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精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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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christmas什么意思摘要:尽管中国近代Economy、Economics中译名五花八门,数以十计,但最主要的有“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出前后递进的比较清晰的演进路线。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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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西学东渐;经济思想史;传教士;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严复;日本学术界
F09 A 1007-2101(2013)04-0116-06
自清末以降,随着经济学的西学东渐的逐渐展开,大量西方经济学概念译介进入汉字语汇系统,一批新的经济学汉字术语应运而生,丰富了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和思维表述,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转型的重要表征。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概念的中译,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的复杂历程。其中,Economy、Economics的汉译具有标本性的价值,因而受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的重视,有关Economy、Economics中译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面世。①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限江苏省二级建造师报名时间
detailly于罗列Economy、Economics 的各种中文译名,而没有进一步对各种中文译名演变的时代背景、译者的个体情况及各种中译名的演进路径进行深入剖析。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代Economy、Economics中译名五花八门,数以十计,但最主要的有“富国策”、“理财学”、“计
学”、“经济学”四个,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出前后递进的比较清晰的演进路线。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
一、“富国策”
最早将Economy翻译成汉语的是来华传教士。据方维规的考证,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最早在1819年所著的《五车韵府》(Dictionary of the Chine Language)中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稍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鉴定在1844年所著的《英华韵府历阶》中沿用了马礼逊的译法;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1866年编撰的《英华字典》将Economy译为“治家之道,齐家之道”。[1]传教士的上述译法深深地打上了西方人士的文化印痕。十六、十七世纪之时,基督教家政学宣扬诸如“勤奋”、“节俭”等榜样和典范行为,并视之为经济要义,来华传教士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治家之道,齐家之道”显然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
1876年同文馆的课程表中规定在五年制学生中第五年开设“富国策”课程,在八年制的学生中第八年开设“富国策”课程。所谓“富国策”就是经济学。1880年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在其讲授“富国策”的外籍教师丁
韪良的指导下,将同文馆所用课本英国人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翻译成汉语,由同文馆刊行,名为《富国策》,这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文经济学著作,在该书中
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可见中国现代教育系统中,Economy的最初中译名为“富国策”。1896年,陈炽在《续富国策序》中亦将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译作《富国策》,他对亚当·斯密对于英国商务之盛,冠绝全球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识者推原事始,归功于《富国策》一书”。
[2](P149)有趣的是,陈炽并没有真正读过斯密的《国富论》,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以致他将汪凤藻翻译的亨利·福西特的《富国策》误认为是斯密的《富国策》,他认为汪凤藻的翻译存在问题,因而进行重译,1896年将《重译富国策》在《时务报》上连载,并单独出书。
在西方,Economy②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其原意是指家计(oeconomia)。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年—前355年)在《经济论》中最早使用西文“经济学”一词。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把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都列入“家计管理”范畴。文艺复兴后,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得到“复兴”和光大。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西方近代经济学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经济学的发展亦由研究家计管理扩展到研究如何管理一国的经济的问题。
在19世纪末以前,近代西方经济学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广泛使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概念。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第一部著作。1672年英国的威廉·配第在《爱尔兰政治剖析》一书中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是英文文献中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175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区分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1767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写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书名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被广为沿用。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803年写了《政治经济学概论》,1813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精义》,1828—1830年间编成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48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1867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其副
标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在19世纪末以前,西方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富国”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世纪末,将Political Economy 译为“富国策”比较妥当。当然“富国策”的译名亦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时自强求富的时代印痕。“富国”和“富国策”都是中国原有的词汇。中国古代思想家探讨经济问题不是在“经济”的范畴之下,而是在“富国”的范畴之下展开的。战国时期的《荀子》中就有《富国篇》研讨富国、富民问题。荀况对先秦时期的富国富民思想作了总结、批判,吸收、融合
rime
了各学派在富国富民问题上的积极主张,创建了他“兼足天下”、“上下俱富”的“富国论”。北宋著名学者李觏撰写过论述经济问题的专书《富国策》。因此当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从西方舶入的经济学概念时,就从自己习惯的形式出发,将其译为“富国策”或“富国学”。当然,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还与当时正在展开的洋务运动追求“求富”、“求强”的时代背景有关,“富国策”成为当时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所留下的文化“符号”。在清末相当长一段时间,“富国策”的译名颇为流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同类著述,不少沿袭此类译名,如《富国要策》、《富国新策》、《富国策摘要》、《续富国策》、《重译富国策》、《各家富国策辨》等;或从这个译名衍变而来,如《富国养民策》在‘富国’之外,又从‘政在养民’或‘命在养民’等古义中增补‘养民’之意”。[3](P418)富国策的译名影响之大,以致传教士所译的著作多沿用,比如1895年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历史名著《泰西新史揽要》亦用“富国策”作为翻译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之书名,言曰:“斯米得名雅堂者,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4](P690)流质多变的梁启超亦受此影响,1897年在《〈史记·货值列传〉今义》中说:“西土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5]
typhoid fever(P35)。梁氏这里所说的“富国学”即今天的“经济学”。当时的新闻媒体亦多用“富国策”指称Economy,如1899年《万国公报》载文《各家富国策辨》,介绍亨利·乔治(卓尔基亨利)、马尔萨斯(马尔德)、李嘉图(黎加多)的经济思想。
二、“理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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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随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经济现象论证而轻于国家政策分析,“政治”渐趋淡化,“经济学”开始取代“政治经济学”。③1871年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初版中就开始使用“Economics”一词。1877年美国一位作家著有《经济学或财富之科学》(Economics or the Science of Wealth)一书,用“Economics”代替“Political Economy”。1879年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序言中,提出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所著的1881年版的《哲学字汇》中已有“Economics”词条。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一书,从书名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称谓。20世纪初以后,西方开始普遍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
这一改变,淡化了以往主要站在政治家或立法家的立场上突出富国裕民的涵义,转而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科。受西方经济学内涵由研究国富问题向研究一般的资源配置问题嬗变之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以比较中性的“理财学”取代具有较多价值取向的“富国策”作为Economics的译名。这方面的著述如1896年李佳白的《理财论》,1900年戴乐尔的《理财节略》,1901年李士德的《理财学》,1902年稽镜译述的《理财学纲要》、作新社译的《商工理财学》与杨廷栋的《理财学教科书》,1903年吴启孙译的《理财学讲义》等。当时的报刊杂志也发表“理财学”方面的论文,有的甚至设置“理财学”专栏,如1902年9月出版的《新世界学报》第2期设立“理财学”栏目,与“史长脸短发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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