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传递】库尔提乌斯拉丁中世纪（下）
what the hell
四、拉丁中世纪
⽇⽿曼民族的⼊侵过程[1]与阿拉伯⼈进⼊古代晚期世界的过程基本相同，但两者有个本质的区别：⽇⽿曼民族受到同化，⽽阿拉伯⼈没有。阿拉伯⼈的侵袭远⽐⽇⽿曼民族⼊侵更有影响。两者之间可资⽐较的只有领袖：匈奴⼈的是阿提拉（Attila），蒙古⼈的是成吉思汗与帖⽊⼉。不过，他们各⾃的统治时间都不长，与伊斯兰的相差⽆⼏。
“看看阿拉伯⼈的侵袭，再看看⽇⽿曼⼈：长期受到抵抗，⽽且缺兵少将；⼏百年来，他们只打⼊罗马的⽪⽑之地！……⾯对罗马帝国基督教，⽇⽿曼民族没有任何反对的资本，但阿拉伯⼈却⽤新信仰的⽕把将其付之⼀炬。这，⽽且正是这⼀点，使后者免受同化。[2]相⽐于⽇⽿曼民族，阿拉伯⼈对被征服民族的⽂化没有太多偏见；相反，他们还以相当惊⼈的速度去吸收。他们到希腊⼈那⾥学习科学知识，到希腊⼈和波斯⼈那⾥学习艺术。他们没有（⾄少最初没有）失去理智，陷⼊狂热，⽽且也没有试图皈依⾃⼰的⾂民。但阿拉伯⼈希望迫使这些⼈归顺唯⼀的圣主安拉，归顺圣主的先知默罕默德；默罕默德是阿拉伯⼈，那么归顺他就是归顺阿拉伯。阿拉伯⼈的世界宗教也是他们的民族宗教。他们为圣主服务……⽇⽿曼⼊侵者打⼊罗马帝国后便⼊乡随俗。然⽽，当阿拉伯攻占罗马后，罗马也成了阿拉伯。”
（A côté de cette irruption, que sont les conquêtes, si longtemps arrêtées et si peu violentes des Germains, qui, après des siècles, n’ont réussi qu’à ronger le bord de la Romania? … Tandis que les Germains n’ont rien à oppor au christianisme de l’Empire, les Arabes sont exaltés par une foi nouvelle. C’est cela et cela ul qui les rend inassimilables. Car pour le reste, ils n’ont pas plus de préventions que les Germains contre la civilisation de ceux qu’ils ont conquis. Au contraire, ils l’assimilent avec une étonnante rapidité : en science, ils mettent à l’école des Grecs, en art, à celle des Grecs et des Pers. Ils ne sont même pas fanatiques, du moins au début, et n’entendent pas convertir leurs sujets. Mais ils veulent les faire obéir au ul dieu, Allah, à son prophète Mahomet et puisqu’il était Arabe, à l’Arabie. Leur religion univerlle est en même temps nationale. Ils sont les rviteurs Le Germains romani dès qu’il entre dans la Romania. Le Romain, au contraire, s’arabi dès qui’il est conquis par l’Islam.）[3]⽇⽿曼民族⾮但没有向罗马引⼊新思想，⽽且
“还允许（盎格鲁——萨克森⼈除外）保留拉丁语，并使之成为他们所到之处的唯⼀交流语⾔。同其他领域⼀样，他们在语⾔上也⼊乡随俗了……当他们的君主站稳脚跟，他们便靠修辞学家、法理学家、诗⼈来征服罗马⼈。”
（mais que partout où ils s’établirent, ils laissèrent subsister --- sauf les Anglo-Saxons --- la langue l
