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论“自然”论
李江峰
【摘 要】“Nature” of literary theory in Tang Dynasty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aspects :aesthetics ,crea‐tion and style theory .In Tang Dynasty ,the natural beauty with the feature of integral and indivisible was the highest esthetical pursuit ;“creating spontaneously without any intention”was the ideal state in terms of crea‐tion ,and “concealing and unrevealing the polished marks” was the main feature ,while “intricate beauty” ,“strange” and“limpidity” were included in the style theory .They realized that “nature” did not exclude the writing skills and dulous polishing in conception and creation .People of Tang Dynasty linked“Dao”to“tech‐nique”for the first time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realized that polishing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natural”style . They affirmed the value of“human touch”and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nature” .The above theory symbol‐ized that people of Tang Dynasty came out of the speculative atmosphere of the Six Dynasties and began to fo‐cus on specific issues of operation ,which was a“turning”in“nature” theory that greatly determined t
鞋柜尺寸标准尺寸he scope of discus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later“nature” theory .%唐代文论“自然”范畴的内涵可以从美学追求、创作论和风格论的角度予以概括。美学追求方面，以浑然天成为特征的自然美是唐人最高的美学追求；创作论方面，唐人以“起于无作，兴于自然”为理想的创作状态，并认识到“自然”并不排斥技巧，不排斥构思创作中艰苦卓绝的锤炼；风格论方面，唐人以为，“自然”是一种以“不露造迹”为主要特征且容涵“绮丽”、“怪奇”、“平淡”的诗文风格。文论史上，唐人首次将“道”与“技”联系起来论述，认识到构思创作中的锤炼是作品“自然”风貌和自然浑成之美的产生基础，肯定了“人为”，丰富了“自然”的内涵。这标志着唐人走出了六朝文论的思辨氛围，开始关注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这是“自然”理论的一次“转向”，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世“自然”理论的讨论范围与体系建构。
【期刊名称】《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00)001
烧脑小说【总页数】6页(P125-130)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关键词】唐代文论;自然;不露造迹;怪奇;平淡
【作 者】李江峰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政治学习记录张小娘子I207.2
“自然”是古典文论中的核心范畴之一，该范畴从先秦哲学中脱胎，六朝时进入文学批评领域，其内涵随着文学批评实践不断发展，遂成为古典文论中意蕴丰富的核心范畴。在“自然”范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唐代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阶段。但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零散，尤其是对于诗格类文献有意无意的忽视，致使学界对唐代文论“自然”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现有研究相对较少。通过仔细排检文论资料，我们发现，唐代文论中的“自然”不但意蕴丰富，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发展史意义。
1.以浑然天成为特征的自然美为美的最高境界，以自然为文为创作的理想状态
以浑然天成为特征的自然美观念，无疑是受到老庄思想的启发。《老子》“大音无声，大象公司制度大全
无形”和《庄子》中儵与忽为浑沌凿七窍而浑沌死的故事，都启发了文学批评中以浑朴自然为美的观念的形成。在诗赋求“丽”与“绮靡”的六朝，自然美浑朴自然的特质已经进入批评视野，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也在实践上作了积累。进入唐代，李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旗帜鲜明地反对建安以来华艳绮靡、采丽竞繁的文风，并以“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为喻批评了文学创作中模仿雕琢的文学风气 [1]。 李白正是在对雕琢风气的批评中表现出对诗文浑朴天真之美的追求。唐人的这种审美追求，在元结《订司乐氏》中有更充分的体现：
……悬水淙石，宫商不能合，律吕不能主，变之不可，会之无由，此全声也。司乐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谢之？嗟乎司乐氏！欲以金石之顺和，丝竹之流妙，宫商角羽，丰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犹以悬水淙石，激浅注深，清瀛氵邕溶，不变司乐氏之心。[2](P3890)
