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干关于《 格兰诺维特的 “镶嵌理论”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破折号的作用 1949年，德鲁克发表了《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The Unfashionable Kierkegaard）一文，他指出19世纪以来思想家们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社会是如何存在的？”不同的学者，给出了迥异的解答，格兰诺维特镶嵌理论，实质上也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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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由此拉开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序幕。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镶嵌”（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来源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波兰尼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学者，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彼得?德鲁
克是波兰尼一家人的好友，在《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中，德鲁克以惊叹的笔调描写道：“这一家人是我所见所闻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但是，最叫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全家人……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找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也非属于自由派的，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纵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他们一家人……让我想到朝着不同方向行进，追寻同一个圣杯的圆桌武士。”能够被德鲁克喻为圆桌武士，这是非常难得的赞誉。在西方，圆桌武士是指跟随亚瑟王（King Arthur）的一群勇士，他们击溃罗马军队，建立了统一的不列颠国家，然后四处寻找耶稣留下的圣杯，是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楷模，是“英勇”、“忠诚”和“信任”的象征。德鲁克以寻找圣杯的圆桌武士比喻波兰尼全家，形象地表达了他们追寻真理、追寻完美、追寻人类社会未来方向的不懈探索。
波兰尼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提出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社会科学思想。在他的代表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中，波兰尼指出，19世纪至今，社会经济形成了一个闭锁系统，由相互关联的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政治状况、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关系，都外在于这个经济系统，不管政权是专制还是民主，不管宗教差别或者民族差别有多么大，
市场机制都在那里发挥着作用。然而，经济史告诉我们，事实绝非一直如此，在19世纪之前，经济镶嵌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中，处于附属地位。自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经济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社会甚至附属于经济系统。工业革命形成了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进而形成了社会与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哪怕有多么大的优势，一旦自我封闭，就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波兰尼提出“还市场于社会”的思路。他强调，正是政治、宗教、经济之间的镶嵌，造就了社会的开放性。波兰尼的意图，大致可以概括为通过追溯经济史，寻找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保障个人自由和维护人的社会性之间救赎人类。所以，在波兰尼那里“镶嵌”特别重要，是社会生机之源。
镶嵌理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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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维特的“镶嵌”一词源于波兰尼，但其内涵却已有所变化。在波兰尼的语境中，镶嵌
意在表明经济与政治、宗教之间的互相嵌入关系；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镶嵌，则是为了分析市场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而研究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互相嵌入关系。
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所说的镶嵌，与社会网有着密切关系。波兰尼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确实是依赖社会网的，但随着现代化进程，这类行为已经变得比较独立了。”另一部分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家）则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对人类的经济行为采用低度社会化假设，在这些经济学家眼里，“即使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仍然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不论在早期社会或现代社会，先前所说的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与制度，其实可以从理性与独立个人的自利动机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从亚当?斯密至今，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以“理性经济人”为分析前提，在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中，理性的个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只是根据利益计算采取行动，“交易双方有社会关系或多或少只是自由市场的累赘而已”。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社会关系隐而不见，剩下的只有一个个孤零零的工于算计的“理性经济人”。换句话说，经济学的主流是忽视社会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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