atine comme ul moyen d’expression. Ici, comme dans tous les autres domaines, ils s’assimilè Leurs rois à peine installés
s’entourent de rhéteurs, de juristes, de poètes.）[4]
⽇⽿曼⼈有⾃⼰的法律、官员更迭记录与⽂献，甚⾄书信往来也⽤拉丁语。民族迁徙并未改变地中海西部地区精神活动的实质。[5]直⾄⼋世纪盎格鲁——萨克森⼈到来，影响才初见成效，但也未出现新的特征。⽇⽿曼王国仍沿⽤以前的任免惯例，即统治者从平民中选拔⼤⾂和官员。这表明，⼋世纪仍保留着学⽽优则仕（educated laymen）的传统。⽇常拉丁语已近衰败，即便如此，它还是拉丁语。“我们找不出什么资料能告诉我们，教堂⾥的民众已经听不懂神⽗的讲话（九世纪也没有这样的资料）。拉丁语仍然活着，凭借拉丁语，罗马统⼀⼀直维系到⼋世纪”（Aucun texte ne nous prouve que le peuple ne comprend plus le prêtre à l’Égli, comme c’est le cas au IXe siècle. La langue continue àvivre, et c’est elle qui assure l’unité des pays romans jusqu’au milieu du VIIIe siècle）。
后来，伊斯兰把地中海西部围困起来，加洛林⽂化也因此回到农耕时代。平民也不会阅读和写作了。加洛林⼈只能从教⼠当中找到有学养者，结果他们不得不与教会合作。“中世纪的新特征由此出现：能左右国家的教⼠阶层。”⾄此，拉丁语成了学者的语⾔，并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加洛林⽂艺复兴”（renaissance carolingienne）⼀举恢复了古代传统，摆脱了奄奄⼀息的罗马⽂化。新⽂化成了罗
马——⽇⽿曼⽂化；“当然，它的诞⽣要归功于基督教会”。从现有观点看，⽇⽿曼民族的贡献主要在封建主义⽅⾯，即中世纪世界的法律与政治结构。[6]当然，这是⼟地占有与买卖交换体制下⼤势所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为了保存皇族或帝国的权⼒（即“⾏政国家”[Amtsstaat, administrative state]）（韦伯[Alfred Weber]语），为了把封建体系纳⼊⾏政国家，各个阶层展开了载⼊史册的⽃争。所有习俗，所有⼈际关系都打上了封建主义的烙印。北部城市同样是⽇⽿曼民族的贡献。不过，我们必须记住，这⾥所谓的“⽇⽿曼”是⼀个复杂⽽不同质的概念。查理曼⼤帝的帝国混居了凯尔特⼈、罗马⼈、法兰克⼈和萨克森⼈。⽇⽿曼⾊彩最鲜明的，是定居法国并在⼗世纪步⼊⽂明的维京⼈（Vikings）。正是他们的兼收并蓄最终构成了法兰西民族。早在⼗⼀世纪，他们便远赴英格兰与西西⾥。他们带着法兰西⽂化漂洋过海。不过，他们没有到达德国。⽇⽿曼民族受罗马的语⾔和宗教同化，这就使古代为中世纪提供了“可以⽤了⾃我定位的可靠的传统标杆”（autoritäres Vorgut, an dem man sich orientierte）（韦伯语）。
【“加洛林⽂艺复兴”代表⼈物之⼀学者阿尔昆（约735-804）】
【“加洛林⽂艺复兴”代表⼈物之⼀学者阿尔昆（约735-804）】
⼗⼆、⼗三世纪以后，通俗⽂学的蓬勃发展，标志着拉丁⽂学的⼀蹶不振或节节败退。诚然，⼗⼆、⼗三世纪正是拉丁诗歌与学术如⽇中天之际。当时，拉丁语⾔与⽂学“从中欧、南欧以及北部地区波及