元结以为，相对于金石丝竹所奏之乐曲，淙淙水声即是“全音”，是浑然天成、未被分析的自然之音，这是对老子“大音无声，大象无形”思想的继承。老子的“大音”须听之以心而不是听之以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道理；同样，元结所说的“全音”也并不是司乐氏这样的俗士所能欣赏。元结对于“全声”的推崇正体现出对自然之音、对浑然天成之美的追
求。与之相似，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即以“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赞美白居易诗的浑然天成之美[3]。从创作方面考查，“盛唐诗坛反映出来的另一倾向，就是追求自然的美”，“盛唐诗歌的兴象与风骨，……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它的浓烈的感情，壮大的气势，都以其质朴的、自然无华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4](P110)。从理论角度看，就唐代走向成熟的意境理论而言，无论是王昌龄、皎然还是司空图，在他们“对意境的全方位构设中，对浑全自然真美的追求贯穿其始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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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造浑然天成的自然美，其理想的创作状态就是自然为文。对这种理想创作状态的推崇，也是唐人对六朝文论“自然”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六朝文论之崇尚创作过程的自然“直寻”，已经是一股风气。钟嵘《诗品序》有对“自然英旨，罕值其人”的感叹和对“即目”、“直寻”的推崇[6]，萧子显有“须其自来，不以力构”自然创作过程的实践[7]。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的论述，则提升到文学本质的高度，其所言之“道”就是“自然”之意：“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8](P7-8)
唐人对自然为文有着更丰富的论述。王昌龄《诗格·论文意》云：“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9](P160)这里强调的是创作时自然而然的状态。在王昌龄看来，创作的发生，并不是刻意的行为，因有感触而生情思意绪，便自然发而为文。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也用“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为”赞美崔立之自然成文的高超技艺[10](P860)。从创作体验来说，这种无意为文的创作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神来”之笔，是“天成”之笔。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诗有三般句》则根据创作情形将句子分成三个不同的层级，并将这种不得不然的自然为文方式列为最高层次：“一曰自然句；二曰容易句；三曰苦求句。命题属意，如有神助，归于自然也……”[9](P357)这种创作状态，李观《报弟兑书》即以“文贵天成”概括之[2](P5415)。
2.“自然”并不排斥技巧，不排斥构思创作过程中艰苦卓绝的雕琢锤炼
自然之美是一种“天全”之美，它并不排斥文采。对此，刘勰从万事万物皆有文采的角度做了论述：
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
有心之器，其无文欤？[8](P8-10)
“齐梁文藻，日竞雕华”[8](P10)，刘勰的论述，给齐梁文风存在的合理性找到了学理依据，同时提出了更高要求：文学是绮丽的，但须出于自然。然六朝其他文论家却并未将二者结合起来，这从他们对“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的轩轾即能看出。
唐人对自然与雕琢的认识也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承袭六朝，完全否定雕琢，认为雕琢损害自然。李白即以“雕虫丧天真”表达了雕章琢句会使诗歌丧失自然纯朴之美的思想。李德裕《文章论》说得更为具体：“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珍不足贵。……美质既雕，良宝所弃。此为文之大旨也。”[2](P7280-7281)作者肯定自然成文、否定创作过程中包括构思锤炼在内的一切人为因素。陆机《文赋》论述创作过程，尚且以“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说明构思中选词炼意的艰难过程；李德裕的论述则对这种经过选炼而来、非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学作品进行否定，认为雕琢文采不是文章正途，写出的文章也不足珍贵。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对六朝自然观念的直接继承，但却丢弃了刘勰自然观中的某些合理内核。
和李白、李德裕推尊自然、排拒绮丽雕琢相对的是皎然的“自然”理论。皎然也推崇自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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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但他并不排拒丽辞：
或云：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于俪词。予曰：不然。《六经》时有俪词。……但古人后于语，先于意。因意成语，语不使意，偶对则对，偶散则散。若力为之，则见斤斧之迹。故有对不失浑成，纵散不关造作，此古手也。[9](P207-208)
在他看来，诗文创作起决定性因素的是“意”，以“意”为主宰，语言表达应该根据表意的需要自然形成，不存在“俪”与非“俪”的问题。只要表意确当，语言自然不做作，就是好作品。而且，皎然实际上更推崇“自然”而又精美的作品。他曾打比方说：“寒松白云，天全之质也；散木拥肿，亦天全之质也。比之于诗，虽正而不秀，其拥肿之材。《易》曰：‘文明健。’岂非兼文美哉？”[9](P210)虽然都是得之天然而呈自然之姿，然相比于“寒松白云”，“散木拥肿”则属于“正而不秀”，显然不如“寒松白云”更胜一筹。比之于诗，当然是自然而又精致能给人更多的美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