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202$年第1期
知行*
*风谣*风俗*传统［作者简介］鞠熙(1981-)，女，O 川广元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5)
*布朗纳本人所提倡的praxeoloyy ，是以实践(praxie )为中心的民俗学，不完全等于中国民俗学界所提倡的“实践民 俗学”，但毋庸置疑，这两种理论方法之间存在很大的共通之处。本文将布朗纳的概念与方法放在中国的“实践民俗学”
语境中思考，旨在站在中国本土学术脉络的主体性位置上，将praxeoloyy 作为实践民俗学的一种思想资源加以吸收、利用，
并且提升，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相互理解和沟通，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原意完全等同。因此，在中文语境中，本文使用了 “实
践民俗学”这一中国民俗学界的重要概念，而英文标题中则保持了布朗纳自己所用的praxeoloyy @词。特此说明。
① 张举文：《亚民俗：学科发展的有机动力》，《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
② Ulo Valk ，Anastasiyy Astapove ，Elo - Hanna Seljamaa ， “ Interview wt Professor Simon J. Bronner ”，Journal of Ethnology and Folkloostics ，oO 11，No. 2 (2017)，pp. 137.
③
西蒙•布朗纳：《民俗和民间生活研究中的实践理论》，龙晓添译，《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4期。
——布朗纳实践民俗学的几个相关术语*
鞠熙
［摘要］美国民俗学家西蒙•布朗纳(Simon Bronner )近来提出以实践为中心的民俗学的主张，强调重
立的反义词新将传统置于民俗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这一主张有四个核心关键词：Praxis 、Pheme 、Tradition 与Custom 。O 个词都在西方有长期历史和丰富含义，中国学术界内也有各种不同翻译。本文提出，站在民俗学的立场上，
中国古已有之的知行、风谣、风俗与世俗这O 个概念，与布朗纳使用的上述O 词有内在契合。无论是布朗纳
的实践理论，还是中国古代使用的这O 个概念，都源于高举行动实践与政治意识的重要性。正是在强调实践 主体的自由意志与政治主体间对话的意义上，布朗纳的实践理论与中国当下的实践民俗学产生了交集。
［关键词］知行风谣世俗风俗传统实践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0890 (2021) 01 -029 -08
据一个在美国民俗学会中广为流传的内部笑 话说，美国当代民俗学者西蒙•布朗纳与阿兰*
邓迪斯(AlanDundes )惊人的相似。某种程度上
说，这既是句俏皮话，又是富有意味的内部知识 与“亚民俗”①。因为两人不仅面貌相仿，而且都
有极为广阔的涉猎与几乎海量的发表。②自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布朗纳的
研究领域涉及美国民俗学史、犹太民俗、儿童民
俗、物质文化、手工艺、男性性别研究、校园传 统、运动比赛与新兴的网络民俗等各个方面，仅 其撰写、主编与编著的著作就已有50部左右。 2019年，布朗纳出版了他最新的专著《民俗的实
践：迈向传统理论的论文集》。这部文集分为：理
论与定义、实践与实践者、影响与应用三个部分,
收录了他近年来与实践研究有关的11篇文章，其
中大部分曾经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本期专
辑中的《传统之“便利”》一文，也收录于该论文
集。除此之外，“理论与定义”部分的《民俗和民
间生活研究中的实践理论》一篇已于2019年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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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③
布朗纳认为，民俗学应该将“实践”视为关
键词，以追问人们如何在经历现代日常生活的同
时，还始终将传统放在心上。实践永远处于不断
变动之中，然而可变的社会行动却也总是呈现出 重复性的特点。正是实践的重复性，被民众与学 者感知或建构为“传统”。虽然人们并不一定充分
意识到他们在实践某种传统，但重复本身已经表 明了这类活动是有意味的、表达性的，带有认知、
象征与政治的意图（这三者通常不能分开）。以重
复为基本特征的传统，能定义文化经验，提供处
理矛盾、悖论、快乐、焦虑的行为框架①，以回应
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与物质环境。从这个角度
来说，所谓“民众”或“民间”（foU ）就是文化
学习的过程，而“民俗” （folklore ）就是传统知
识、行为的重复与变异，而一般所说的实践 （practice ），就是某种程式化重复行为的通俗与象
征性说法②&
布朗纳用“实践”来作为民俗学的关键词，
并强调传统对实践的意义&要理解他所说的“实
践”与“传统”的含义，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三个 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在西方学术史中占有重要位 置的概念：Praxis 、Pheme 与Custom 。本文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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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就是厘清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并试图找到 中文传统中对应的概念，以推进我们对布朗纳所
用术语的理解和中美民俗学理论的对话&
一、作为“知行”的 Praxis
布朗纳反复指出，自己所使用的实践概念, 来自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ie ）的Praxis ，表示理
性的存在（人）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在 《民俗和民间生活研究中的实践理论》一文中，布
朗纳区分了当代西方学术界使用Praxis —词的五种
方式，并从中导出自己的定义：欧洲民族学常用
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布尔迪厄（Pierro Bourdi-
eu ）式的、齐格蒙特*鲍曼（Zyymunt Bauman ）
式的，以及实用主义哲学家如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式的③。但无论是这五种理论中的
哪一种，他们都基于亚里士多德的Praxis 概念之
① 框架即Frame ，这是布朗纳借自戈夫曼（Erving Goffman ）的概念，参见张举文《在实践中界定民俗的“实践民俗
理论”——西蒙*布朗纳教授访谈录》，《民俗研究》2021年第1期。
② Simon J. Bronner ， The Practice o （ Folklore ，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9. Preface and Acknowledge 秦桧的故事
ments ，pp. 8 -9.