⾄冰岛、斯堪的纳维亚、芬兰，同时由西南⽅进⼊巴勒斯坦”。[7]不管是凡夫俗⼦，还是饱学之⼠都知道有两种语⾔——平民语⾔与学者语⾔（clerici, litterati）。作为学者语⾔，拉丁语⼜名语法语⾔（grammatica）。在但丁及其前辈罗马⼈⽡罗（Varro）看来，拉丁语是由诸圣贤创设的艺术语⾔，不可改动。[8]甚⾄有⼈把通俗⽂章也译成拉丁语。[9]⼏个世纪以来，拉丁语⼀直作为教育、科学、政府、法律、外交等领域的语⾔不断延续。在法国，拉丁语直到1539年才在弗朗西斯⼀世（Francis I）的⼲预下，不再作为法律⽤语。不过，作为⽂学语⾔，拉丁语却⼀直存活到中世纪末期。布克哈特在其著作《⽂艺复兴⽂化》（Kultur der Renaissance）中，⽤了数章节探讨⽂化的普遍拉丁化（allgemeinen Latinisierung der Bildung）。其中⼀章论述了⼗五、⼗六世纪拉丁诗歌，作者旨在说明“拉丁诗歌的最终胜利可谓咫尺之遥”（wie nahe ihr der entschiedene Sieg stand）。在⼗六、⼗七世纪的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拉丁诗歌都有流芳百世的代表作。1817年，歌德于《艺术与古代》（Kunst und Altertum）中写道：
“如果有聪明的青年学者想考察过去三个世纪以来，⽤拉丁语写作的德国诗⼈在诗歌⽅⾯取得的成就，那么从更⾃由的世界观出发将⼤有裨益。不过眼下，德国⼈与这条路⼦正渐⾏渐远……与此同时，他还能注意到，在拉丁语仍然充当通⽤语⾔的时期，其他拥有⽂化传统的国家是如何⽤拉丁语写作，并以现已失传的⽅式相互理解。”
（Einer freieren Weltansicht, die der Deutsche sich zu verkümmern auf dem We gist, würde es hr
zustatten kommen, wenn ein junger geistreicher Gelehrter das wahrhaft poetische Verdienst zu würdigen unternähme, welches deutsche Dichter in der lateinischen Sprache it dreihundert Jahren an den Tag gegeben… Zugleich würde er beachten, wie auch andere gebildete Nationen zu der Zeit, als Lateinisch die Weltsprache war, in ihr gedichtet und sich auf eine Wei untereinander verständigt, die uns jetzt verloren geht.）
这些⼈⽂主义作品属于“新拉丁语”，与中世纪拉丁语存在天壤之别。[10]不过，在⼗四、⼗五世纪，这种差别还没有产⽣。彼得拉克和薄伽丘仍深受拉丁中世纪的影响。1551年，⼀位意⼤利⼈⽂主义者认为，⾃⼰必须警惕⼗⼆世纪的“坏诗⼈”。[11]因此，这些诗⼈的作品仍然有⼈阅读！我们可以⽤⼗五、⼗六世纪的教学实践，以及印刷术的发明来解释这⼀现象。当时，摆在该学者眼前的，是中世纪学习与阅读课程已不涉及的《⼋作者》[12]（Auctores octo）。但新版本层出不穷，这说明⼗六、⼗七世纪仍然有读者渴望阅读⼗⼆世纪伟⼤的拉丁作家作品。[13]此外，在近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主义、⽂艺复兴、宗教改⾰、反宗教改⾰）中，中世纪拉丁⽂学的影响仍持续不断，这⼀情况尤其见诸未受宗教改⾰波及、同时也未被⼈⽂主义和⽂艺复兴改头换⾯的西班⽛。霍夫曼斯塔尔把巴洛克描述为“古代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中世纪）”返⽼还童的形式，⿍盛时期的西班⽛⽂学亦如此。
以上我们⼤略回顾了⼀段很长的时期。我们在国家之间、时代之间不停地穿梭，此乃任务使然。严谨的年代学是我们的⼯具，但不是我们的向导。
让我们再回到中世纪早期。在查理曼⼤帝的推动下，我所谓“拉丁中世纪”（lateinisches Mittelalter）的历史实体第⼀次完整地出现。这个概念在史学中并不常见，但对我们的研究必不可少。这⾥，“拉丁中世纪”指在通常意义上的中世纪中，与罗马有关，与罗马的国家观念有关，与罗马教会有关，与罗马⽂化有关的⼀切，即⽐单纯的拉丁语⾔与⽂学的复兴更有包容⼒的现象。⼏个世纪以前，罗马⼈就学会把⾃⼰国家的政治存在（staatliches Dain）视为普世的任务。维吉尔早已在《埃涅阿斯纪》（Aeneid）⼴为⼈知的段落中表述了这⼀思想。⾃奥维德时代起（Ars. am., I, 174），“世界（orbis）即罗马（urbs）”的观念就发展并普及开来；到了君⼠坦丁时代，它甚⾄刻到了钱币上（此乃官⽅的宣传）；
