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啸宇
【内容摘要】 过去几十年来，东北亚地区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为了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中日韩三国不断强化环境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2021年12月，三国又召开了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为下一阶段中日韩环境合作描绘了新的实施蓝图。根据相关政策文件、媒体报道和学者研究对中日韩环境合作问题进行分析，表明当前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具体路径是多元、多层的，且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尽管面临着来自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中日韩关系不确定性以及日本福岛核废水的强排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三方合作还是前景可期。笔者还就未来如何加强中日韩环境合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中日韩 环境合作 前景 路径 挑战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章编号】 1003-4048(2022)02-0039-0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ki.rbyj.2022.02.004
【作者简介】 胡啸宇，中共佛山市委党校助教（佛山 528000）
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前景：路径与挑战
一、前言
在过去几十年中，东北亚地区经济增长迅猛，但随之产生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恶化等问题。为了共同应对这些挑战、推动东北亚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国、日本和韩国于1999年举行了首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Tripartite Environment Ministers Meeting, TEMM）。[1]该会议是东北亚环境领域的区域性高级别合作机制。以TEMM为中心的三方环境合作由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和民间社会等多层次合作机制组成。三方签署的《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致力于解决中日韩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以战略和系统的方式管理TEMM框架下的各类合作议题。TEMM采取在三国轮流召开的形式，在过去的19年中，无论东北亚各国政治关系如何变化，始终坚持每年举办。TEMM是目前21个三边部长级会议合作机制中历史最为悠久，也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机制之一。[2]TEMM在促进环境管理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区域环境管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为如化学品管理、海洋污染治理等①全球环境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1年12月7日，中日韩三国举办了第
东北亚区域国别问题研究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薛晓芃.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为例[J].太平洋学报,2020,28(03):25-37；冯东明.中日韩三国开展东北亚海洋污染合作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4):88-91.
教学方法
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前景：路径与挑战
二十二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通过并共同签署了《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2021—2025)》和《第二十二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强调，该行动计划是下一阶段三国环境合作的实施蓝图，期待三国围绕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开展务实合作，切实推动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3]
万圣节婚礼我们最为关心的是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具体路径、当前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前景如何？目前，关于中日韩环境合作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环境安全、①环境外交、②环境软法、③环境意识、④经济融合、⑤全球化、⑥低碳、⑦合作策略、⑧气候合作、⑨海洋污染合作、⑩制度域
全方位路径和潜在挑战来探讨有关合作的前景，如大连外国语大学薛晓芃以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为例，从环境软法的角度探讨了中日韩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但视野仅限于中日韩环境合作的三边机制，对于相关的双边、多边机制探讨不足，而吉林大学段海燕探讨了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制度化方向，但却未能全面地认识到包括国际变动在内的潜在挑战对于中日韩环境合作发展前景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路径与挑战的视角，结合相关政策文件、媒体报道和学者论述，来探讨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前景：第一部分从合作方向和机制方面探讨中日韩环境合作的路径，理清有关合作的规划安排；第二部分探讨中日韩环境合作面临的挑战，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动对有关合作的影响；第三部分探讨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前景和建议。
二、中日韩环境合作的路径：方向与机制
1999年11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中日韩（APT）峰会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正式启动了三国在APT框架内的合作。在第一次APT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提出了加强环境合作和对话的倡议，为三方环境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为了贯彻这一倡议，TEMM 机制于1999 年启动。[4]
三方环境合作以TEMM为核心，由多个多层次的合作机制组成，涉及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会。TEMM 每年在三个国家轮流举行，各方在会议上相互更新其最新的环境政策，
① 参见金淳洙，韩献栋.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日韩环境安全合作进程的评价[J].当代亚太,2010(05):71-88.
谢天谢地
② 参见具天书，邱道隆，张植荣.环境外交：发展的动力学分析——兼论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与问题[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2(1): 46-52；董亮.雾霾责任、环境外交与中日韩合作[J].当代韩国, 2017 (2): 1-14.
