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观照下的《红楼梦》诗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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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
【摘 要】<红楼梦>中的诗歌与主题密切相关,是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较<红楼梦>中的诗歌翻译,发现杨宪益译本忠实原著,成功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了西方读者,而霍克斯译本采用归化的策略,注重韵脚,使读者产生阅读愉悦感.
【期刊名称】《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0(027)002
【总页数】3页(P78-80)
【关键词】目的论;诗歌翻译;翻译目的;翻译策略
【作 者】张艳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马鞍山24300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人性化H315.9虫变漫画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鸿篇巨著，而诗歌作为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学翻译由于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注重修辞效果，极具复杂性和挑战性。诗歌翻译乃文学翻译的极高境界，具有丰富的文体特征和艺术内涵，更是难上加难。杨译本和霍译本的几位译者，以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刻理解和翻译技巧的高超把握，再现了原作的神韵和美感，非常值得鉴赏研究。
本文从目的论入手，比较讨论两种译本的《红楼梦》诗词翻译，试图从参与者、翻译要求和目的、翻译策略等角度诠释翻译活动。
一、目的论理论阐释及相关研究
功能派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的雏形。赖斯认为在翻译实践中不能一直追求等值，而应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
lation brief)。
此后，赖斯的学生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摆脱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的目的论(Skopostheory)。威密尔认为翻译是一种人际交互活动。翻译时，要根据多方参与者的要求，如发起人、委托人、原文作者等，结合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目的论的主要法则是目的法则，它决定了在特定文本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使用这种策略可以产生在功能上充分达到要求的目的文本，可以充分实现翻译目的。
中国对目的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的一篇是仲伟合和钟玉合作发表在1999年第3期《中国翻译》上的《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早期文章多是介绍功能派翻译理论和目的论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等，属于纯理论研究范畴。近几年来逐渐转向应用翻译研究，或是将之运用到文学作品翻译的分析中，或是运用到应用文的翻译中，如新闻、广告、商标翻译等。总之，目的论尚属于新兴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红楼梦》中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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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歌只是一个附属物，它或是交代背景，或是描写主角的外貌，或仅仅是感情的抒发。而《红楼梦》中的诗歌不仅体裁广泛，它几乎覆盖了中国诗歌中的所有体裁：诗、词、曲、赋、楹联、歌、诔、谜、骈等，还在整篇小说的构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它描摹了角色的性格。林黛玉是位才华横溢却又多愁善感的少女，寄人篱下的生活和与宝玉无望的爱情使她的诗歌充满了哀伤和绝望。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箭严相逼”描绘了她眼中恶劣的生存环境，“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表达了她对自己命运的哀悼和对爱情的绝望。薛宝钗，正好相反，是位寡言守德却又精于世事的少女。“珍重芳姿昼掩门”、“欲偿白帝宜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表现了她对妇德的恪守，“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反映了她的精明世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则暗示了她想往上爬的雄心。而薛蟠的“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则将他愚蠢低俗的纨绔子弟形象暴露无疑。
其次，诗歌暗示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这是《红楼梦》诗歌的最大特点。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以及十二支《红楼梦》仙曲勾勒出大观园中这些女孩的命运。“风流灵巧
制冷电风扇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暗示了美丽聪慧的晴雯被嫉妒者排挤至死。“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表明了袭人最终嫁的是一名戏子，而非宝玉。