[14]时⾄今⽇，罗马教宗法庭（Papal Curia）的议事规范中，仍然能见到“世界与罗马”（urbi et orbi）。随着基督教提升为国家宗教，罗马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需要两个层⾯。除了国家的普世诉求外，还有教会的普世诉求。把中世纪视为罗马延续的观点另有其源，即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在奥⽒的思想中，三种观念合⽽为⼀。⼈类历史与六⽇创世、⼈类⽣命六时期完美地融合起来（PL, XXXIV, 190 ff.; XXXVII, 1182; XL, 43 ff.）。除此之外，奥⽒还根据四帝国的记载（源于对《但以理书》中预⾔的讽喻阐释[2:31 ff. and 7:3 ff.;[15] De Civitate Dei, XX. 23 and XVIII. 2]）做了划分。四帝国中最后⼀个是罗马帝国。它不但对应“⽼年”时代，⽽且会⼀直持续，直⾄时间不复存在、并为天国安息⽇（heavenly sabbath）所取代。耶稣门徒确信世界末⽇即将来临（nos, in quos finis saeculoru
原来如此日文m devenit）（《哥林多前书》10:11[16]）。早期基督徒对末世的企盼就是这样融⼊中世纪的思想当中。中世纪作者经常引⽤或提及这段话（不注明出处，⼏乎所有中世纪引⽤都如此）。然⽽，近代⽂化史学家往往对此⼀⽆所知，还误以为是中世纪的⾃我表述。如果我们在⼗七世纪的史书中读到“世界正处于耄耋之年”（The world is in gray old age），[17]千万不能从⼼理学⾓度解读为当时⼈“有时代优越感”，⽽是要明⽩，这是指奥古斯丁把世界历史的末期（罗马）⽐作⼈类的⽼年。[18]在《神曲·天堂篇》（Par., XXX, 131）中，我们看到，但丁得知天堂的玫瑰仅剩少数尚⽆归属。因此，他也企盼末⽇来临（另
dele见Conv., II, 14, 13）。
《圣经》为中世纪史学思想提供了帝国更迭的另⼀个神学明证：“不义、狂放和诓骗致富会导致国家倾覆，⽽后，其他国家则会兴起，并取⽽代之”（Regum a gente in gentem transfertur propter injustitias et injurias et contumelias et diversos dolos）（《次经·西拉书》10:8）。这⾥，由“transfertur”产⽣了中世纪史学理论基础的“translatio”（转移）概念。查理曼⼤帝开创的帝国复兴之举，可以视为罗马帝国转移⾄其他民族。“帝国转移”（translatio imperii）发⽣后，“学习重⼼转移”（translatio studii）[19]（从向雅典或罗马学习，转移⾄向巴黎学习）随之⽽来。中世纪帝国从罗马承袭了
习重⼼转移”（translatio studii）[19]（从向雅典或罗马学习，转移⾄向巴黎学习）随之⽽来。中世纪
帝国从罗马承袭了世界帝国的思想；因此，它具有普世的⽽⾮民族的品格。罗马教会的要求仍然是普世的。“教廷”与“政府”（sacerdotium and imperium）是世上最⾼的统治机构。在⼗⼀世纪，凡事都要经过两者的协作。即便后来双⽅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协作仍然顺利地进⾏。⼗四世纪初期，这种关系仍然是但丁思考的核⼼。“转移”观念深⼊巴尔巴罗萨（Barbarossa）[20]（他有意向查理曼⼤帝靠拢）宣扬内容的字⾥⾏间。在查理曼⼤帝时代后的⼏个世纪，德国历史便与罗马复兴的观念联系到⼀起。[21]不过，霍亨施陶芬时代，德国的政治诗和朝代诗⼤多⽤拉丁⽂写成。描写巴尔巴罗萨的最精彩的诗歌，⽤的不是德⽂，⽽是拉丁⽂（科隆“⼤诗⼈”[22]的作品）。获取西西⾥的王权，让霍亨施陶芬王朝与拉丁诗歌的关系更进⼀步。⼽弗雷（Godfrey of Viterbo）的作品乃是献给亨利四世的。在腓特烈⼆世的西西⾥王国诞⽣了第⼀批意⼤利诗⼈，但此时的腓特烈⼆世，不但钟情其法学家撰写的戏剧，⽽且还收到了英国⼈写的拉丁颂诗。