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忠：学术问题的发现，大致有五条途径
本文节选自陈文忠《论人文学科的学术提问》一文的第三部分（原文刊发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5年第5期）
对于“走向学者之路”的青年学人，明确提问的重要性和掌握提问的原则固然重要，能够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似乎更为现实。没有提问，就没有学问。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硬道理。草莓软糖然而，初入学术之门的青年，常常处于没有问题的苦恼和困惑之中。从前人的学术经验看，学术问题的发现，遵循大致相似的心理过程，也有可资借鉴的具体途径。
真正的学术问题，源于学术探索中的学术发现。这是一个长期积累，偶而得之，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法国数学家庞加莱把学术发现分为四个阶段：(一)准备(Preparation)阶段；(二)潜伏(Incubation)阶段；(三)豁然开朗(Illumination)阶段；(四)证明(Verification)阶段。任何有创作经验或在某一学科获致重大发现的人都能证实朋加莱所说的四个阶段的正确性。其实，庞加莱的“四阶段”说与王国维的“三境界”说，颇有汇通之处。从这可以让人明白，在学术的创造或发现的层面，即从“无”生“有”的心理层面，学术与艺术是相通的。
无硝烟的战争从前人成功的学术经验看，学术问题的发现，大致有五条途径。这也是完整的学术研究的五个方面，学术灵感的五大来源。
(一)在“经典细读”中发现学术问题
哈罗德·布鲁姆说：“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没有经典，我们将会停止思考”；刘勰则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心雕龙·序志》)后者用典雅语言，把思考与经典、问题与经典、文章与经典的源流关系，作了更为具体的诠释。
唐僧介绍美籍华人学者孙康宜“叩问经典的学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从本科期间研究麦尔维尔《白鲸》的毕业论文，“以《圣经》的典故为基础，加上自己的想象和分析，对麦尔维尔的作品产生了独到的见解”，到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再到后来的一部部学术专著，她的每一个学术发现和学术成果，无不源于“经典的叩问”。确实，作为心灵的智慧和学术的灵感，你所真正发现的，不是别人给你介绍和提供的，而是你在经典的慢读细思中领悟到的。根据经典的不同性质，在“经典细读”中发现学术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两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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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学术经典中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经典的永恒性决定了经典问题的永恒性。以中国古代的文史经典为例，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概括了中国“诗文理论”的基本问题；刘知几《史通》五十二篇，概括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则把前代的“诗文理论”和“史学理论”作了新的综合。上述三部著作中阐述的理论问题，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迄今依然是诗学、史学、美学研究者学术灵感的渊薮。钱钟书的《管锥编》，从表层结构看，是对十部中国典籍的考释，实质是从学术经典中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再将问题置于人类文化的宏观背景上加以现代阐释。我把《管锥编》的这种方法称之为“双重六经注我”：即，让中国经典提问，请中西哲人回答。让中国经典提问，决定了问题的经典性；请中西哲人回答，决定了回答的经典性；作者的观点和见解，隐含在中国经典的提问和中西哲人的回答之中，所谓“兹取他家所说佐申之”，“你的不妨就是我的”。钱钟书正是通过“双重六经注我”，让传统问题实现现代性转化，使中国问题获得人类性意义；同时也创造了学术上“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无我之境”。
二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可从艺术经典中抽象出普遍的美学原则。这是在更深的层次上通过“经典细读”发现学术问题。首先，经典意味着规则，经典潜藏着原理。恰如歌德所说：“真正的艺术品包含着自己的美学理论，并提出了让人们藉以判断其优劣的标准。”其次，在经典
细读的方法上，不是直接从经典文本中提取问题，而是深入经典文本的背后，抽象出经典所包含的理论原则和普遍规律。这是一种从感性赞美上升到理性反思的方法。从历史上看，亚里士多德《诗学》实质是一部悲剧学，而这部悲剧学便是亚里士多德从以《俄狄浦斯王》为中心的希腊悲剧中抽象出来的。钟嵘《诗品》是一部“五言诗史”，又是一部“抒情诗学”，其“谈艺之特识先觉”，标“滋味”，主“直寻”，非“用事”云云，便是对“五言上品”作学理反思的结晶。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种诗学。循此思路，我们可以在“四大名著”中读出一部“中国小说美学”，从“四大名剧”中读出一部“中国戏剧美学”，如此等等。
(二)在“学术论争”中发现学术问题
“经典细读”中的问题是潜在的，“学术论争”中的问题是明显的，相对较为容易把握。不少青年学人正是参与了当时的学术论争而在学界崭露头角的。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就是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而走进“美学领域”的。30年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走进这个领域的盲目性似乎不太多：自己从小喜欢文学；中学时代对心理学、哲学又有浓厚兴趣；刚入大学时就读了好些美学书，并且积累了某种看法。所以一九五六年遇上美学讨
