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料库语言学 2020年 第7卷 第2期
译者自我修改与编辑校订研究 ——以《海上花列传》的英译为例*
北京科技大学 赵秋荣 曾 朵
提要：本文采用语料库的方法，以去直译假说为理论基础，以译文修改距离远近为着眼点对比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列传》的手稿、修改稿和发表稿及孔慧怡在张爱玲手稿基础上的编辑译文，研究译者自我修改与编辑修订现象。研究发现：编辑阶段与手稿阶段修改趋势大致相同，有明显的去直译现象，“远”类修改最多，“不变”类修改次之，“近”类修改最少。本文尝试提出去直译假说是手稿修改和编辑修订的共性。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英译、译者手稿、编辑修订、去直译假说
1. 引言
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考察译者手稿、档案、个人信件、事后叙述、访谈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考察译作产生过程的微翻译史（micro-history），有助于在具体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了解译者行为和译作产生过程，促成新的译者行为研究（Munday 2014）。译者手稿是微翻译史研究最重要的构成之一，是研究译者修订过程的主要来源，可直观展示译者的决策过程（Munday 2013），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多
得的资料。译者手稿是译者从事翻译实践时的翻译草稿，可以是纸质稿，也可以是电子稿（张汨、文军 2016：120）。一本译著从翻译到出版，可能涵盖译者手稿、自我修订、编辑他者修订的过程。目前研究多关注最终产品，即已出版的译作，对译者手稿或修订过程的考察相对不多（Bisiada 2018）。孔慧怡（1999：12）认为，中国翻译研究的问题之一在于研究视野较窄，翻译语际转换过程关注较多，相对缺乏翻译过程至产品面世之间各个阶段的研究。考察译者手稿的自我修订和编辑他者修订，能够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探索译者与编辑翻译过程的“黑匣子”。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与创作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基于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研究”（16YJC740098）、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复合语料库视角下的MTI 学生译者翻译质量评估研究”（MTIJZW201932）、北京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跨学科视域下外国语言文学前沿专题研究”（FRF-BR-19-007B）以及北京科技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项目（KC2018TS06）的阶段性成果。
译者自我修改与编辑校订研究——以《海上花列传》的英译为例
编辑（editing）指编辑人员根据既定要求或客户需要修改文本，以满足完善信息、合理组织、形式美观等要求（Bisaillon 2007：296）。这一定义同样也适用于翻译过程中的编辑。翻译过程以客户联系译者或译者自我主动翻译文本为起点，以受众接收译作为终点。编辑过程包括译者自身或编辑人员进
行的修订过程（Martín 2010）。Lefevere（1992：9）提出：翻译与编辑是干预文本（meditated text）的不同表达形式，区别之一在于修改程度的不同。Kruger（2012：358）指出：译者翻译过程拥有更大自由度，编辑则受限于已有文本。译作出版过程中，编辑需要完善译本内容、修改体例以及版式等，但其重要性往往得不到重视（Mellinger 2018）。
《海上花列传》作者是清末韩邦庆，小说以吴语方言形式完成。风格“平淡近自然”（鲁迅 1973：419），深受鲁迅、胡适、张爱玲等文人推崇（胡适 2009；张爱玲 1976）。出于对《海上花列传》的喜爱，张爱玲先后两次翻译《海上花列传》，第一次是语内翻译，1966年将其由吴语翻译成国语，命名为《海上花》；1967年开始英译《海上花列传》，但由于种种原因该译本未能出版，第一回和第二回只在香港翻译期刊《译丛》（Renditions）上发表。张爱玲逝世后，《海上花列传》英译本手稿交由宋琪夫妇，宋琪夫人邝文美将其捐赠给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孔慧怡博士受邀对《海上花列传》英译手稿修改、整理，她发现手稿存在较多问题，如专有名词不统一、缺页漏页；翻译策略上，倾向于字对字直译，译文语法偏中文源语句法而非英文译入语句法（Han 2005：530）。历经三年，2005年9月《海上花列传》英译本（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得以面世。
2. 去直译假说
学界对直译的定义不同，态度也不一样。Vinay & Darbelnet（1958/1995）将其归为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的一种方法。Catford（1965：25）认为直译以字对字的直译为出发点。Newmark（1988：68-69）认为直译是译者预设的翻译方法，只有直译不能满足要求时译者才会另寻他法。基于直译概念，学者提出了直译理论（Toury 2012：91；Tirkkonen-Condit 2005）。Chesterman（2011a：72）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直译假说（literal hypothesis）及去直译假说（deliteralization hypothesis）。翻译过程中译者倾向于从直译程度较深的版本过渡到直译程度浅的版本；去直译假说指最初版本A比后来版本B更接近源语，即对比修改译本，初译本更接近源语，异化程度高。去直译假说语义更加明显，强调修改是向着译本自由度更高的方向发展。直译假说与去直译假说认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受源语形式特征影响较大，与重译假说“后世的重译本较之初译本有越来越接近原著的倾向”不同（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78）。
赵秋荣 曾 朵