③ 参见薛晓芃.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为例[J].太平洋学报,2020,28(3): 25-37. ④ 参见鄭躍軍.東アジア環境協力枠組の実証分析——日韓中の環境意識比較を焦点に——[J]. 行動計量学, 2015,42(1): 7-19. ⑤ 参见纪照寒.浅析环境制度合作对区域经
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以中日韩三国为例[J]. 新西部 (理论版), 2011,10. ⑥ 参见刘铭.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日韩环境合作[D].长春：吉林大学,2014.
jeans ⑦ 参见朴英爱.论低碳视角下的中日韩环保合作[J].学习与探索,2010 (4):148-150；刘宇.中日韩低碳合作机制化的途径与作用[D].辽宁大学,2011.
⑧ 参见任晓菲.中日韩环境问题与环境合作策略研究[J].商业经济,2016(10):105-107.
⑨ 参见景跃军，刁巍杨.中日韩气候环境合作前景眺望[J].环境保护,2010(20):68-70.
⑩ 参见冯东明.中日韩三国开展东北亚海洋污染合作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4):88-91.
参见段海燕.东北亚环境合作模式的前景分析与推进路径[J].环境保护,2009(08):77-80.
参见石晨霞.区域治理视角下的东北亚气候变化治理[J].社会科学,2015(04):13-21；Yoshimatsu H.
Understanding regulatory governance in Northeast Asia: Environmental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Korea[J].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0, 18(3): 227-247；李香丹.中日韓3ヵ国における環境協力の一考察：越境大気汚染問題を中心に[J].現代社会文化研究, 2011(52):105-122.
目的是为解决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并寻求促进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其结果载于联合公报。从1999年到2018年，TEMM已经举办了20届。为全面落实TEMM成果，推进务实合作，三国环保部门根据合作需要，确定了TEMM合作的重点领域，并针对重点领域制定并实施了两阶段联合行动计划。联合行动计划规定的各个领域的工作和活动由三国有关部门共同开展。[5] TEMM是东北亚地区环境保护领域最高级别的政府间合作。自TEMM1在韩国首尔召开以来，三国的环境合作在目标和议程设定、理念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TEMM在促进区域环境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成为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环境合作机制。迄今为止，以TEMM 为核心的三方环境合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6]第一阶段：1999—2009年为基础阶段。三个国家在六个优先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提高共享环境社区的意识、加强信息交流、加强环境研究合作、推进环保产业和技术合作、采取适当措施防治大气污染、保护海洋环境、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挑战。这一阶段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一是明确加强三方环境合作，增强三方共同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二是建立合作项目实施便利机制；三是共享应对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的国内政策和最佳实践，
提高协同应对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的能力，环境合作影响力不断提升。2008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布TEMM为三国环境合作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7]
第二阶段：2010—2014年为深化阶段。2009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TEMM11，三个国家确定了环境合作的十大优先领域，即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和公众参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沙尘暴（DSS）、污染控制、环境友好社会/3R（3R 为循环经济三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声音资源循环社会、电子垃圾的跨境转移、化学品的健全管理、东北亚的环境治理、环境产业与技术。中日韩三国环保部门围绕十大重点，共同出台《联合行动计划（2010—2014）》，该计划于2010年5月在TEMM12上通过，其内容写入“2020年中日韩合作”、2010年三国政府联合发布的未来合作展望等文件中。该阶段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一是形成了重点领域合作模式，包括信息收集与共享、联合学术研究、政策交流和项目交付；二是完善了TEMM机制和三级会议结构（部长级、司长级和工作级），使协调更加有效，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三是三方在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投入，涉及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专家等各利益相关方，扩大了合作范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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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2015—2019年为稳健发展阶段。2014年4月，TEMM16在韩国大邱举行。会议确定了2015—2019年环境合作的九个新重点领域：即空气质量改善、生物多样性、化学品管理和环境应急响应、资源循环管理/3R/电子废物越境转移、气候变化响应、保护水和海洋环境、环境教育、公众意识和企业社会责任、农村环境管理和向绿色经济转型。2015年4月，TEMM17在中国上海举行，会议通过了
涵盖九大重点领域37项活动的《联合行动计划（2015—2019）》。在2015年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发表了第一份环境合作联合声明，肯定了三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成果。这一阶段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一是各领域合作成果日益明显，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宽，形成了鲜明的三方环保合作模式。二是建立良好的协调沟通机制，共同应对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三是三方环境合作在全球和区域环境治理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9]