女朋友吃醋了怎么哄论，也就很自然地参加了进去。当时主要是批评朱光潜教授，但我当时觉得，要真能批好，必须有正面的主张。用今天的话，就是‘不立不破’……我总以为，没有自己的新主意，就不必写文章……因此，在我的第一篇批评朱光潜的文章中，我提出了美感二重性、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以及形象思维等正面论点。”李泽厚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学术论争中发现问题容易，但要做到“不立不破”，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不容易，需要学术敏感，更需要学术积累。
一部学术史，就是一部学术论争史，也是一部学术问题史。从学术史角度看，在“学术论争”中发现学术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一是历史上“学术积案”中的学术问题；二是当下的“学术热点”中的学术问题。
真正的学者应当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始终关注着现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关注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关注学界的“热点问题”。而在当下“学术热点”中发现学术问题，相对比较容易。一般可以通过各种“学术综述”，了解问题的起因，论争的过程，论证的焦点以及各家的观点和分歧等等；然后从基本分歧入手，抓住问题的核心，确立自己的立场，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关注“热点问题”时，发现和抓住具有深刻意义的分歧尤为重要。因为在任何学
清醒的近义词术争鸣中，正是那些具有深刻意义的分歧，才可能成为理论的生长点，才可能有破有立，推动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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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学术积案”中发现学术问题，实质是在“学术史”或“问题史”的考察中发现学术问题。这首先要求你熟悉学术史或问题史，同时要求你具备足够的发现问题的学术敏感和学术辨识力，尤其需要学术辨识力。学术史或问题史有两种形态，一是经过整理的，大如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次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再则专题性的问题史，如美国学者苏珊娜·卡森编的《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精选了近一百年33位作家、评论家的评论，即可视为近百年奥斯丁研究的学术史或问题史；二是未经整理的，需要自己去发现问题，发掘史料，再加整理的。如20世纪30年代曾发生过一场由梁实秋、朱光潜、李长之、周扬参与的关于“文学的美”的学术争论。这场论争已过去七十多年了，但如何理解“文学的美”，依然没有一致的看法。细读这些论文，回顾这场论争，可以引发我们继续探讨“文学的美”的兴趣，也可能把问题的理解引向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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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相互照明”中发现学术问题
“互相照明”，即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学。1978年，钱钟书在意大利发表了一次讲演，题目就
是《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例子》。钱钟书讲演中所举的几个意大利故事和中国故事，“彼此相像得仿佛是孪生子”，这种“似曾相识的惊喜”和“有趣的类似”，丰富了我们的文学经验，促进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互相照明”，也就是中西“打通”，这是钱钟书一贯的学术方法，也是中西学者惯常的学术提问和学术思维方法。巴赫金说得好：“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一种文化只有在他种文化的视野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因为，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相遇交锋之后，仿佛开启了相互之间的对话，从而显示出自己的深层底蕴。
在“相互照明”中发现学术问题，可以分为经验事实的相互照明和理论观念的相互照明两个层次。
一是在经验事实的相互照明中发现学术问题。经验事实的相互照明，即文化比较和文学比较，是发现学术问题极为重要的方法。钱钟书《管锥编》中无数已经解决或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学术问题，既是从十部中国典籍中提出的，也是在中西文化的“相互照明”中发现的。但从近百年中西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史看，以往的相互照明，往往是一种“缺项思维”式的比较，即只是消极地发现“中国没有什么”。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谓“中国没有史诗”“中国
没有悲剧”“中国没有爱情诗”“中国没有忏悔意识”等等，无不如此。“中国没有什么”，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人性的相通，人类历史来源、生存处境和生命历程的相似，决定了人类文化结构的共通和本质一致，有所不同的，只是表现方式而已。因此，要在“互相照明”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中国问题”，中国学者必须改变以往那种低人一等的“缺项思维”，改变把互相照明的“理解”变成以西贬中的“评价”的做法。海外华人学者对此感受尤为深切。“比较史学”是余英时常用的学术提问和学术思维的方法，同时他对此种方法的运用又极为谨慎。他颇有感触地指出：“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而另一方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国)，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发生了。”[20]39黄进兴是余英时的学生，他的感触似乎更为沉痛：“向来中国思想之研究，已沦为各种西方思想利器或意识形态的实验场，其结果光怪陆离则有之，实质建树则未必，而其共同心态则昭然若揭：中国文献只不过是印证或演绎外来思想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