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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
2006-05-31 万明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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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
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
——《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三章第一节
万明
论著选载83
第三章：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
在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时期。
在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和世风大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我们将晚明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然而，关注晚明社会实态，就会注意到，一方面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翻开明代史籍，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和“钱法”，并不见白银，或者说“银法”。这说明了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由此可见，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又是历史上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现象。考诸明代社会现实，白银问题作为晚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引起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极大关注，三人无一例外，都提出了“废银论”。20世纪30年代以后，梁方仲、清水泰次、博克塞(C．R．Boxer)等中外学者，从赋役制度与国际贸易的角度①，彭信威、加藤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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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梁方仲上世纪30年代关于明代一条鞭法的系列论文，《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1952年；《明代国际贸易于银的输出入》一文，《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日]清水泰次《明代に於ける租税银纳の彂逹》一文，《東洋学报》20卷3期，1935年；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0—1640，Lisbon，1959．
杨联陞(Lien-sheng Yang)等从货币史的视角①，均对白银有所论述，展开了卓越的研究，他们精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至今令人瞩目。80年代以后，对货币沿革进行系统研究的，有叶世昌、格拉汉(Richard von Glahn)等中外学者②；对外国白银流入中国及其世界影响进行考察的，主要有全汉昇、艾维泗(Willion S．Atwell)、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兹(Arturo Giraldez)等中外学者。③其中对明代白银研究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卓著的是全汉昇，他对明代太仓银、国际白银流入，宋明银价变动，以及白银对北方边防及市场的影响，均有深入研究。④然而，明代白银从非法到合法的货币化过程及其时社会变迁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关系迄今未见专门研究。即使在我们的课题立项后，发现近年中外学术界特别关注白银问题，吴承明提出将“财政货币化”和“白银内流”作为16—17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因素，但是没有展开论证；⑤安德列·贡德·弗兰克总结以往
外国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相关研究，提出这证明了中国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观点，并以此为据，突破了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论。可惜在他的宏大理论体系中，并无对明代白银的具体实证研究。⑥
当我们回顾学术史的历程，研究尚有待推进。有鉴于白银问题作为晚明社会重要的社会问题，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对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影响，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专门研究和系统考察，特别是结合社会变迁和世界变革进行的综合研究和阐述，而这无疑影响了对明代货币经济发展达到水平的认识及其作用的评估，更影响到对明代社会发展和晚明社会变迁的整体评价。因
此，本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以往晚明社会研究中久被忽略的货币经济出发，试图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晚明社会的变化。具体而言，着意探讨白银如何崛起于民间社会，成为社会上广泛流通的货币，又怎样形成了官方实际上认可的主币地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什么重要作用等问题，也即白银货币化如何自下而上而又自上而下极大发展，从而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并拉动了外银流入，使中国和世界链接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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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pegoat①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日]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年版；Lien sheng Yang：Moneyand Credit
山东摄影培训in China，A Short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tts，1952．
复旦mba② 参见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会融出版社1986年版；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Los Angeles, London,1996。
③全汉昇有关论著见下注；William S. Atwell:“Notes on Silver,Foreign Trade,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 Ching-shih wen-ti ,3/8 : 1～33,1977 ;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 Econo6级考试
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nt,95 : 68～99,1982；“Ming Obrvations on the ‘Seventeeth—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Journal of AsianStudies , Vol.45：223～
244,1986.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aldez：“Born with a ‘Silver Spoon’：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6,201—221,No2,1995。
④ 主要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下册，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版；《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香港新亚研究所《新亚学报》八卷一期，1967年；《明清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6本，第1分，1995年。
⑤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34页。
