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XBaeiuUm/Jouoal of Benaba University
2 2 2 8年5月第19卷第3期
May. 2228Vol. 12,No. 3
汉代青铜器设计美学探析
刘静
(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铜陵244000)
摘要：以汉代社会制度、观念意识、生活习俗、审美修养为研究视角，分析汉代青铜器的设计美学，指出其在器形
功能、纹饰及制作工艺上均有着自己的特色与创新发展，对当代器型的设计理念及工艺设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世俗美；实用美；朴素美；工艺美；青铜器设计
中图分类号：K87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1 )03 -0037 -05
penaltyOn the Aesthetics of Brenzr Ware Design in Han Dynasty
LIA Jinp
(School of A/s and Culture , Toxp/np University , Toxp/np , 244400, Anhai )
Abstrect : A analyzed the d/ihn aesthetico f the Uonze vesls in this pacer du/np the Han Dyyast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 ” institution , iPeolopy , /I c costoms and aesthetio col/vation , 2nd pointed out that it
has its own coaracte/stico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he space , fanction , decorative paCeo and mant
ufactu/np tecknoloue. It has the expe/enco of as now for mUonco on utensil type d/ipn ibea and desipn craft.
Key woet : colar Ueanty ; practichl Ueanty ; simple Ueanty ; coft Ueanty ; Umnye ware desipn
我国青铜器文化源远流长，源于史前，其发展历 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龙山文化时代的萌芽期，距
今有4002 - 4572年；二是三代、春秋及战国早期的 尊神崇礼时期，这也是中国青铜器文化的鼎盛期，延 续了 1662年左右；三是从春秋晚期至秦汉的转变
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大减，而且也走下神 庙，从象征王权与神权的重器(礼器与祭器)，逐渐 演变成日常用具，走向生活。
青铜器的使用彰显着社会文明的变化。古代传
榆耳说中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之间的战争中用的兵器是 青铜器制品，距今4402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制作的 青铜刀，这些都是青铜器的萌芽期；作为奴隶制文明
的物质载体，三代时期的青铜器达到了鼎盛，青铜器 的种类、器形、纹饰及制作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极大
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战国后期，旧礼制的衰
落，奴隶社会全面解体，封建制度确立，青铜器虽然
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但并未 消失，只是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
化体现出了器物与人之间由“距离”到“亲切”的演 变过程。作为我国青铜器文化的晚期，在社会制度、 观念意识、生活习俗、审美修养的综合影响下，汉代
青铜器的器形设计中既有黄老思想、儒家学说的影 子，也有谶纬神学、神仙怪象的痕迹；从汉代的青铜 器中，既可以看到汉人借助器物、纹饰与他们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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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态的互渗，传递他们的观念与学说，也可以看 到汉代集前人之大成的器制工艺的设计美学。
1新的儒学体系孕育器形的世俗美
我国器物造型自成体系，具有一以贯之的连续
性，可以说器形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文化演变的物 化反映，每种形制都体现出了不同时代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
收稿日期：2 21- 1-25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yq2018087)。
作者简介：刘静(1972 -)，女，安徽界首人，副教授，硕士。E-mail ：****************viceroy
34刘静汉代青铜器设计美学探析
