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和“启示”
复旦大学社科部陆炜
启蒙之谓，乃是光对黑暗的穿透和驱逐，是实事的揭蔽和显示；在英文中，“启蒙”即“enlightenment”，是直接从“light”（光）这一词派生出来。按照我的看法，不能说基督教没有启蒙一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1、“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2等经文就有“启蒙”的寓意，《尼西亚信经》也说耶酥基督是“光中之光”3；“在《创世纪》中，上帝创造完天地后，首先创造的是就是光，至今它仍然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上帝存在的象征。施洗者约翰宣布耶酥是光，耶酥本人也确认这种说法”4。《约翰福音》1章1节到9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5
因此启示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启蒙”，而这一段经文所表达得基督教“启蒙“观则是：（1）这永恒之光源于上帝；（2）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自己向这个世界显示其启示，作为上帝启示的耶稣基督就是这光本身。
当然，我们用的“启蒙”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至于它和基督教“启示”的关系，这个启蒙是否如《圣经》所言“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6，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1、“何谓启蒙”和启蒙观的转型
目前，“后现代”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当我们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来命名某些社会的时候，这一概念至少有这样几个意味：我们周围的世界—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由于其某种共同的型态或性质（在当今学术界，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者还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这被称为现代性），以致可以“现代”命名和指称，“后”的过程刚刚开始，是其一；“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幷且具有空间分布的意义，我们所面对的是“现代”、“后现代”以及“前现代”（传统）社会同时幷存的世界，为其二；“后现代”
1《约翰福音》1：10
2《约翰福音》8：12
3（美）John H. Leiter编：Creeds Of The Churches，Doubleday & Company，1963，页28。
4（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创造者》，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页78 0。
5《约翰福音》1：1－9。
6《歌林多后书》4：4－5。
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衍生自“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隐含着这样一个设定，即“现代”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历史进程定位和社会或文化形态分类的法则和标准，乃其三。
但是，如推敲一下“现代”或者“现代性”的概念，考证一下，有两点我们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现代性”观念在起源上与基督教的关系。在词源学上，英文“modernity”（现代性）源于拉丁文的“Modernus”，原词于5世纪末期定型，具当下（prent）与目前（now）之意，是一种时间观念。一般认为，该词与基督教末世观有直接的关联。在许多基督徒看来，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历史自然延续的中断和转变，人类历史因此从神谴走向赦免，从苦役走向自由；当基督教是在5世纪取得社会主导地位之后，他们使用了这个概念，为的是宣告他们沐浴在新世纪的阳光之下：一个后基督的时代，一个走向自由和救赎的时代，一个与罗马异教时代有本质区别的全新时代。在这一宣告中，基督徒赋予这个概念以救赎史的意义；“现代”意味着一种优越，一种前途，一种希望，其进程是单向而不可逆的。
二是“现代性”观念在流变中与启蒙主义的关联。语言在其使用中，意义的散失、增衍、和漂移是必然
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人类走过了一个千年之后，当“现代性”一词在17世纪又一次地进入欧洲日常语言之时，其意义却发生了变化。它还是和基督教关联着，但是这种已不再是正向的，而恰恰是反向的7。假如落实一下启蒙主义者，那我们的目光首先得投向法国，投向法国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最大特色就是批判旧传统，批判基督教及其神学。随着时光的漂移，如果说在当时，现代性概念因其世俗主义的趣味如建筑、衣着和言辞的标新立异和时髦招摇而尚含贬义的话，那么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及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建立，终于修成正果，转贬为褒。不过，5世纪的基督徒是毫不犹豫地以十字架事件为其“现代”的起点，而新“现代”的起点却至今尚是一个商榷之中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新“现代”的界标上溯至1500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而确实一点的话，则可以以18世纪的启蒙运动—广义的启蒙运动可以上溯到17世纪—为其真实开端和明确标志。
我是倾向于以启蒙运动为新“现代”起点的。既是因为，这是当前许多史家有这样的见解，也是因为，正是在启蒙运动时期，传统基督教世界观和价值观才遭到公开而全面的挑战，欧洲真正实现了从神圣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范式转换；正如特洛尔奇（Ernst P.W. Troeltsch，1865－1923）所指出的，这一时期是欧洲文化及其历史的真正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与直到当时仍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对立。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启蒙思想家通过启蒙运动铸就的启蒙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新“现代”确切而完整的思想纲领和理念表达；话再重点，那就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其名篇《何为启蒙》中所说的：“‘启蒙’作为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体制的、文化的事件的总体，它是一个特殊的分析领域。我还认为，“启蒙”作为通过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