⑥参见[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第一节 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
考察明代白银，首先要考察白银如何在明代社会货币化的。这里的货币化所指，是白银如何由非货币甚至国家禁止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向作为货币发展的过程，也即由不合法的货币地位，向合法货币直至主币地位的演变过程。
明初属于禁令之中的白银，是如何开始货币化的?从历史实际来看，明初继承前朝仍行宝钞，但因元末“无本无额有出无人之不兑现钞乃复现于明代”①的因素，加以铜的匮乏，从而形成了白银极为有利的发展态势，成为白银货币化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从洪武至洪熙时期，明朝发行了大量宝钞，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发行量有多少，但是发行量的无限
度，是造成宝钞贬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尽管当时明朝实施了种种回笼货币的措施，都无济于事，不能使宝钞不贬值。而作为宝钞的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只要朝廷法令稍稍松懈，就会在民间交易中立即抬头。见于文献中民间交易惟用金银的记载，表明白银的崛起是伴随宝钞的壅滞而出现的，说明了民间社会有一股强烈的趋势，即白银货币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最终冲破了明朝国家控制，由此打乱并改变了明初建立的一系列制度，从而也改变了明朝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经济结构，乃至明代社会的整体结构。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来说，这是一个解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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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roe①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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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以往，中国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早在唐宋以后就开始显示了出来。对此，顾炎武曾做考证：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
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宋史·仁宗纪》景祜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两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①
民间以银交易，从金代开始盛行，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货币制度。元代实行宝钞制度，曾以银为钞本，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白银。这些都形成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资源。②明初宝钞政策失败，造成极大的反弹，加之铜的匮乏，遂使白银作为货币的职能凸显了出来。 史学界一直认为，正统初以征“金花银”为标志，明朝“弛用银之禁”，于是出现了“朝野率皆用银”。这种看法来源于《明史·食货志》。然而，仔细考察，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情况异常复杂，充分显示出社会过渡和转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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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一《银》，道光十四年刊本。
② 近来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在宋代已经出现，认为“金朝与南宋一道，共同揭开了中国白银
货币史的第一章”。见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页。书中全面论述了宋代白银的货币化趋势，承蒙作者惠寄，很受启发。对于宋代白银是否已经成为货币，史学界现在仍然有不同看法。他的研究是白银如何从商品到货币的货币化，而这里依据明初承继元朝仍行宝钞，白银货币化在明代完全实现，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虽然也包括上述内容，但更主要是对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及其普谝于全社会，成为社会流通领域主币过程的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白银货币化是从民间社会开始的，起自民间的白银，并在逐渐得到国家事实上认可以后，向全国展开的。这说明了白银货币化是有社会经济基础的，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出现的。最早注意明初民间实际使用通货状况的，是傅衣凌先生，他曾利用徽州土地买卖契约146件进行分析，指出明代前期这一百多年间所使用的通货是很复杂的，洪武、永乐之间以钞为主，宣德、正统则钞、稻谷、布、银兼用，成化、弘治以银为主。①沿着这一研究足迹，为了对明代民间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及其发展进一步考察，加深对明初货币流通实态的认识，笔者以所见明代徽州地区(主要是祁门、休宁、歙县)土地买
卖交易契约427件中的通货使用情况，编制成表，并沿着民间与官方的两条线索进行考察，通过具体分析，说明白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是由自下而上的趋势转而为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转折标志不在正统初，而是在成、弘以后；主要是民间趋
势促动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明史·食货志》高度概括了正统初年以后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以致出现了误导，应予澄清。②
作了以上考察后，下面就来到了问题的一个关键地方：来自民间的白银作为货币，是如何被官方认可的，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何时发生了自上而下的展开?换言之，国
家推行的通货目标与民间货币发展趋势是完全不同的，二者在什么时候开始调和呢?这里
提出了一个交界点的问题。依据文献记载，大量事实说明，明朝成、弘以后，白银货币化自上而下全面铺开，带来社会经济货币化过程的急速发展，无论是从国家财政上，还是从社会各阶层人们日常生活上，即从国计与民生的角度来考察，这条轨迹都是清晰可见的。具体到社会实态，则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与社会诸因素变化相互作用，根本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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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珀金斯认为：“一般说来，同农业最密切相关的制度，自十四世纪以来并未发生显著的演变。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是真正需要去改革这些制度。”③这无疑是聚焦于农业生产力得出的结论；然而，从经济货币化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与此相反，历史事实说明，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制度不仅发生了显著演变，而且一切正是根据人们的需求而改变的，变迁有着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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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此文在2001年4月庆祝香港大学创校九十周年“明清史国际研讨会”论文基础上修改成
文，根据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徽州文契整理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明代契约文书列表说明。并论证正统初年金花银名称尚未出
现，金花银存在一个逐渐形成定制的过程，以正统初作为朝野广泛用银的标志不能成立。
③ [美]珀金斯著，朱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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