ui拼音怎么读最后，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古代中国，尤其是清代，诗社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中十分盛行。大观园中海棠社和桃花社的发起正折射出这一风尚。还有元春省亲时的即兴题诗，酒席上的牙牌令、元宵节的灯谜等等，都体现了封建社会的阶级观念和文化风俗。
总之，《红楼梦》中的诗歌突出主旨，并为以后的情节做了铺垫。
三、目的论关照下的《红楼梦》诗歌翻译
本文将采用杨宪益和大卫·霍克斯的两个著名的英译本作为个例分析，阐释不同的参与者、翻译要求和目的及翻译策略对翻译的影响。
(一)不同的参与者
在目的论理论框架下，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有目的的人际交互行为，涉及到多方参与者。
1.发起人和委托人
发起人是指发起翻译行为并通过定义目的文本所需意图来决定翻译过程的个人、团体或机构。[1]委托人是指要求译者为某一特点目的和受众产出目的文本的个人、团体或机构。[1]发起人是真正需要目的文本的人，他的角色可以由翻译交际中的任一媒介充当。在《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发起人和委托人是相同的。杨译本中，发起人是外文出版社，这也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工作的地方，但翻译《红楼梦》时正处于20世纪60年代“文革”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而霍译本中，发起人是大卫·霍克斯本人和出版社——企鹅出版社，因为他于1970年签署了一份合同，他在选择文本中享有更多自由。
2.译者
在目的论中，译者不再隐形，成为关键性的参与者。他应该分析翻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通过个人能力和责任心确定实现翻译要求的活动，完成翻译行为。杨宪益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十岁时即开始学习英语，二十多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欧洲古典文学。夫人戴乃迭是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女儿，对中国文化十分着迷，所以在牛津大学改专业为现代中国语言文学。两人的结合在翻译界成为一段佳话，杨宪益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储备
和戴乃迭天生的英语语感优势使他们工作起来迅速有效。大卫·霍克斯是位知名的英国汉学家。1945年至1947年他在牛津大学学习汉语，1948年至1951年进入北京大学深造。为了将全部精力投入翻译《红楼梦》这一浩大工程，他于1971年辞去牛津大学汉语系主任的职位。他的爱徒兼女婿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也是一位中国通。所以不论是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是大卫·霍克斯和约翰·闵福德，他们都完全有资格来翻译《红楼梦》这一中国巨著。
3.原文作者
原文作者所写出的文本为翻译行为提供了来源和素材。曹雪芹出生于有着严格礼教和良好教育的封建贵族家庭，家族甚至与清朝的皇室有密切联系。不幸的是，在他十几岁时家族败落。巨大的世事变迁和出色的文学天赋使他写下这部与之经历类似的长篇小说。然而，由于他恶劣的健康状况和居住环境，曹雪芹只写下了这部小说的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据传由清代学者高鹗著述。时空的巨大跨度使得译者无法与原文作者取得联系，而合著引起了前后的不一致，所以译者必须从当时的评论等历史文献中寻求线索。
4.目标文本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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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目标文本接受者即翻译的目标读者，自然成为产出目标文本的决定因素。实际上，文本接受者(receiver)并不等同于目标读者(addre)。目标读者是从原文作者角度出发的预期的读者，而文本接受者则是在文本产生后真正读到、听到的个人、团体或机构。所以目的文本的目标读者信息对译者至关重要。曹雪芹的目标读者可能是当时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中国人，但现在他的文本接受者遍布世界各地。杨译本的目标读者是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且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外国人或专家。霍译本的目标读者是普通的英语国家读者，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中国，阅读也许只为消遣。现实中，这两种译本的接受者不仅是西方读者，还包括中国的英语爱好者，特别是翻译研究者。
(二)不同的翻译要求和目的
翻译要求说明了所需的翻译种类并解释了发起人决定翻译目的的原因。
1.杨译本的翻译要求和目的
杨译本中，翻译要求是被一群青年编辑决定的，当时的政治环境要求文学必须服从政治。另外，外文出版社的宗旨就是将中国文化传播给西方读者。杨宪益的翻译观也是如此，这
从他的言语中可以体现：“我国人民应该知道外国的文化遗产，外国也应该了解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关于译文的忠实性，他说：“我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作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当然，如果翻译中确实找不到等同的东西，那就肯定会牺牲一些原文的意思。但是过分强调创造性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杨宪益继承了严复翻译理论中对“信”的理解，“要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个翻译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还涉及到忠实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灵魂，传达中国人的人生，他们的乐与悲，爱与恨，怜与怨，喜与怒。”[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