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悲剧精神的根本区别
一、不同的悲剧主人公
西方古典悲剧，正如特里西诺所说的那样，是“对最重要最伟大的人物的一种摹仿。”[①]其主人公一般为力量型的、进攻型的男性英雄，其目的在于强化悲剧的冲突。哈姆雷特是一位典型的西方悲剧人物，他是“朝庭人士的眼睛，学者的舌头／的利剑，国家的期望和花朵／风流时尚的镜子，文雅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②]另一莎剧《裘力斯·凯撒》中的凯撒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认为“恐吓我的东西只敢在我的背后装腔作势，它们一看见凯撒的脸，就会销声匿迹。”[③]在西方悲剧中，这样的英雄还比比皆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靳斯描写的俄狄浦斯，马洛悲剧中的浮士德等，都属于这类人物。在西方人的眼中，悲剧的主人公和英雄是同义词，有的西方语言干脆用同一单词来表达这两个意思，如英语为“hero”，法语为“heros”。西方人对悲剧人物的品德要求并不高，德莱登认为“主要人物可以含有缺点等杂质，只要他好的一面超过他坏的一面。” ④]这一特征被西方人称为“悲剧性缺陷”（Tragic Flaw），如古希腊悲剧人物的过度自信（Hubris），麦克白的野心等。这一缺陷也是悲剧人物能够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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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证调转手续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古典悲剧由于强调的是忍耐，其主人公一般是受迫害的、善良弱小的女子。被近代学者王国维看作“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窦娥冤》[⑤]，其主人公就是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女子。她3岁失去母亲，7岁离开父亲到蔡婆婆家做媳妇，17岁成亲，但不久丈夫又去逝。面对着接二连三的不幸，她不是积极地抗争，而是被动地忍耐，把痛苦看作命运的安排：“莫不是前世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⑥]像窦娥这样在遭遇面前采取被动态度的悲剧人物还很多，《桃花扇》、《梁祝》、《娇红记》等剧的女主角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人物的人品往往完善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某些要求，如忠、孝、义等。软弱加上伦理观念的束缚，中国悲剧人物只能以忍耐为特征。
总之，西方古典悲剧的主人公是敢于斗争的英雄，其中大多数是男人，即使是女人，也是和欧里庇得斯创作的美狄亚一样刚强的；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基本上是受迫害的小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女子，就算是有地位的男性，也往往像《精忠旗》中的岳飞一样备受迫害。
imdb是什么二、不同的悲剧冲突
西方古典悲剧的整个过程是冲突的逐步升级，其主人公是主动的。亚理斯多德把悲剧称为“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⑦]就是主人公的遭遇也是“毁灭或痛苦的行动。”[⑧]别林斯基认为“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即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⑨]可见用行动来抗争是西方悲剧的实质。哈姆雷特在冲突中是积极抗争的。在戏剧的开头，他的父王突然死去，叔叔继承王位，并在短短的时间内跟他母亲结婚，“丧礼上吃不完／凉了的烤肉饼就搬上结婚的喜筵。”[⑩]哈姆雷特在痛苦和怀疑之中，用脸上的愁云惨雾向他们抗议。当他父亲的鬼魂告诉他谋杀的真象时，他想“插起翅膀／快得像思想，像一往情深的怀念／马上去报仇。”[(11)]但他的理智使他不能用杀人者死的简单方式进行报复，而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12)]悲剧性的冲突因此变得复杂化、尖锐化。这就是哈姆雷特不能马上复仇的重要原因，正如歌德指出的那样，“这句话是哈姆雷特全部行动的关键。”[(13)]矛盾的复杂化虽然使哈姆雷特犹豫不决，但他还是行动起来了。他一边装疯以避开对方警惕的眼光，一边开动脑筋寻找最佳复仇方法，并给国王上演情节类似于谋杀他父亲的戏，来证实鬼魂讲的话。真相大白后，他决定，“从今以后我的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14)]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复了仇，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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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整个戏剧是一场龙争虎斗，一边是阴险毒辣的国王，另一边是才华出众的王子，他们针锋相对的斗争把悲剧冲突推向高潮。
中国古典悲剧原先被称为苦情戏（或称为苦戏、怨谱、哀曲），主要描写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窦娥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窦娥一直缺乏斗争意识，她把自己的不幸看作命运的安排，“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15)]既然命运决定了她的不幸，她只好安分地把来世修。当孛老被毒死时，她的行动出现了一点反抗倾向，她拒绝私休——嫁给张驴儿，选择了官休。证据明明对她不利，她却一点办法也不想，还天真地以为做官的“明如镜，清如水”。斗争的双方，一边是恶人告状，贪官审案，另一边是证据对她不利却又不动脑筋的天真女子。由于斗争力量和斗争意识的悬殊，这场斗争变成了一场迫害。后来窦娥为了婆婆而屈认自己毒死孛老。她的崇高举动类似于西方悲剧的悲壮行为，但她在冲突中仍然处于被动地位。她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无辜，只能靠上天为她作证，“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16)]她的三桩誓愿只有在上天的公正光芒中才能实现。总之，西方悲剧冲突的双方是迫害与反迫害的关系，其斗争往往旗鼓相当，难分难解；而中国悲剧斗争双方主要表现为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冲突的剧烈程度大为逊色。能够用来证明这一区别的悲剧还很多，例如《娇红记》，在积极斗争的罗密欧