目前，中日韩环境合作的主要方向是从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传播中促进绿色复苏。因此，需要汇聚三国的智慧，以努力将新冠病毒全球传播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同时，三国将保护生态系统放在首位，并采取行动，尽快克服新冠疫情影响，构建更美好、更绿色的未来，实现绿色发展。同时，考虑到各国国情，促进向低碳、脱碳、碳中和和稳健的经济转型，推进有效的环境保护。[10]
基于上述方向，三国将重点合作领域放在大气环境改善、3R、循环经济、零废弃城市、海洋/水环境管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化学物质管理和环境应急响应、绿色经济、境教
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前景：路径与挑战
育/公民启蒙与公民参与等方面。其中，三国还特别认识到采取切实可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11]
合作机制方面，中日韩三国将利用G20、东盟+3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组织框架，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伙伴
关系，分享经验和诀窍。同时，在更广泛的地区，进一步探索“3+x”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12]
同时，三国在重点合作领域又形成了具体的合作机制，以项目合作的方式落实合作内容（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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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TEMM 合作领域、内容与项目
资料来源：日本環境省.第22回日中韓三カ国環境大臣会合（TEMM22）の結果について[EB/OL].(2021-12-07).jp/press/110274.html；日本環境省.環境協力に係る日中韓三カ国共同行動計画2021年—2025年[OL].(2021-12-07).jp/press/files/jp/117176.pdf；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第22届高官会在北京举行[OL].(2018-10-26).v/wjbxw_673019/201810/t20181026_387281.shtml.
英语写作范文另外，关于合作机制方面，除了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的三边机制外，还有诸如中日“环境合作联合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以及如“亚太全球变化研究网络”等多边机制，它们相互补充，凸显了中日韩环境合作机制的多元与多层次特点。尽管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授吉松frog是什么意思
秀孝（Hidetaka Yoshimatsu）的“发展区域主义”（Developmental Regionalism）观点认为，中日韩三国开展区域合作，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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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而制度性的约束往往会影响甚至牺牲经济
利益，从而影响三边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日韩环境合作路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
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前景：路径与挑战
表2 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双边、三边和多边机制
资料来源：金淳洙，韩献栋.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日韩环境安全合作进程的评价[J].当代亚太,2010(05):71-88.
三、中日韩环境合作面临的挑战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日韩环境合作历经各种国际环境变化冲击后依然有序向前推进，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对中日韩环境合作带来了新挑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目前，拜登政府联合印太地区的盟友如日本、韩国，积极推行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的印太战略，而印太战略的本质是“应对与中国竞争的紧迫挑战”，[14]即对华遏制。日本岸田政府、韩国新任的尹锡悦政府都对此予以积极配合，如日本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配合美国挑动台海局势；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在竞选时就表示要在韩国境内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15]这些举动都引发了中国的担忧和不满，进而为中日韩环境合作投下了阴影。此外，虽然中美在大打贸易战、濒临“新冷战”的背景下，罕见地实现了两国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方面的
良好合作，达成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16]但这依然减少不了美国致力于重塑全球领导地位的野心，包括在气候环境治理领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新华认为，拜登政府布局气候战略，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争夺气候权力构建气候新秩序，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17]而中日韩环境合作有可能使美国认为，此举会削弱美国在相关领域的全球领导力。因此，美国因素的存在，会成为未来搅动中日韩环境合作的最大挑战。
二是中日韩三国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近年来的日韩关系可谓跌宕起伏：在朴槿惠执政时期，日韩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韩日慰安妇协议》，两国关系达到了新的历史高点。文在寅上台后，由于韩国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等原因，韩国宣布将解散依据《韩日慰安妇协议》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18]清算出售日本钢铁制造商“新日铁住金”的在韩资产以应对被强征劳工及遗属的请求，[19]引发日本强烈不满。随后日本宣布对韩高科技实行出口管制，并且将韩国从贸易优待白名单中移除。韩国方面也作出反制，甚至一度杯葛《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续签，两国关系呈现螺旋式的急转直下。不过，随着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上台，日韩关系似乎又呈现了一丝改善的曙光。尹锡悦在上任前，就主动向日本派出了代表团磋商政策，日本也作出了积极回应，表示“改善日韩关系刻不容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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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日韩环境合作的前景：路径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