③ Simon J. Bronner ，The Practice o （ Folklore ，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9，pp. 56 -60.西蒙•布朗纳
《民俗和民间生活研究中的实践理论》，龙晓添译，《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4期。
④ Richard J. Bernstein ，Praxies andAcion ： Contemporare Philosophies o'luman Asie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l Penn
sylvania Press ，preface ，xiii.
⑤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⑥ 户晓辉：《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目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11年，第387页。
上。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以一个恰当的概念翻译 Praxis 对于理解布朗纳的想法是必要的。
希腊语中的Praxis 是常见的日用语，几乎可以
完全等同于汉语里的“做”（doing or acting ） o 亚
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大量使用这一概念，有时只是
用它来指称人类的各种生物行为，有时用来指自
的 方式， 是与
历史架空小说理与政治
相关的科学、艺术活动④。后一层意思，才是作 为西方实践哲学源头的Praxis 。在《尼各马科伦理三国时期地图
》 中， 亚 了 思 想 的 理：
Techne （ Craft 技术）、Episteme （ Knowledge 知
识）、Phronesis （ Practicai Wisdom 实践智慧）、So
phia （智慧），以及Nous （理性）。他首先将人的
理性分为两种：对不变之物的认识，与对可变之 物的谋划，前者属于理论（TheoAa ），而后者则可
以进一步区分为制作（Poiesis ）与实践（Praxis ）。
最重要的是，不是只有理论才是知识，所有的行 动之中也同样包含着知识。理论知识即Episteme ，
制作活动的知识是Techne ，实践活动的知识就是
Phronesis o 而只有哲人才能拥有Sophia ，所有这些
知识都包含在Nous 之中⑤。Praxis 的第一层含义，
就是包含意识与知识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做”。
基因突变类型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实践知识首先与理论知
识不同，它不以知识本身为目标，而一定以“美
好生活”为目标。制作与实践的根本区别在于， 制作的目的是创造别的物质，而实践的目的是指
向人自身，它的意义来自于社会行为，直接关乎
人的伦理与政治生活。尽管人的实践和制作都出
自理性潜能，但实践本身是理性潜能的直接实现,
而制作只是一种不完满的运动，离最终的实现还 有一段距离&⑥总之，亚里士多德所说的Praxis ，
指的是城邦（Polis）公民的自由意志与理性的活动。政治性与伦理性，是Praxis这一概念的第二层核心含义&
既是知识参与的行动，又会带来社会与政治的后果，Praxis的基本含义尤其强调将人们的“所思”与“所做”联系起来，并具有伦理政治的意味。即使当代英语日常语境中所说的Practica已经几乎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Praxis大相径庭，但例如“practica what you poach”“practica makes perfect”这样一些英语世界中最广为人知的谚语都仍然强调要把言辞投入行动，并暗示人们的行动与其伦理意图有关&①因此，Praxis这一概念与“知行合一”的“知行”高度相似。在王阳明那里，“知行”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②“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③而唯有知行合一，方能“致良知”，即达到伦理与道德意识的高度自觉&
布朗纳也是在“知行”的意义上使用Praxis 这一概念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布朗纳并不认为制作与实践截然分开，这是他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之处，但也同样基于西方哲学的普遍认知。在布朗纳的实践研究中，有很多手艺、商业与制造的例子，不全都是仅仅指向人自身的活动。这是因为，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实践”与“制作”的界限已经大大模糊，甚至合二为一了。在费尔巴哈（Feuerbach）的基础上，马克思辨析并批判了黑格尔（的实践观，并继而提出近代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实践理论。众所周知，他所说的实践，首先指的是物质生产。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得要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产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制作”，而在马克思那里，它不仅正是实践，甚至是第一位的实践。海德格尔重新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但他认为存在于世界就是此在（Da-m）
的根本实践，此在的特性就是朝向其自身，其生存方式是制作，不存在只针对于人本身的实践。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的后期海德格尔“同马克思具有类似的思想倾向，他们都企图统一人类的技术生活和伦理生活，将二者统一到一个根源上。马克思将这一行为称为实践，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则称为生产制作。”④当然，正是出于对二人（尤其是马克思）模糊了物质生产与政治行动之间界限的不满，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劳动、工作与行动的三分法&其中，行动具有明确的知行特征，它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是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⑤然而在阿伦特那里，行动（action）是创造性的、生成性的、不确定性的，它与作为社会产物、带有惯例特征的行为（behavior）根本不同，从这个意义，的行动亚的知行概念。布朗纳所说的“实践”，主要还是基于马克思与格的想，是一了物质制与伦理行动的实践，与阿伦特所说的行动有所区别。
二、Phemr：语素、言子、传闻与风谣
