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指标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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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18年第10期
下奶的汤 摘 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增长质量指数的研究，本文从经济增长基本面、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综合衡量发展质量，构建了1980—2017年间的一组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标。该指标显示出上升的趋势性和短期的波动性，并于2015年后显著提升，从数量上支持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政府治理、改革开放（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等因素对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指标；经济增长基本面；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改革开放；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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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8）10-0036-10
DOI：10.19647/jki.37-1462/f.2018.10.005
一、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构建和完善新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必须综合考量能够更好反映质量变化的因素，如结构协调性、社会发展、绿色可持續等。以前的指标体系主要反映规模数量特征方面的变化，以速度为核心指标，对质量特征方面的反映程度不够，无法涵盖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缺乏整体性与全局观。Easterly（1999）分析了81个生活质量指标，运用多种方法分析（包括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81个指标中只有不到10%随着增长而改善，部分指标随着经济增长而恶化，许多指标与经济发展没有显著关联。
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不仅是反映客观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也是更好地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需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高增长，但绝大多数国家在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方面的问题仍然显著（Dollar等，2013）。将民生、社会、环境等因素纳入发展质量指标，有助于科学衡量发展质量，科学评判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板，并为政策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国际上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较少。世界银行于2000年出版的《增长的质量》一书中曾讨论了各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增长质量相关的机会均等、可持续性、政府治理和反腐败、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等问题，但并未提出量化衡量增长质量的方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4年开发了一组增长质量指数（Quality of Growth Index，QGI），衡量经济基本面和社会发展两个维度的质量，并测算和比较了逾90个国家在1990—2011年间的增长质量（Mlachila等，2014）。基于该指标，许多文献研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如政治因素、宏观经济环境、外部环境等（Mlachila等，2014；Asongu等，2017；Asongu和Nwachukwu，2017）。然而，由于IMF旨在开发适用于多国的指数体系，涉及各国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问题，所以个别指标并不是最优指标。
本文参考IMF增长质量指数的构建方法，根据中国情况构建了一组综合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因素。本组指数在数据变量的选择上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且将环境维度（体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纳入发展质量指标。综合指数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历史波动性和近年的高质量发展趋势，其中波动性主要源于经济转轨导致的增长速度放缓、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和增长波动等，而综合指数反映的高质量趋势切实印证了我国社会、环境、经济稳定性等方面的提升。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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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驱动因素方面，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非常显著，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的深度、劳动生产率、创新水平、财政支出增速都对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综合发展质量指标的构建
发展质量指数的构建必须遵循简单性和透明性原则，涵盖体现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同要件，包含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维度（增长水平、波动性和增长来源等）、社会发展维度（健康、教育成果等），以及环境保护维度（能耗、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等）。发展质量指数值越大，代表发展质量越高。
（一）指标的数据选择
从经济增长基本面角度，考虑四个变量：一是经济增长水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来衡量。二是稳定性，以增长水平的变异系数的倒数来衡量，变异系数是标准差除以平均值的比值，以5年的滚动窗口来动态测算；变异系数越高，其倒数就越低，增长越不稳定。三是增长来源的行业构成，以单位值1减去GDP增加值的行业集中度指数（Herfinda
hl-Hirschman Index，HHI）来衡量；该值越大，增长的来源就越多样化。四是增长的需求构成，以单位值1减去GDP中需求集中度（出口和内需）衡量。