直译假说和去直译假说在不同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Dimitrova（2005：121）发现译者整体呈现出先直译、后去直译的趋势，实验结果符合去直译假说。然而，理论需要反复修正，去直译理论也不例外。Chesterman（2011a：30）预见译者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多种倾向，可能出现去直译倾向，也可能出现直译倾向。他甚至提出译者自我修改中可能会出现去直译现象，而译文由他人修改时或可能出现再直译现象（Chesterman 2011a：34）。例如，Nordman（2009）基于了法律翻译中芬兰语译为
成人网有哪些瑞典语的修改过程，发现去直译现象之后再次出现了直译现象。但去直译假说也受到挑战，如Borg（2018）对比文学小说中专业译者的自我修改后发现，译者修改过程不符合直译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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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语言（mediated languages）是指为实现某种目标或传达给受众某种特定内容而改写的语言（Chesterman 2004：10-11）。手稿基础上的修改和编辑文本都是修改语言。Ulrych & Murphy（2008）认为显化（explication）、规范化（normalization）、简化（simplification）等共性现象不仅出现在翻译语言中，在编辑文本（edited text）中也可能出现，但Kruger（2012）发现编辑文本与翻译文本中不存在共同修改特性（shared mediation effects）。Chesterman（2011a）认为一个好的描述性假说总是沿着从一般到特殊的轨迹进行，但能采用多种方式检验。去直译假说不仅可通过有声思维、键盘记录、同声传译等多种方式验证，还可以与其他理论框架建立联系，如Nida（1964）提出的分析、转移、重构三步翻译模式，即去直译现象出现在源语而非目标语中。该观点与去直译假说提出的目标语去直译观点并不一致，但也正是因为不同理论之间有了联系，才使得对该理论的研究更有意义（Chetsterman 2011b：75）。
直译假说和去直译假说多以欧洲语言对为语料来源，多出现在修改文本中，不同类型的译者之间还存在一些争议。在汉英翻译中，基于翻译文本和编辑文本的自我修改与他者修改中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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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海上花列传》张爱玲翻译手稿、修改稿、发表稿及孔慧怡编辑稿为语料，将张爱玲手稿、初稿、修改稿和发表稿中的修改看作译者自我修改，孔慧怡编辑稿中的修改看作他者修改，通过对比译本间差异，研究译者的自我修改与编辑的他者修改现象，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orfila（1）翻译手稿中的译者自我修改与编辑修订有何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有哪些？
（2）译者自我修改与编辑修订是否符合去直译假说？
译者自我修改与编辑校订研究——以《海上花列传》的英译为例
字母表是什么意思3. 语料与方法
3.1 《海上花列传》语料库建设
互惠互利本文整理了《海上花列传》的手稿、修订稿、发表稿与孔慧怡的编辑稿，建成语料库。本文仅选取《海上花列传》第一回和第二回，库容为36,190个字/词，所有语料均进行了句级对齐，具体见表1。
表1 《海上花列传》第一回和第二回语料库
名称作者 / 译者语种库容（字／词）完成年代
surnames
吴语原文韩邦庆中文9,9031894
手稿译文张爱玲英文6,6841975
修改译文张爱玲英文6,2941975
发表译文张爱玲英文6,6491982
contraction
neutralize编辑译文孔慧怡英文6,6602005
3.2 译本修改的判定方法
本文参考Dimitrova（2005：117）、Pavlov ić & Antunović（2013：237-238）以及Borg（2018：22）的方法，将译本修改分为以下三类。
（1）“远”类修改，指修改后的译文更远离源语，修改后译文直译程度降低。修改后的译文更加归化；
（2）“近”类修改，指修改后的译文更靠近源语，修改后译文直译程度增加。修改后的译文异化程度增加；
舞出我人生男主角（3）“不变”类修改，指修改后的译文与源语距离不变，如使用同义词或仅增加介词、冠词等语法功能
词等。
4. 研究发现
按照修改顺序，本文将张爱玲对手稿的修改定义为前翻译阶段，将张爱玲发表稿的修订定义为后翻译阶段，将孔慧怡对张爱玲的发表稿的修订定义为编辑阶段，修改数据统计情况见表2及图1。
赵秋荣 曾 朵
表2 不同翻译阶段的修改（百分比）
修改距离前翻译阶段后翻译阶段编辑阶段共计远44.7162.2260.8459.77
近16.4719.0515.5816.91
不变38.8218.7323.5823.32
图1 译者及编辑修改统计
总体上看，与后翻译阶段和编辑阶段的修改相比，前翻译阶段“远类修改”占比较小，为44.71%。后翻译阶段和编辑阶段的修改趋势大体相同，“远”类修改占比较多，分别为62.22%和60.84%。前翻译阶段
“不变”类翻译占比较高，为38.82%。“近”类修改在各翻译阶段占比均相对较低，仅占15%—19%。说明前翻译阶段、后翻译阶段和编辑阶段的修改存在不同程度的去直译现象。
4.1 “远”类修改
翻译阶段与编辑阶段均出现较多“远”类修改，表现为增加原文隐含信息，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小说背后蕴藏的文化，避免小说情节突兀。体现在语言上则为添加逻辑连接词、增补有助于译入语读者理解文义的信息以及重组汉语流水句、重新断句等，如例（1）：
（1）吴语原文：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再把脱下的衣裳，一件件都折叠起来，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
张爱玲手稿初稿/修改稿：Simplicity hurried Hamlet into putting his opium tray away, then waited for him to change into a brand-new outfit a mel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