以实践为中心的民俗概念，“连接了口头、社会与物质形式的重复性行为”⑥，“重复性”重新回到民俗学的核心视野。但持表演论的学者也许会质疑这一新定义中缺少了“艺术性交际”的层面。于是布朗纳在实践前面加上了phemic的定语，将他所说的民俗实践定义为通过重复性（repeat
①布朗纳引用沃尔夫冈•米德（Wolfgany Mieder） o Wolfyany Miedeo Stewart A.Kingsbury，and KeOie B.Hadee eds.，A Dictionarg of American P roerO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
92，pp.46-47.Sirnon J.Bronnes，The Practicc of Folklor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9，pp.9.
②王阳明：《答友人问（丙戌）》，《王阳明全集：简体注释版•传习录、书信》，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
③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简体注释版•传习录、书信》，第7页&
④张培：《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
⑤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⑥Simon J.Bronnes，The Practicc oO Folklor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9，pp.112.
ed)、言后取效性的(peCocutional)的交流而产生的phemic的过程。龙晓添将Phemic意译为/变异性重复”，还有学者将其译作“言子”。那么，Phemic到底是什么？
正如布朗纳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指出的，Pha-mic一词是Phema的形容词化。他是在哲学家奥斯汀(a.L.Austin)的基础上使用Pheme—词的，而奥斯汀所选用的这个词有着悠久的古希腊来源，是广为人
知的谣言女神的名字。当Pheme被译介到中国时，在不同领域内也有各种译法：语言哲学家将其译作“语素”。为了强调它可以不断复制并变异的特征，受到语言哲学影响的经济学家将它译作“言子”。在文学领域通常被译作“谣言”。而在古典政治学领域则常被译作“传闻”。我在这里想要建议，从Pheme所具有的如风一样在大地上传播的性质、但在传播时又始终保持其重复性，构成社会交流的基本“语汇库”，并在古罗马公共政治中要来，它
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风谣”，就是那以《国风》传统为典型代表的民谣。奥斯汀强调了它的词汇性与重复性、传播性，而布朗纳也没有忘记它作为“谣言女神”最初具有的政治含义&
在杨玉成、赵京超所译《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Pheme被译作语素，是言语行为三分说的中间一环。奥斯汀将人们如何“发出某个话语”这件事情分成三部分：第一，总是发出某个特定的声音，发出的东西就是音素(Phone)；第二，这个发音对应于某种语言的词汇库，形成一个语素(Pheme)；最后，这一语素和特定所指结合后，形成话语交流中的具体含义，即言辞(Rheme)①&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说，将Pheme译成语素清晰明了、简洁有力，是非常恰当的翻译。然而民俗学者却不能仅仅满足于此，因为Pheme同时还与传统和约定俗成息息相关，每次被使用都是一次重复性变异，从而生成同时作为言语与行动的具体含义&奥斯汀区分了记述话语(Constativv Uttee anca)与施行话语(Peeormative Utterance)，前者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而后者只有是否恰当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话语都具有“以言施事”(ISocutionary)的效果，因此都或多或少具有施行话语的特征&然而，我们如何能判
断施行话语是否恰当呢？其判断标准就在于约定俗成。正是通过传统(约定俗成)与仪式/礼仪特征，某种施行话语才能获得行为的效果。即这一行为符合约定，理解才能被达成②&与此同时，使用语素的发语行为(Phatie Act)本质上是可模仿的、可复制的③，其核心特征，是既具有约定俗成的语法与词汇含义，又可以被模仿和复制。语素每一时，都“可不同的含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使用”④，从而生成不同的言辞&它和手工艺、医药与农业中的可传播性重复特征一样，都基于传统而形成&所以布朗纳认为所谓言辞，也是语素的子集，而语素不仅仅可以用于界定语言与表演，也同样可以用于更广泛的实用性实践⑤&
中国较早将Pheme用于文化研究的学者是经济学家韦森。他想要探讨文化的濡化(Encultura-tion)与播化(Diffusion)如何带来了经济视野中的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及其变迁。为此，他仿照《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译本将Meme翻译成“拟子”的做法，提出用声子、言子、意子来翻译奥斯汀的Phone、Pheme、Rheme这三个概念。在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那里，拟子(Meme)指的是文化传播与行为模仿的基本单元，即通过模仿而传播的文化“因子”&韦森受此启发，认为人们言语交流的基本单位就相当于文化交流的基拟，此可仿照，以此反推，Phone就是声子，而Pheme就是言子&在强调传播性、重复性与自我复制性上，“言子”这一翻译的确传神，但奥斯汀所说的Pheme不一
①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1955年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杨玉成、赵京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9页&
②O 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③O 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
④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1955年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第21页、第99页1955年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第92页&
1955年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第93页&
⑤Simon J.Bennee The Practicc ef Folklore，pp.112.
