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两难的困境蒸茄盒
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作品普遍被西方读者漠视的背景下，作为译者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是译者本土化问题，译者汉语为母语对译本语言的影响造成译本在西方读者中接受度不高；二是中国文学存有是否要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对原作改写的焦虑。为了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标，译者必须摆脱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态度，加强国际合作，在推广中国文化的同时，建构自我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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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翻译中国图书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国家努力的目标。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与海外研究发展非常迅速，其翻译质量、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产生了重要的世界影响力。在政府支持下，各种文化翻译活动也持续不断：20世纪80年代的“熊猫丛书”是一套高质量的英语版中国经典著作、传说、史集；90年代开始的“大中华文库”选取了我国从先秦至近代的文化、历
世博英语正能量小故事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经典著作进行外译。21世纪更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等，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当代作家余华、苏童、王安忆、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王蒙、残雪、徐小斌等，在海外都有相当充分的译介。回顾中外历史，当一个民族复兴时，翻译必定是它的排头兵。随着我国经济、军事、外交力量对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致力推广民族文化的翻译工作在国外读者中的接受度如何呢？
通过自己的对外翻译来推广自己的文化，这种愿望十分美好，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却未达预期。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评价不是很高。如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克认为严肃的中国文学要想获得国际承认，面临着很多巨大的障碍（章太炎，1985）、英国汉学家蓝诗玲认为“中国文学在西方被忽视了”（叔本华，1982）、英国汉学家詹纳指出“熊猫丛书”的某些译文让西方汉学家感到“荒唐可笑”（王国维，2007）等。其次，中文翻译作品的读者极少。莫言可以说是被介绍到国外译本最多、影响最广的中国当代作家，而莫言的《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分别于1997年、2001年译成瑞典语出版，起印仅为一千册，但就是这一千册，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
也没售完，是获奖契机让这些滞销的作品得以售罄。再次，相对于国家出版机构付出的巨大努力，作品的影响和传播相对滞后。英美国家的书店和图书馆中，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作品屈指可数。华裔学者张旭东说：“美国文学只关注自己”，“他们的文学中，所有翻译文学只占1%，少得不可思议”（黄修己，2007）。葛浩文（2000）曾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