7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之五面》(Five Faces of Modernity)中指出的，现代性的观念虽然与欧洲历史中的世俗化过程有关，但仍折射出基督教末世观的影子，其
《西游记》读后感时间意识仍然是单向而不可逆的
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8
论起启蒙运动，自然而然地要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经典论述开始。1784年9月，康德应德国《柏林月刊》之请，对“何为启蒙”的问题作了如是回答：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9
关于“现代”的特质即“现代性”，存在着种种的言说；在当前有关现代性的文献中，已经有把它变成复数
屏条
名词modernities的例子。但是，不管是哪种言说，都难以否认现代性在开始时期的两大主题：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一般相信，社会生活在现代的全面世俗化与这两个主题关系尤为密切。康德的上述回答提纲挈领式地点出了现代性的两个主题。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强调了“你自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基督教启示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启蒙”。问题就是，光源在哪里？现代和前现代，启蒙主义与传统基督教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回答，引发了它们之间的对抗性冲突。前现代的回答是光源是上帝，上帝是真理和价值的起点；而在启蒙运动中，真理和价值的起点转移到到人/主体之上，实现了“上帝中心观”（神本）向“人类中心论”（人本）的哥白尼式转向；而这个人是个大写的“人”，是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的人。按照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nstadt），他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一文中说：“现代性，即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是在伟大轴心文明之一——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内部发展起来的，它通过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分（gnostic components ）的异端理想的转型而得以形成。异端理想试图把上帝之国引入尘市。……异端理想的转型主要发生在启蒙时代和几次大革命期间，发生在英国内战、尤其是美国和法国革命及其随后的时期。这种转型使异端理想从社会的相对边缘的区域转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10。
说到底，主体性原则就一种人本思想，而它又构成了现代的一条主线；翻译成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语言，就是“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
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地发展”。主体性原则是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中已经铸就；从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那句“我思故我在”的名言到康德的“自我”，则是这一原则在哲学层面上的步步推进和展开。其要旨就是真理与价值都要透过主体的认信；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大致而言，这一原则有自主和自律两个维度。自主意味了着人的自由，外在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人的理性之外再没有肯定真理的起点，人的感受以外也没有客观价值的基础；主体与世界成为对立，世界成了
8（法）米歇尔·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中译本，199
8年，页537。
9（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何兆武译，1990年，页22。
10（以色列）艾森斯塔特：《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载《二十一世纪》2000年2
月号，香港中文大学，网络版。
被主体认识乃至于资用和支配的对象，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征服自然界，摆脱匮乏和灾害，把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解放。自律意味着人的主权；在未来，人必须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为自己立法。具
体点，那就是哈贝马斯所分析的：现代的首要特征在于主体自由。这在社会里表现为主体受私法保护，合理追逐自己的兴趣游刃有余；在国家范围内表现为原则上(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予建构政治意志的权利；在个人身上表现为道德自律和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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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这一私人领域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里最终表现为围绕着习得反思文
化所展开的教化过程。11
在当代汉语语境中，我们大致以“人文主义”指称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人文化思潮，以“人道主义”指称尊崇人之价值和强调人之尊严的意识形态，以“人本主义”指称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立场，但是在欧洲语言中，它们实际上却是同一个词—英文写作“humanism”，是德语“Humanismus”的翻译，其拉丁文词根为“Humanus”即“属于人的”之义。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文明和古典文明间的断裂决不弱于所谓的东西方文化间的区别，而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恰恰是这一断裂得以完成的关键因素；自此，人未必一定要为”终极关怀”而活着，因为人自身就是最终的目的。以当代基督教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话来说，“所谓人文主义理念，指的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生活，这种生活存在于理性的人在一个理性的世界中支配一切的统治，进一步则是人的全面统治”12；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humanism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和道德命题，即“不仅仅是专业哲学家们的一种思考方式，而且也是企求过上幸福和有益的生活的普通人们的信经”13。文艺复兴是这
