拉克瓷，且⽆⽔蚀的迹象。克拉伦斯·桑格罗（Clarence Shangrow）和爱德华·凡·德·波顿（Edwards Vonder Porten）由此推定这些瓷⽚是德雷克丢弃在岸上的，因此这些瓷⽚可断代为1579年前（万历七年）。⽽有⽔蚀痕迹的瓷⽚是“圣·奥古斯丁”号沉没后被海⽔冲上岸的，因此这些瓷⽚可断代为1590-1595年（万历⼗⼋～万历⼆⼗三年）。在载有运往欧洲的中国青花开光瓷器的沉船中，“圣·奥古斯丁”号是有纪年的最早⼀艘船（莫拉·瑞纳尔迪著，曹建⽂、罗易扉译：《克拉克瓷器的历史与分期》，《南⽅⽂物》2005年3期84页。）。1984年⼀名开普顿专业⽔上打捞⼈员在西斯剀（Ciskei）海岸打捞⼀艘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本尼布鲁克（Bennebroek）号，出有晚期开光瓷。该船沉没于1713年（Jane Klo，Excavated Oriental Ceramics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1630-1830,TOCS,vol.57,1992-1993,Note 14.转引⾃马⽂宽：《从⼀件万历青花开光瓷碗谈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辑13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另外在国外⼀些陆上考古发掘中也出有⼀些开光瓷。如在南⾮开普城堡有两个遗址即官员居住区和护城壕，经发掘均有开光瓷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开光瓷盘与上述南⾮1713年沉船发现的开光瓷⽚上的图案⾮常相似。这样在南⾮两个陆上遗址和⼀艘沉船出⼟的开光瓷⼜把其年代延长到18世纪初期。这是⽬前见到最晚的开光瓷发掘品。因此笔者同意马⽂宽先⽣观点，青花开光瓷的年代上限为万历初年，它应是隆庆元年废际“海禁”，“准贩东西⼆洋”以后的产物。下限应在18世纪初（马⽂宽：《从⼀件万历青花开光瓷碗谈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辑133-13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青花开光瓷的产地究竟在什么地⽅呢？冯先铭先⽣认为：从传世器物特点看，景德镇烧造克拉克瓷是没有疑问的（冯先铭、冯⼩琦：《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物》1990年2期104页。）。以后的学者也多认为，从风格上看，它们应属景德镇，因为只有景德镇才具备绘烧这种⾼⽔平青花开光瓷的条件。希望景德镇等重要产瓷区在不久的将来发现这类瓷窑（陆明华：《“芙蓉⼿”瓷器是景德镇烧造的吗》，《中国⽂物世界》1996年总126期43页。）。⽬前窑址出⼟开光青花⼤盘标本的有福建平和南胜窑、五寨窑，漳浦五坪⼭窑（漳浦五坪⼭窑，为笔者发现于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