中国的青铜器在其经历的4000多年的历史中，受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各个阶段的器形亦有不同。早期青铜器由于是不可僭越的“礼仪神器"，所以器形诡秘威严，多是对称规范以显其稳重。先秦晚期社会政治格局的改变和思想观念的解放，给造物艺术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时代环境，所以此时的青铜器的器形开始从凝重走向活泼，造型也由规范趋于自由。秦亡汉兴，汉代崇尚儒学，董仲舒等人把道学、法学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形成新的儒学体系。经过改造的儒学融合了其它学说的综合，具有较强的亲和力，为百姓所接受和信仰，因此走向世俗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种时代氛围下，青铜器所代表的礼乐制度也随之简化蜕变。汉代的青铜器造型基本脱离了神秘、厚重的风格，不再庄严高大，而是小巧生动，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给人一种亲切感。特别是汉代中期以后，器形更是以生活中的人物、动物或是融入汉人的神话情结创作出的祥禽瑞兽为主。1949年在长沙出土的西汉牛形铜灯（见图1），高50厘米，由牛形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灯体似一头水牛，牛角两侧分别有烟管，两道烟管连接成喇叭状与灯盏的烟罩入口合为一体，铜灯设有挡板扣合既能挡风又能调节亮度；牛的腹部盛水，燃灯时烟通过烟管直达牛腹，消除烟尘以保持室内清洁。此灯铸造工艺精良，构造设计合理，造型美观大方，“奇像妙工，取光藏烟"，实为汉代灯具精品⑴。
图1西汉牛形铜灯
除了动物造型外，人物造型的青铜器在汉代也很常见。青铜人物造型在汉代之前也有不少，但大多表情生硬，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与真人同样高度，给人以崇高敬畏之感。与先秦的同类形态相比，汉代的青铜人物造型显得亲切世俗。如2009年吁眙大云山汉墓1号墓（汉景帝刘启之子、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出土的鎏金铜俑一-一俳优（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一组四件，每件如拳头般大小，四个憨态可掬、姿态各异的“小老头”栩栩如生（见图2）o这些生动传神的人物造型青铜器的出现，是汉人生活场景的真实体现，反映了汉人对人自身发展的重视与对稳定繁荣生活的享受。
图2鎏金青铜俳优俑镇
“一个时代的器物能够反映出那个时代文化的面貌”2，汉代青铜艺术继承了先秦诸多文化因子，在器形的设计中既可看到黄老思想、儒家学说的影子，也糅杂了谶纬神学、神仙怪象的痕迹。这些文化形态借助器物设计传递着人们的思想，从动物造型到人物造型青铜器的出现，可见汉代青铜器已完全从礼制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了生活，日益世俗化，开始变得“亲切”起来。这些生趣盎然的青铜器造型不仅寄寓了汉代人儒道融合后新的思想，更为青铜文化注入了清新的人文活力。
2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产生器物的实用美人们最初造物的目的就是出于使用的本能，器物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其具有的使用价值，物以致用的观念一直是衡量造物成败的首要原则，从老子提出的“有器之
用”到《周易》的“备物致用"，都在强调造物的首要标准就是实用性。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上》中也从实用的角度提出工艺器具如不能使用，再美也是无用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与现代主义工业设计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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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所说的“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所以说，古今中外“实用”都是设计的根本，是器物之所以存在的最根本的属性，没有使用价值的的产品等于是废品，因此造物的实用美应是第一位的。
受特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器物被赋予了特殊的精神内涵。三代时期的青铜器就是奴隶制文明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被广泛地使用于对天神、祖先的祭祀，其首要任务是尊神先鬼2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3作为巫觋“协于上下”的工具，青铜器有“天子九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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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承载着奴隶制之礼，帮助统治者获得威严感；同时也是皇亲贵胄在宴乐礼仪等场合使用的器物，以满足他们的享乐和政治要求，象征着权力、等级和制度，被拘禁于庙堂之上，可以说那时的青铜器是精神层面的象征”