saltwater与朱丽叶面前，其主人公的抗争显得被动而没有力度；《赛琵琶》中的秦香莲对丈夫的复仇完全与《美狄亚》中美狄亚的复仇不同。
英语在线翻译语音以上探讨的只是中西悲剧外在斗争方面的区别，但它们的更大区别却在于内心斗争。《哈姆雷特》是一部充满了内在斗争的悲剧。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拖延了4个月的时间，其原因固然和重整乾坤的高难度有关，而更主要的原因却在于他的内心冲突。德国评论家史雷格尔以为：“这部悲剧的总的印象是：在一个极度败坏的世界中，理智所遇到的无比绝望。”[(17)]哈姆雷特在每次采取行动之前，内心矛盾重重，行动的各种前因后果都必须经过理性的天平衡量。所以他在报仇之前犹豫了很长的时间，不知道“要做到高贵，究竟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尖石交攻呢／还是该挺身反抗无边的苦恼，扫它个干净？”[(18)]他的“决断决行的本色／蒙上了惨白的一层思虑的病容。”[(19)]在心乱如麻的时候，他还提醒自己，“我所看到的那个鬼，也许是魔鬼；魔鬼会随意化身／变出美好的形状。”[(20)]因此他先用给国王演戏的办法来证实鬼魂的话，然后再复仇。在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里，理性的试金石使各种偏见与谬误变得显而易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的斗争既合理又有力。跟哈姆雷特一样先思考再行动的人物还很多。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博士之所以敢于冲击教规，是因为内心斗争使他看到了宗教的不合理性。朱丽叶之所以能够爱上她
家族的敌人的后代，是因为她心中明白，罗密欧本身是无辜的，“只有你的名字才是我的仇敌……它不是手，又不是脚，又不是手臂，又不是脸，又不是身体上任何其他的部分……姓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21)]因此，西方悲剧的外在斗争往往都以内在斗争为基础。
与之相比，中国悲剧一般没有多少内心冲突。《窦娥冤》就是这样。其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理性的闪光，几乎没有矛盾斗争。她虽然感叹，“催人泪的锦烂熳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月色挂妆楼。”[(22)]她把自己的不幸简单地看作命运的安排，她的内心没有半点怀疑和判断能力。孛老被毒死后，她在选择私休还是官休时，本来需要慎重考虑。她却丝毫不加考虑地选择了官休，她坚信“一马难将两鞍鞴”。张驴儿的确是个无赖，但她拒绝做他的妻子时，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他的恶劣品质，而是不能第二次嫁人的习俗。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当她婆婆因作呕不想吃而把羊肠汤让给孛老吃时，窦娥竟把他们的行为曲解为肉麻的调情。窦娥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此时她又显示出用礼教迫害别人的趋势。她的内心是被理性遗忘的角落，假如第二次嫁人是风俗习惯所必需的，哪怕是嫁给比张驴儿更可恶的人，她也不会反对。为了婆婆而屈招毒死孛老时，她的内心也没有半点斗争，比如说，婆婆是不是值得同情，是否可以和婆婆联合起来对付张驴儿等。在法场上斩头时，窦娥的内心只有“湛湛青天”。她不曾想到，老天对活着受苦的人都无动于衷，难道对没有
candor生命的无头尸还会有同情心吗？她的三桩誓愿不会使她当场出洋相吗？像窦娥一样没有判断能力的人物还很多。《精忠旗》中的岳飞只知道忠于皇上，却不知道什么是忠于皇上的最好方法、皇上是否值得忠于等问题，所以他只能被动地受害。《娇红记》的爱情悲剧也是由于认识上的不足造成的，他们把封建家长看作神圣不可反抗的。总之，中国悲剧内在冲突的缺乏是主人公不能进行积极抗争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的悲剧结局
中西悲剧的结局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别林斯基认为，英雄在结局必须死去，“如果没有这个牺牲或死亡，他就不成其为英雄，便不能以自己个人为代价实现永恒的本体力量，实现世界的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则。”[(23)]可见西方悲剧的结局是英雄用生命去斗争，是冲突的白热化。哈姆雷特在悲剧结束时正是这样，充分体现了一种毫不后悔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斗争的彻底性及其重大意义。哈姆雷特悲壮地死去，他的敌人也化为乌有。他的人文主义思想，通过这场毁灭性的斗争得到了升华，显得更加不可战胜，使人们更加相信，“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的高贵！力量是多么的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之华！万
物之灵！”[(24)]与哈姆雷特一样，用生命来证明斗争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的人物比比皆是，西方悲剧人物大多如此，如《雅典的泰门》中的泰门、《美狄亚》中的美狄亚、《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等等。有的悲剧人物虽然没有死，但也遭受到巨大的苦难，俄狄浦斯王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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