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就是指翻译实践时译者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翻译批评家批评译文时必须遵循的原则。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翻译标准则是从中产生的。由于社会活动受制于社会条件及译者个人等等因素，因此翻译标准也就打上了深深的社会和译者的烙印。总的说来，翻译标准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任何翻译实践总要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衡量一篇译文的好坏同样也离不开一定的翻译标准，因此翻译标准的确立对于指导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人们看待翻译的角度不同，自然有了不同的翻译标准。概括起来，它们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以译出语或译入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the source-language-oriented or the target-language-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以译出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唯原文的形式是举，惟恐译文失真，有违原文作者的原意，因此翻译时完全采取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and line for line）的死译方法，而且常多用音译法。例如把the Milky Way（银河）直译为"牛奶路"，把the apple of my eye(珍爱物；珍爱之人，宝贝)直译成"我眼的苹果"；把"Every dog has its day."译为"每只狗都有它的日子"（正确的译法应为"人人皆有得意之日"）。持这种原则的翻译家为数不少，如中国西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约230-309）、15世纪德国翻
五四青年节励志演讲稿译家尼古拉斯·封·维尔(Nicolas von Wyle,生卒年不祥)、近代的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而以译入语为取向的原则则是一味以译文读者的口味为准绳，完全采用归化的译法。或是完全为了适合读者的口味而让译文归化，有时甚至不惜曲解原作，如把"When Greek meets Greek,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译作"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正确译法应为"两雄相遇，其斗必烈"），把Solomon(所罗门，古以色列国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意译成"诸葛亮"，把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意译为"春，甘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尧舜"。中外翻译史上持这种原则的翻译家同样不少，如三国时期的支谦和康曾会、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古罗马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8）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翻译家。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早年提出的以读者的反应对等的原则基本上也是以读者为取向的。这两种翻译原则流传到今天就是所谓的"直译"和"意译"说。"直译"和"意译"作为两种具体翻译方法完全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如直译常用来翻译科技文献等作品，意译常用来翻译广告、影视等文本），但如果将二者当中的任何一个视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唯一原则，显然是过于绝对化，难以指导出好的译作来。钱歌川和陈廷佑曾举例说明直译和过分意译的坏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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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broker's hour is not only crowded, but minutes and conds are hanging to all the straps and packing both front and rear platforms.经纪人的时间不但是拥挤的，而且分分秒秒都挂在所有的皮带上，包装在前后的月台上。（译文完全直译，难以理解，可改译为：经纪人的时间不但是忙迫得像电车一样的拥挤，而且每分每秒车上所有的吊带都吊满了站立的乘客，在前后的站台上也挤得水泄不通。）(钱歌川：《翻译的基本知识》)
（2）He wanted to learn, to know, to teach.他渴望博学广闻，喜欢追根穷源，并且好为人师。（译文过分意译，偏离原作思想，可改译为：他想学习，增长知识，也愿意把自己的知识教给别人。）(陈廷佑：《英文汉译技巧》)
绕岛巡航上述两例说明，把直译和意译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提出来，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以译出语为取向还是以译入语为取向，二者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导致采用译出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和以译入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的水因素主要有：
a. 原文文化过于强盛时译者往往采用译出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译文文化过于强盛时译者往往采用译入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put up>beefeaterb.学习和借鉴原文文化时译者往往采用译出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藐视或贬低原文文化时常常采用译入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c.译者个人能力或爱好常常影响着对这两种翻译原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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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作者和读者为取向的翻译原则(the author-and-reader-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这一原则既考虑到作者又同时考虑到读者，比较全面。持这一原则的人在西方的有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学者亚历山大·泰特勒(Alexander Frar Tytler,1747-1814)。他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
（1）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3）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 of the original compos
ition.）
在我国持这一翻译原则的有玄奘、严复和鲁迅等人。玄奘是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主张翻译"既须求真又须喻俗"(A good translation should be both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and intelligible to the public.)，意即译文要"忠实通顺"。严复是我国清末时期的名学者。他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中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信"是"意义不背本文"，"达"是不拘原文形式，尽译文语音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信"、"达"互为照应，不可分割开来。"雅"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雅"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即所谓的上等文言文。鲁迅先生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这就是说，译文既要信又要顺(both faithful to the SL and smooth in expression)。我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张培基等人在其《英汉翻译教程》中所提出的"忠实"、"通顺"标准也属此类型。 beaute什么意思
这类翻译标准或原则的共同特点是：翻译既要"忠实"又要"通顺"，即译文必须既要考虑到原作者又要考虑到译文的读者。用张培基等人的话说就是："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译者必须把原作的内容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得有任何篡改、歪曲、遗漏阉割或任意增删的现象。……
忠实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即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等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译者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
所谓通顺，即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规范。译文必须是明白晓畅的现代语言，没有逐词死译、硬译的现象，没有语言晦涩难懂、佶屈聱牙的现象，没有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英汉翻译教程》p.7）
从大量的翻译实践来看这类翻译原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在翻译实践中也是可行的，但其缺点是执行起来让人感到过于笼统和抽象,且人们对它的理解或阐释往往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怎样协调好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常常让人棘手难办。
三、以美学为取向的翻译原则（the aesthetic-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这类翻译原则主要为文学翻译家所提倡。如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5）,前苏联的加切奇拉泽（1914-1974），我国的傅雷、钱钟书和许渊冲。庞德"重诗歌翻译的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翻译是美感经验再现的特征"(金文俊："翻译理论研究基本取向概述"，《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No.1,p.24)；加切奇拉泽认为，为了求得艺术等值，要发挥译者的创造性，译者要像进行文艺创作一样，选择最能反映原作美感的语言手段，再
现原作的艺术现实(金文俊："翻译理论研究基本取向概述"，《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No.1,p.24)。傅雷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 雷：《高老头重译本》）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钟书："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p.125）许渊冲提倡文学翻译要做到"意美、音美、形美"(beauty in meaning, beauty in sound and beauty in form)，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译出了举世公认的优秀文学译作。这一翻译原则的共同特点可以说是译文重神似非形似，语言必须美, 即许渊冲先生所主张的 "words in best order"、"best words in best order"(英国19世纪诗人Samuel Taylor Coleridge语)。这里必须指出，美学取向的翻译原则多适合于文学翻译；以此指导翻译实践的确产生了不少精彩的文学译作。但是，该原则对于不少人来说显得过于"高深"和"抽象"，同时也不太适合用来指导非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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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社会符号学为取向的原则(the sociomiotic-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 社会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系统与社会与人类关系的科学，是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符号学
的研究虽然可追溯到古希腊，但真正起步却是在二十世纪。对符号学发展贡献最大的应是美国学者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和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按他们的观点，符号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实体，即1）符号载体（a sign vehicle）,2）符号所指(a reprent of the sign),3）解释者(interpretant)。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符号学的三种意义-形式意义（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和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它们是符号意义的总和，应用于语言研究时也就相应地将语言意义划分为三种：1）言内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2）指称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3）语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研究这三方面意义的学科分别为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它们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社会符号学是美国学者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等人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创造性地将社会符号学应用于翻译研究和实践，提出了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我国学者陈宏薇等人也对这一理论的继续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学习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必须重点掌握以下概念：
A.翻译就是翻译意义（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意义分为1)指称意义（linguistic meaning）、2)言内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3）语用意义（pragmatic mekoko爱英语
aning）。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和它所描绘或叙述的主观世界或客观世界的实体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是词语、句子和篇章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例如：father (父亲)，table cloth（桌布），The sun ris in the east.(太阳从东方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