[23]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拉丁中世纪”绝不仅限于弘扬罗马或复兴罗马的观念。“转移”概念表明，帝国统治权的更迭，是出于恶念⽽滥⽤统治权所致。四世纪，基督教罗马已经发展出“忏悔罗马”（bübenden Rom）的观念。“罗马仿佛恶贯满盈的罪⼈，但为救世主付诸鲜⾎的⾏动⾃责，并刻苦修⾏，信奉基督以后，他就获准重返拯救的⼈群”（das wie ein schuldbeladener Mensch nach Reue über das vergosne Christenblut, Bube und Bekenntnis zu Christus in die Heilsgemeinschaft wieder aufgenommen warden darf）。[24]哲罗姆、安布罗修（Ambrosius）、普鲁登提乌斯便笃信
这种观念。后来，奥古斯丁惊世骇俗地提出异议。举世闻名的罗马品格，从基督教⾓度看，却是⼀个个过错。基督徒的眼光必须从罪恶的国度——世俗罗马（其历史涉及“世俗之城”[civitas terrena]）转向尘世之上的上帝国度——“神明之城”（civitas Dei）。但丁暗中反对奥古斯丁的观点。他把维吉尔与奥古斯都的罗马，同彼得及其继任者的罗马联系起来。德国⼈的“Kairtum”与罗马⼈的“imperium”、异教徒与基督徒、奥古斯丁与但丁的历史思想，这些不过是罗马观念中少数的对⽴⾯。然⽽，它们的起源和发展都离不开罗马的语⾔，⽽该语⾔同时也是圣经、教⽗、教会、经典化的罗马作家以及中世纪学术的语⾔。凡此种种完善了“拉丁中世纪”形象，使其栩栩如⽣，丰盈有度。
五、罗马尼阿
在当今学界，“罗马尼阿”（Romania）⽤以指使⽤罗曼语族诸语⾔的所有国家。这些语⾔都是在罗马帝国（从⿊海到⼤西洋）的境内⼀步步演化。如果我们⾃东向西说起，那么它们依次是罗马尼亚语、意⼤利语、法语、普罗旺斯语、加泰罗尼亚语、西班⽛语以及葡萄⽛语。早在中世纪，⼈们就已经发现，伊⽐利亚半岛、法国与意⼤利的各⾃语⾔之间存在同源关系。但丁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便是这⽅⾯的经典之作。⼗六和⼗⼋世纪学者（帕基耶[Pasquier]、伏尔泰、马蒙泰尔[Marmontel]）认为，普罗旺斯语（“罗曼语或式微的罗马尼阿语”[le langage roman ou roumain corrompu]）是其他语⾔的源头，并称其为“roman rustique”（粗俗罗曼语）。下⾯我们将看到，该说法可以追溯⾄拉丁⽂的“lingua romana rustica”。雷努阿尔（François Raynouard, 1761-1836）便持
这种观点。⾝为普罗旺斯⼈的雷⽒提出，从六世纪到九世纪期间，全法国都是普罗旺斯语（他称之为“罗曼语”）的天下，罗曼语族的其他语⾔均源出于此。他的同辈⼈法国考古学家科蒙（Arcis de Caumont）把该观点及“罗曼”⼀词（roman, Romance, Romanesque）引⼊艺术领域，意指古代晚期到⼗⼆世纪盛⾏的艺术风格。雷⽒的成果⼤⼤推动了⾏吟诗歌（troubadour poetry）的研究，但他的语⽂学假说却不堪⼀击。罗曼语⽂学之⽗迪兹（Friedrich Diez, 1794-1876）就反对雷⽒的普罗旺斯语源头说；他指出，罗曼语族的所有语⾔都是由拉丁语独⽴演化⽽来。
不过，“Romance”和“Romania”两词的历史有些久远，知之者寥寥可数，因此在我们继续探讨前，有必要作以简要回顾。“romania”是“romanus”的派⽣词，正如后者从“Roma”，“latinus”（“Latin”）从“Latium”派⽣⽽来。
“latinus”与“romanus”共同继承了罗马的遗产。拉提姆地区诸语⾔中，罗马⼈使⽤的是“拉丁”⽅⾔，这就使其处于鹤⽴鸡群的地位。长久以来，在罗马帝国，“Romans”（Romani）特指统治阶层。被占领的民族仍然保留⾃⼰的民族名称（⾼卢⼈、伊⽐利亚⼈、希腊⼈等等）。直到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颁布圣谕，允许帝国所有⾃由居住者获得罗马公民权。⾃此，罗马帝国的所有公民都可以称之为“罗马⼈”（Romani）。从该罗马政体，只需⼀步便可创造⼀个新名词，⽤以指代“罗马⼈”居住的整⽚领地。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族定居罗马境内，政府迫切需要⼀个简洁⽽直观的新词，来代替“Imperium Romanum”或“orbis Romanus”。眼看危机迫近，没想到君⼠坦丁⼤帝统治时期，拉丁和