随着与礼制的剥离，器物在春秋中期以后与宗教、政治的关联逐渐淡化，青铜器开始逐步向实用方向转化。到了汉代，青铜器以日常生活的实用器为主，其使用功能也更加大众化，这一特点在壶与炉的器物中更突出。如汉代的青铜提梁壶器形相对较小，在壶的肩部结构处设有铺首环耳，或链条，不仅提拿省力而且便于外出携带。汉代流行神仙方术，汉武帝嗜好薰香，遣人专门模拟传说中东方海上的仙山一一博山的景象制作出了一类造型特殊的香炉，即博山炉（也称铜炉器），博山炉一般呈半圆形，炉盖上镂空雕琢的飞禽走兽、腹上群山环绕，不仅自然生动、美观精致，而且山坳间自然形成的沟壑也是隐匿的香薰出烟孔，有利于香气向各个方向的扩散，体现出了致善至器的功能美学（见图3）o
图3博山炉
"汉代是’人’的时代，注重人，关心人，人的自我意识得以表露，人成为艺术表现的主题。”⑷汉代青铜器强调的是功能的合理化和使用的人性化，虽然汉代已经不再是青铜器的鼎盛时期，生产数量也相对变少，但种类却很丰富，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汉代的铜器造型非常单纯，没有任何多余的，与实用功能无关的的造型空间变化，或者在器物的形体上外加什么影响造型的附件。”0这些器物的尺寸结构布局合理，每一处都是建立在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器物的设计在科学轻巧的基础上更注重实用功能的完善，而这种以人为本的造型意识反而体现出一种精致的功能美感”这些器物既是实用的生活用具，又可作室内装饰摆设，达到了功能性和观赏性的完美统一，“一器两用”是前秦的青铜器所不具备
的特点，而为汉代所独有。3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器饰的朴素美人们看一件器物时，在没有意识到它是否适用之前，第一印象就是它是美或是丑。事实上，不管是古代的匠师们还是现代的设计师在制作或设计一件有形有体的实物时除了适用性之外，都会面临审美的问题”“纹饰是青铜器艺术的主体部分，它最集中、最鲜明地反映了青铜时代的精神风貌。”⑷作为青铜器审美的重要载体一一一青铜纹饰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脉络与青铜器器形的发展一脉而承。
中国青铜器纹饰种类大致可分为兽面纹（饕餮纹）、凤鸟纹、夔龙纹、动物纹、几何纹、画像纹六类。其形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图腾和原始陶器上的一些图案，在发展过程中，受宗教思想与社会统治者的影响早期纹饰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但就如不同的气候与环境适于不同的植物生长一样，所有的审美趋向都需要放在其产生时代的社会文化中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被“礼崩乐坏”洗礼的神权思想到了汉代初期已经全面瓦解，黄老哲学的“简易”思想成为社会文化主流。《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汉代统治者推行的“无为而治”"因循为用”的道家简约美学的思想对青铜器制造的渗透十分明显。
汉代的社会思潮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汉代历史前进的号角。在此影响下，汉人的审美情趣亦发生了改变，为满足不同阶层人群的需求，汉代青铜器的装饰向豪华和朴素两极发展，但简洁朴素是其主流趋势。作为生活中的日用器物，青铜器的器形灵巧轻便，器壁轻薄，所以不适宜在其上刻铸繁厚的纹饰，因此青铜纹饰风格也由早期的繁复神秘演变为简约实用，从汉墓出
土的青铜器可以看出，即使是刘胜的皇家宫馆用器，也多为素面简朴”
“至美素璞，物莫能饰也。”（西汉•桓宽《盐铁论》）汉代是我国青铜素器制作成就最高的时期。所谓“青铜素器”是指青铜器上仅有铺首基本没有纹饰雕琢或只是简单的一些线条装饰”西汉初期，无论是青铜、漆艺、或铁质器物，基本不用瑰丽的纹饰，以素面的装饰艺术为主，这也是汉代生活器具朴素美的一个显著特点”“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楚汉文化（至少在文艺方面）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力7受楚文化的渗透与"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影响，汉人认为宇宙是由气运转而成，“云，山川气
40刘静汉代青铜器设计美学探析
保险费英文也。”“气”是生命之源，所以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云气纹、云兽纹、卷云纹等多种新型云纹形式。其中云气纹作为汉代最为流行的纹饰被广泛地运用在鼎、钫、壶、尊、铜镜及博山炉等日常用器上。
汉代青铜器的纹饰变化不仅折射出社会思潮，而且也真实体现了汉人社会生活。在楚文化的影响下，汉代的纹饰呈现出一种自由与浪漫的情怀；汉人尚自然之法，所以无形中纹饰充盈着朴实之意；而后又崇道家之风，在其潜移默化下纹饰线条流畅，充满了轻逸之风。“汉代青铜工艺中出现大量的素器，与三代青铜器的繁复相比，简洁洗练的造型，因结构或功能需要而产生的几道弦纹的装饰带，都透露出开魏晋风气之先的征候。”[4]所以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汉代器饰也自然呈现出朴素的风格，同时也为后代的工艺奠定了精神根基。五柳先生传原文及翻译
4极致的工匠精神催生器制的工艺美器制的工艺美是指在一定的科学技术条件下，通过对原材料的选择、系列加工改造，实现工匠们的设计构想，制作出实用美观的器物。任何一种材质的器物，自产生就与工匠及其工艺技术有着直接的联系，其造型和功能的实现更是需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对产品精益求精的精神才能实现，器物的制作工艺水平直接体现工匠的人文素养或职业智慧。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考工记》中指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铸造青铜器的国家之一，青铜铸造工艺历史悠久，早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时