定是实体性的基本单元，更不一定是类似于因子和拟子的最小文化单元。“言子”这一翻译有可能给熟悉民间故事理论的民俗学者带来类似于“母题”概念的联想，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
最重要的是，奥斯汀强调，每一次言语交流都是一次以言行事的言语行动，而Pheme就是使言语行为得以被限定的框架。在语言学中，这指的是语素的约定性，使得具体的言语行动可以从词汇库中选择当下所需要的语言材料，正如每一次民俗的实践，也正是从“传统”的语汇库中选择适合当下行动的元素并加以变通运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Pheme对行动有强制性的影响，是因为它具有集体性和传统性，即“注定要被保存的集体言论”①。要理解它的强制性、集体性与连续性，我们就必须回到古希腊的公共政治生活中理解Pheme的词源含义，以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布朗纳认为它是民俗实践的根本特
征之一。
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篇《论谣言》中列举了以维吉尔为代表的诗人们对Pheme（谣言）女神的种种描述，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说法是,“诗人们说大地为了巨人们被灭的缘故一怒而生谣言。”培根认为这个比喻最好，因为叛逆的巨人与招致叛乱的谣言乃是兄妹，二人一阳一阴。谣言是大地女神的孩子，是被朱庇特所杀的巨人们的妹妹，也是世界最初与最深处的力量。她的力量尤其表现在政治性方面，所以培根认为，“在所有谈论政治的著作中没有一种题目……是比它更值得讨论者”。②谣言女神之所以在古希腊神话中具样的地，与的政治
关系。
在研究古希腊古典政治的学者那里，Pheme常被翻译成传闻，指的是在缺乏媒体的社会中，对于形成公众政治意见至关重要的舆论。古典学者Josiah Ober曾深入研究过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大众与精英，他发现传闻是雅典平民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传闻在雅典社会中可以非常迅速地跨越阶层进行传播，尤其在广场周围的商店、妓院中，流言蜚语聚集并发酵，其中绝大部分是政治性的讨论。而这里的店主、妓女们的话常常被援引为重要的审判依据，因为传闻被认为是公众关于政治事件的共识，是民意的表达。③这很难不令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民谣也大多具有政治性。根据吕肖奂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的民谣可分为风谣和谶谣两种，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风谣和绝大多数谶谣都是政治性的。④除了
都像风一样在大地上传播政治舆论之外，古希腊的传闻还和风谣一样被认为是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是政治生活中被普遍引用和依赖的共识性知识，甚至也都被精英所搜集整理而成为某种信条与经典（Doxa）。
风谣在东汉时是官员选拔以及黜陟的重要依据，“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汉灵帝“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后汉书》李贤等注曰：“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也。”⑤Pheme在雅典也有同样的作用。埃斯基涅斯在（驳提马库斯》中，将传闻作为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提马库斯的言行，他强调，Pheme无论在城邦的祭坛上还是在诗人笔下都是神灵，因为它就是可靠的证明（tekmfion）。⑥因此，将Pheme理解为我们今天带有贬义与诽谤性质的“谣言”，是不合适的。
Pheme还和《诗经》中的《国风》一样，被广泛作为共识性知识使用&众所周知，《国风》不仅是民间歌谣，同时也是贵族子弟的教育资料，孔子就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虽然我们今天当年典的Pheme文性质，但它同样也被认为是共享性的基础知识。
①Simon J.Bennee，The Practicc ef Folklore，pp.113.
②弗
*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07-208页&
③Josiah Obee Mas s and Elite c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ie Pofer rf the Peop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eita Press，1989，pp.148-149.
④s肖奂：《中国古代民谣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3页。
⑤转引自S肖奂《中国古代民谣研究》，第29页。
⑥戈尔德希尔（Simon GoldhOl），奥斯本（Robin Osborne）编《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制》，李向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3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