希腊⽂本中⾸次出现了“Romania”（罗马尼阿）。[25]该词⼀直沿⽤⾄墨洛温时代，甚⾄更晚。在⼀⾸称颂国王查理贝尔（Charibert）的诗中，福尔图纳图斯（Fortunatus）写道：
“他是外族与罗马尼阿齐声颂赞之⼈，
颂赞者的母语各异，颂词却彼此相同。”
（Hinc cui Barbaries, illinc Romania plaudit:
worthDiversis linguis laus sonat una viri.）
到了奥托时代，“罗马尼阿”的意思有所改变，指帝国的罗马部分——意⼤利。最终，它仅限于指意⼤利的罗马涅（Romagna）省，亦即过去的拉⽂纳总督辖省（Exarchate of Rav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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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纪后，“罗马尼阿”最初的古代晚期的意义为新历史实体所取代，但关联词“romanus”与“romanicus”仍在使⽤。当⽇常交际的拉丁语（⼤众拉丁语、通俗拉丁语）与⽂学拉丁语逐渐分化后，需要⼀个属于⾃⼰的名词，于是过去的罗马——拉提姆，⼜以新的形式再次披挂上阵。随后，拉丁语（lingua latina）和罗马语（lingua romana）（当然，这⾥指“粗俗”[rustica]罗马语）之间有了差别。如此⼀来，出现了第三个术语——“lingua barbara”，即德语。⼤约600年，伊西多尔在彻底罗马化的西班⽛写作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三种语⾔是共存的。不过，当时⼈普遍如此。
“Romance”是中世纪早期专指有别于学术拉丁语的新拉丁⽅⾔（neulateinischen Volkssprachen）。“romanicus”的派⽣词以及（法语、普罗旺斯语、西班⽛语、意⼤利语、⾥托罗曼斯语[Rhaeto-Romanic中的]）副词“romanice”从未⽤作民族名称（民族名称有其他词来表⽰），⽽是作为这些民族的语⾔名称，也就是意⼤利语的“volgare”。古法语
的“romanz”、西班⽛语的“romance”以及意⼤利语的“romanzo”便是该系列派⽣词。这些词由拉丁学者所造，意指罗曼语族的所有语⾔，并被视为与拉丁语相对的统⼀整体。“enromancier”、“romançar”、“romanzo”的意思是⽤本国语⾔来翻译或撰写书籍。这样的书就可称作“romanz”、“romant”、“romance”、“romanzo”（都是 “romanice”的派⽣词）。在古法语中，“romant”、“roman”的意思是“⽤韵⽂写成的宫廷爱情故事”（höfischen Versroman），直译过来就是“⼤众
书”（Volksbuch）。如果再回译成拉丁⽂，那么这种书就可称作“romanticus”（再加上“liber”）。[26]由
此，“romance”与“romantic”[27]便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世纪的英语和德语中，“romantic”仍然指“可出现在爱情故事中的事情”（something ‘‘that could happen in a romance’’）。[28]意⼤利语中对应古法语“roman”的词
是“romanzo”（“the romance”）。但丁已经在这个意义上使⽤该词（Purg., 26, 118）。
因此，在法语和意⼤利语中，“romanice”就成了⽂学体裁的名称。类似情况还见于西班⽛。在那⾥，“romance”最初表⽰“民族的”，后来也同样指⽂章，但⼀开始并不限于某种体裁。有时，我们会看到，“romançar libros”的意思是“翻