期，先民们就已成功冶炼出了金、银、锡、铅等多种有色金属，摸索出了从孔雀石中提炼红铜的方法，同时还配置出了不同成分的青铜合金，发明了用镶嵌法来进行青铜加工的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器物的制作规律认识不断加深，汉代青铜器在铸造过程中分工较之先秦更加细化，工匠技术更加专业化。由于是日常用品，所以各地遍布官私铜作坊，因此设有少府属官尚方令和考工令专门负责铜器的生产与监制，为青铜器铸造产品质量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撑。
虽然汉代青铜器纹饰变得素面简朴，但“青铜器纹饰简素并没有使汉代的青铜制造业减退”[7]71。在青铜器的铸造及装饰工艺上汉代工匠并未拘泥于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将新鲜的工艺应用于青铜器中，铸造技法更加精湛，常见的有错金银、鎏金、细线鑒刻等工艺，尤其以错金银工艺更为炉火纯青，铸造工艺集西汉前期青铜铸造工艺之大成，在战国的基础上，将春秋以来的诸种青铜铸造工艺推向顶峰。
错金银是一项精细工艺，源于春秋中晚期，鼎盛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由于金银有着良好的色泽与延展性，又是贵重的金属，所以深得贵族喜爱。汉代的错金银工艺继承前人先进的制作手法，并有所创新发展。在器物中往往会用金银丝或金银片来表现动物的羽毛、鳞片等毛发纹理。青铜器自身的气质和色泽，使得它始终散发出古朴神秘、敬畏沉重的气息，而错金银工艺的出现不仅使得原本沉重的青铜器变得活泼生动，而且也使得单调的器表装饰变得华丽丰满，弥补了汉代青铜器素面单调的不足。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见图4），铜犀尊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双眼镶嵌黑色珠饰，通体错嵌着华丽的错金银云纹，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好似犀牛身上的毫毛，金色、银色、铜色三色相衬生辉，华美的纹饰与精致的造型结合得恰到好处。
图4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汉代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铜镜的制作。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铜镜在汉代非常流行，工艺也极为先进，其中因镜背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而得名的“见日之光”的透光镜（见图5），最能代表汉代的制镜工艺水准。
图5
透光镜
蚌埠学院学报2221年5月第14卷第3期(总第57期)41
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到：“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予观之，理诚如是。”［2］这种铜镜镜面光滑，看似与普通的铜镜一样可以照人，镜背有各种纹饰与铭文，但是在阳光的照射下或者在平行光照射时，镜面对面的墙面上可以清晰映射出镜背的纹饰与铭文，就像是光线从铜镜透过一样。透光镜曾一度被人称为“幻镜”“魔镜”，究其原理可归结为:“铸造成因，研磨透光。”一是铸造铜镜的冷却凝固工艺，镜体薄，镜背花纹图案凹凸处厚薄不同，所以当镜体冷却成型时镜背花纹还在冷却收缩，冷却速度不同形成铸造残余应力。二是研磨抛光的工艺，铜镜在研磨过程中又发生弹性形变，使铜镜成为具有曲率差异的全凸镜面，镜面产生与镜背花纹铭文相应而肉眼不易觉察的曲率，从而产生透光效应［1］。透光镜的铸造说明了汉代青铜器的制造工艺不但没有衰落，而且在其冶炼、铸造和加工等方面在不断的进步，已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作为一种文化，青铜器在汉代确实已经衰落，但在制作工艺上却是“承前制、有标新”。汉代工匠们对青铜器铸造技艺不断改进，在质量上精益求精，生产出了一大批集艺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制作精良、装饰华美的青铜器并流传于世。它们都是汉代工匠用心血所造就的，是汉代工匠精神的物质再现，因而赋予了青铜器新的生命力。
5结论
汉代是多民族统一的太平盛世，“两汉时期对文化采取了极为积极开明的态度，这就有助于汉代不断地吸收各地域文化，使得汉代文化不断发展壮大。”［2］繁荣稳定的社会体制与文化的交融使汉代各种工艺均得到了空前发展。汉代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的迸发杂糅，渗透到民风和艺术之中，也促进了陶器、漆器、早期青瓷等新兴材料的兴起。但也正是因为各种新型材料的崛起使得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些变化加速了青铜器的衰败，使其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emba培训
汉代青铜器的历史地位虽然比不过商周，但却致用为上以人为主，在器形、功能、纹饰及制作工艺上均有着自己的特色与创新发展，对我国工艺设计的贡献是显著的，影响是深远的。透过这些先人留下的器物，人们仿佛看到了青铜映衬下的大汉王朝，作为我国青铜文化史上的一抹绚丽晚霞，汉代青铜器同样值得去研究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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