一断裂的开始，启蒙运动是这一断裂的完成和扩张——“启蒙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14；也正因为这两个运动都以主体性原则为魂，以致巴特认为：“18世纪无疑是16世纪文艺复兴的再演；或者，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作又一次文艺复兴”15。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又强调了“理智”。近代以来，人们相信主体，其根据就在于相信人天然具有的理性能力，在于人类心灵能够获得知识，其最强悍的表述就是培根的那句“知识就是力量”。在这个趣味下，知识以及构成知识的理性，其本身是毋庸置疑的，“成问题的只是如何、用什么方法得到知识，知识的范围能扩展多远”16。正是以理性、知识和科学以及其他类似的名义，“现代”才得以踌躇满志地向人庄严承诺，作为主体的人可以拒绝任何外在的权威，去获得自己的解放，并成为这个时代乐观主义的依据。也因此，人们很习惯混用“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这两个词：
11（德）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G. Lawrence，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87年，页83。
12（瑞士）卡尔·巴特：Protestant Thought――From Rousad to Ritschl，New Yor
k 1959，页54。
13（美）科利斯·阿蒙特：《人道主义哲学》，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90年，页11。
14（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的概念》，载《霍
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页43。满江红的意思
15（瑞士）卡尔·巴特：Protestant Thought――From Rousad to Ritschl，New Yor
k 1959，页54。微信视频聊天
16（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页431。
对启蒙时代的人，理性是经过科学与逻辑训练而后形成的一种精微的常识．对全体人类的作用和其他的各种生理功能并无二致。但是，由于某些隐秘的（或环境的）因素，启蒙人士认为18世纪的西方败坏了大部分人类本能的‚理性‛功能的作用。是故，所有的历史制度——特别是宗教和教会——正是这种败坏的产品。就启蒙人而言，历史遗留的文化——教会、国家、社会与经济阶级、迷信、无知、偏见、贫穷和邪淫——似乎都一起作用着来阻碍理性功能的正常运作。根本的最大罪恶来自于宗教的超自然和出世，臵信仰与神高于人类之上。18世纪末，理性在大部分知识分子中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臵。17
如果说现代启蒙的光源是主体/人，那么这个“光”就是“理性之光”，是构成人类本质属性的“理性”的“光”；在黑格尔那里，理性和认识是统一的，因此相应地，“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
光线本身，光线自身才使我们接触到真理”18。不过，所谓理性，是指人类可以把世上万物的联系割断，通过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及彼地加以认识。这不是什么现代的发明，西方自古希腊以下，强调理性这条线虽时隐时显，但始终没有断过；比如说，“理性之光”的经典比喻应该上溯至柏拉图的“洞穴说”。18世纪有“理性时代”之称，那么这个时代的理性有什么特色呢；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理性与其他时代的“理性”有什么不同呢？一、根据恩斯特·卡西尔的论述，启蒙哲学的方法论特征是实证分析和理智重建，与17世纪通过抽象演绎以构造体系不同。也就是说，现存的一切，即便它是源于启示、传统或是权威，“首先都必须被分解为最基本的成分，然后再按照理性的规则将它们重建为一个整体”19。二、这一基本的方法论显然是建筑于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理性具有同一性与永恒性以及因前两者而获得的普适性；而且，也正因为这一普适性，理性贯彻到一切领域的合法性获得确认，福柯在评论康德这篇文章时说“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迭时，便有‘启蒙’”20。三、工具性特别地强即工具理性获得单向度的大发展；按照笛卡尔的说法，理性的本质之一就是使我们从世界中游离出来，把他者当作对象，不是把它作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来看待，而是以一种“工具性的姿态来对待它们”，作为实现我们的意志的方式。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795－1878）分析，现代与西方理性主义的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在而必然的；所谓的现代性在社会、人格或文化皆表现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倾向，“在启蒙辩证法中，理性作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21。在社会侧面，理性化的成果为资本主义经济
最美的散文和现代国家体制以及架构于两者其上的立法精神。人格方面，理性化体现为新教伦理的人生取向，以工作及成就为天职，冷静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在文化方面，宗逆商是什么
17（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8－9。
1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贺麟、王玖兴译，1983年，页23。
19（德）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中译本，顾伟铭等译，1988年，页1 34。
小闹钟20（法）米歇尔·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页532。
21（德）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G. Lawrence，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87年，页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