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口头传统”研究和教学实践（节选）
朝戈金
口头传统的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余波所及，不仅今天的国际学术格局中其影响仍清晰可见，而且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文件里都它的直接贡献。
不久前，美国学者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写过一篇名为《口头传承研究方法纵谈》的文章（Romary Lévy Zumwalt: “ A Historical Glossary of Critical Approaches”），纵向地梳理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和关捩。当今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领物约翰·弗里（John Miles Foley）在给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所作的题注中说“这篇文章是对西方的口头传统研究历史所作的最出色的述评之一”（见《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第3页）。
众所周知，所谓“口头传统”（英文oral tradition，也有汉译作“口头传承”的）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指人类的一切口头信息传递形式，另一个是指主要在无文字社会中传承的语言艺术（verbal art）。
朱姆沃尔特说，在18、19世纪，当时的学者们开辟了口头传承起源问题的研究，因而他们可以算作是口头传统研究的直系前辈。德国的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格林兄弟（Jacob Grimm, Wilhem Grimm），芬兰的伦洛特（Elias Lönnrot），挪威的阿斯比约森（P.C.Asbjørnn）和穆（Jørgen More）是这些前辈学者的代表。他们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口头传统究竟其源于何时何地。这种关于起源问题的解答过程，乃是基于一个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假设，即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经历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过程。
此后，以“A-T分类法”而闻名于世的芬兰人阿尔奈（Antti Arne）和美国人汤普森（Stith Thompson）是20世纪芬兰的“历史-地理方法”的倡导者。就其出身和工作方法而言，他们是民俗学者。与他们相似的，还有推崇“地域-年代假设”方法的人类学者博厄斯（Franz Boas）。它们共同开启了被人们称作“机械的”方法论。他们都认定，一个故事从中心点向四周的流布，就像石块抛入水中会漾起不断扩大的波纹一样。一个故事的扩散越广阔，说明它越古老。而故事的原始形态可能就在它的传播中心。
“文化的方法论”，被认为是校正“机械的”方法的有效手段。其核心论题是口头传统作为材料系统，其中熔铸了文化的意义，并服务于社会成员的需要。该方法集中探讨的是所谓原
初形态的文化（precontact culture）。卵巢增大博厄斯和他的学生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是该学派的推动者。杜波依斯（Cora DuBois）和卡迪纳（Abram Kardiner）的口头传统是文化的手段，它反映了文化的模式化过程的说法，以及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功能主义论见，都是这个方向的进一步推进。
文本模式的研究，作为一个在方法论承续上与文学研究关系紧密地方向，有比较多的成果也是自然。延续着北欧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强势传统，奥利克（Axel Olrik）开始着手总结适用于所有样式的“法则”。他的“史诗的法则”（Epic Law），有长久的影响。普洛普（Vladimir Propp）及其形态学理论，将文本模式化的方法，又一次引入到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中。在20世纪中生命力长久不衰的，还有“帕里-洛德理论”（又叫做“口头程式理论”，Parry-Lord Theory, or Oral Formulaic Theory），聚焦文本解析，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口头诗学领域，并在全球近200种语言的传统中得到运用。该学派的当今旗手弗里（John Miles Foley）更是大力倡导跨传统的比较和对既往文明遗产“典律”（Canon）的考问。近来国内过对该学派有较多译介，此处不拟赘述。
构成上面所述各学派的相邻学派的，还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学春节好词好句的理论，有精神分
析法却道天凉好个秋，有民族志诗学理论，有表演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有关于“真确性”(authenticity )的探讨，等等。（见增刊第3-12页）
生活处处有惊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并蒂莲的花语“书写论”（Literacy Thesis）应运而生。围绕“口承─书写”问题，各学科学者纷纷加入进来，形成一场迁延日久的大辩论，其核心话题则直指人类心智的考辨。瓦尔特·翁（Walter J. Ong）认为，形式逻辑是古希腊文化在将字母书写技术内在化（interiorizing）之后做出的发明。他总结说，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可以大略地概括为九种：1，添加而非递进；2，聚合而非分析；3，冗赘或“复言”；4，保守或传统化；5，贴近人文生活世界；6，对抗的格调；7，设身处地和参与而非保持客观距离；8，动态平衡性；9，情景而非抽象。在论述第九点特性的时候，翁特别频繁地引证了前苏联心理学家卢利亚（A·R.·Luria）的报告。口传文化多在情境化和操作化的指涉构架中使用概念。说它们的抽象程度最低，是说它们更靠近人类生活现实的世界。例如当考验文盲的逻辑三段论时，问题是这样设定的：北方远处遍地是雪，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诺瓦亚·金布拉（地名）处在北方远处，那儿遍地是雪，那儿的熊是什么颜色？回答很是精彩：“我不知道。我见过一只黑熊。从没见过别的颜色的……每个地方都有本地的动物”。当调查者想要
文盲对具体的物体进行定义时，他也遭遇到阻力。问题是：“试着给我解释树是什么？”一名22岁文盲的反应是：“我何必解释？人人都知道树是什么。没人要我告诉他们这个。”确实，当实际生活场景比任何定义的解释都清楚得多的时候，人们何必去定义？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类实验并不是简单地支持下面这个说法：少许识字的人和文盲的思维过程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需要明了，这种差别是规则的不同，而不是智力高下的结果。要说口传文化中的人不知道事物间存在的因果关系，那是荒谬的。大耳念什么“口传文化确实有能对思想和经验进行异乎寻常地复杂、智慧和美妙的组织。”（增刊第18-31页）
口头传统的研究和教学，在美国近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里举出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学刊《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创立（1986年）；一个是《口头传统教程》(Teaching Oral Traditions)的编纂（1998年）。前者的编委会聚集了国际著名的民俗学、人类学、古典学、文艺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从创刊以来，它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旗舰。《口头传统教程》则计划给学院的学子们提供一个能够快捷地了解口头传统的教材。这部厚达540页的“教程”中，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首先是分类排列的精彩文章，其次是一些统计数据。根据收入其中的刘易斯和彼得森（Lynn Lewis, Lori Peterson）
在1995年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他们总共收到75份反馈），在全美大学中讲授与口头传统相关课程的，涉及许多科系和专业，如英语、外语、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等。其中，下述几个方向的课程应予关注：口头与书写文化的理论、一般民俗学理论、民俗与文学关系、非洲口头传统、美洲口头传统、圣经研究、英语传统、古典学、言语和故事讲述、妇女研究等。可见，口头传统作为一个重要的和晚近出现的学术方向，得到了人文学界诸多领域的广泛重视和积极响应。
从笔者亲身参与的美国教学实践来看，口头传统的相关课程，有的是为低年级学生设置的，目的在于为他们提供某种理解知识传播和信息技术中前沿话题的新视角；有的则是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程，在特定的方向上有深入的讨论。
关于学习的英文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文献传统的国度，汉字书写传统的发达和社会上对文字的崇敬和依赖心态（文字的书写技术已经被我们高度艺术化，产生了专门的书法艺术门类），就为我们开辟口头传统研究，预设了某种障碍。不过从另一方面讲，中国的“下层文化”遗存和大量活形态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又为开展此类研究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希望不久后能看到口头传统的教学和研究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讲堂里。
互教通原文载《交流与协作——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文集》，西苑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