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纳入考量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较高的经济波动性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例如，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消费减少影响社会福利，且经济不确定性加大导致投资减少和经济增长显著放缓（Badinger，2010）。另一方面，经济波动性过高可能反映了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例如，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结构不合理，经济对贸易条件的冲击比较敏感，金融体系不完善等。
从社会发展角度，考虑两个变量：一是健康水平，以婴儿死亡率的倒数或者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衡量。二是教育程度，以平均教育年限、高中入学率来衡量；由于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所以高中入学率更贴近中国实情。意乙
怎样种红薯 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与经济指标相互补充，被纳入联合国开发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 中。Mikucka等（2017）基于46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在1981—2012年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高速增
长不必然产生较高的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
从环境角度，考虑两个变量：一是能耗，以单位GDP能耗来衡量。二是污染情况，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雾霾问题，由于相关数据较短，本文未将其纳入发展质量指标。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环境污染情况，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Wang，2012）。
经济增长和能源、环境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一方面，能源（包括电力、核电、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等）的消耗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的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导致了环境破坏。Grossman和Krueger（1995）研究了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对四类环境指标（城市空气污染、河流流域的氧气状况、流域的粪便污染以及流域的重金属污染）的分析表明，大多数指标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不同污染物的转折点各不相同，但多数情况下都出现在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之前。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中国人均收入已达8865美元。
表1列示了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变量选择及描述。其中，出于指标构建的平稳性考虑，我们对若干变量选取了多个指标进行对比。例如，为获得时间序列的增长水平变异
系数，我们选用五年的滚动窗口进行测算，考虑当期的前后各两年或者前四年的数据窗口，前者会导致最新测量值缺失，后者可弥补这一点。
伸缩杆怎么安装 （二）指标的构建
发展质量指标的构建遵循两步方法：第一步将变量标准化；第二步对标准化的变量进行加权平均，构建成综合质量指数。
1. 各变量的标准化。变量的单位不同，可采用两种主要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一种标准化方法是Min-Max归一化方法，标准化后的变量[Z=X-XminXmax-Xmin]，其中，[Xmax]、[Xmin]分別是实际观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第二种标准化处理方法假设变量[X]服从正态分布，则标准化后的变量[Z=X-μσ]服从零均值和单位标准偏差的正态分布。两种方法各有优劣，本文主要采用Min-Max归一化方法，因为该方法实际上保留了原始数据中由标准差所反映的潜在权重关系，而正态分布标准化方法会产生负值，不便于解释发展质量。
2. 变量加权。对各个标准化的变量进行等权重加权平均，是广泛采用的指数构建方法，
胡旋例如IMF的增长质量指数（QGI）、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和经济脆弱性指数（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dex，EVI）等。本文主要考虑如下算术加权方式：
[QGI=β1×增长基本面+β2×社会维度+β3×环境维度]
其中，三个维度的定义分别如下：
[增长基本面=f1×增长水平+f2×稳定性+f3×GDP增加值的行业集中度+f4×外部需求占GDP的比重]
电脑显示器花屏 [社会维度=s1×健康+s2×教育]
[环境维度=e1×1/能耗+e2×1/二氧化碳排放量]
（三）分项变量标准化
由于将变量标准化并不会改变其原本的趋势，本文以Min-Max方法得到的标准化变量为例进行展示，其优点在于，标准化后的变量的取值均在0—1范围内，便于对比。
1. 经济基本面。经济基本面因素的趋势如图1所示。经济增长水平的周期性波动较明显，2012年后趋于平缓，相应地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也迅速提升。经济稳定性的程度随着不同的时间窗口而平移，其中以前4年的数据窗口测算的稳定性较优，即可用于评估过去5年的经济成效，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描述过去经济波动对当前经济的滞后影响。本文构建的发展质量指标采用此时间窗口，即覆盖前4年与当年在内的5年。
增长的行业构成方面，增长来源的多样性可用三大产业集中度衡量，也可用GDP构成的细分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衡量。图1显示，以三大产业集中度衡量的行业构成质量近年下滑，反映的是三大产业中第二、三产业占比的上升。实际上，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和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质量降低。更能反映我国产业政策成效的变量是以GDP构成的细分行业衡量的增长来源多样性，该变量自2004年以来呈上升态势，显示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的态势。不过，该组数据的完整性不足。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选用以三大产业集中度为基础构建的指标。
增长的需求构成方面，外需对GDP的贡献率波动性较大。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
比重在1985—1990年、2005—2009年均呈现较大波动，反映了我国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敏感性。近年来，此项指标较为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