译”（Garcilaso, Juan de Valdés），但也会遇到类似“los romancistas o vulgares”（Marqués de Santillana）的说法。到了⼗五世纪初，“romance”就跟今天的情况⼀样，指诗歌体裁；从⼗六世纪起，“romance”的汇编就成
了“romanceros”。西班⽛语中“传奇”或“⼩说”⼀词乃借⽤⾃意⼤利语“novella”（英语的情况亦然）。
在中世纪，罗马尼阿有着超越语⾔藩篱的⽂化共同体。许多意⼤利⼈⽤普罗旺斯语写诗（但丁在《神曲》中，就让⼀位伟⼤的普罗旺斯⼈讲⾃⼰的母语）。但丁的恩师拉蒂尼（Brunetto Latini）的巨著乃是⽤法语写成。⾏吟诗⼈兰博（Raimbaut of Vaqueiras）的⼀⾸诗（约作于1200年）可以充分表明这种关系：诗中的五段诗节分别⽤到了普罗旺斯语、意⼤利语、北部法语、加斯科尼语（Gascon）和葡萄⽛语。[29]当时罗曼抒情诗所⽤的语⾔有些仍保留⾄今。它们可以相互替换，这就表明，⼈们有意维持统⼀的罗马尼阿。在西班⽛，我们可以偶尔看到，洛普（Lope）与贡⼽拉（Góngora）将这种替换作为艺术⼿法，⽤于⼗四⾏诗的创作之中。⼤约⾃1300年起，罗马尼阿出现越来越多的语⾔和⽂化
差异。不过，罗曼诸民族仍然通过它们的历史演变，以及同拉丁语持续不断的联系，保持密切的关联。从⽐较宽泛的意义看，我们仍然可以谈论罗马尼阿，只是要将其作为跟⽇⽿曼民族与⽂学相对的统⼀体。
最古⽼的罗曼语范本是842年发表的《斯特拉斯堡宣⾔》（Serment de Strasbourg），但它只是⽂献，并⾮⽂学作品。法国⽂学的发端，恐怕要到⼗⼀世纪。[30]西班⽛⽂学发祥于⼗⼆世纪末。[31]意⼤利⽂学则要追溯⾄1220年，当时出现了圣⽅济各（St. Francis）的《⽇颂》（Hymn to the Sun）和西西⾥艺术抒情诗。西班⽛与意⼤利⽂学起始较晚，是由于法国⽂学⼀直独领风骚；⽽⽇⽿曼⽂学作品很早出现（英国的约见于700年，德国的约见于750年），则是因为“⽇⽿曼”民族相⽐罗曼民族，少了⼏分亲密感。《斯特拉斯堡宣⾔》便是明证。它的罗曼语译本开篇是：“Pro deo amor et christian poblo et nostro ”。[32]从⽂字到词序与拉丁语相差⽆⼏。再看看相应的古⾼地德语译
本：“In godes minna ind in thes christianes folches ind unr ”显⽽易见，⽂字已经与拉丁语有了天壤之别。在很长⼀段时间⾥，罗马尼阿⼈仍然可以接触多少有些通俗化的拉丁语，并从中获得正确的拉丁语。⽇⽿曼⼈不得不从头学起，但他们学得很好。⼤约700年，当法语语法已出现词语变体，英国出现了相当纯正的拉丁⽂作品。然⽽，即便是某些学富五车的意⼤利⼈，仍然会犯⼀些语法错误，惹得德国修⼠冷嘲热讽。这事就发⽣在诺⽡拉的⽢佐（Gunzo of Novara）⾝
上。965年，此君作为奥托⼀世（Otto I）的随⾏⼈员到访德国。与圣加尔的修⼠交谈时，他⽤错了⼀个格。后来，他写信为⾃⼰辩护，称别⼈不该指责他⽆视语法，毕竟“我们的母语跟拉丁语太像了，弄得我常常不知所从”（obwohl ich manchmal durch den Gebrauch unrer Volkssprache behindert werde, die dem Latein nahesteht）。
【《斯特拉斯堡宣⾔》（Serment de Strasbourg）⼿稿】
外语学习
纵观整个罗曼史，各民族俗语与拉丁语的相似关系贯穿始终。其表现在很多⽅⾯。各罗曼语⾔不断从拉丁语借⽤词汇。古法语作品《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约1100年）的开篇如下：
“国王查理，我们伟⼤的皇帝。”英文杂志>fake love的意思中文
（Carles li reis, nostre emperere magnes.）
晚期拉丁语中，“magnus”已经为“grandis”所取代，⽽诸罗曼语⾥，只有它保留了下来（唯⼀例外的
是“Charlemagne”）。[33]为此，语⽂学家解释道，引⽂中的“magnes”是“拉丁⽤法”（Latinism）。然⽽，他们忘了，罗曼诸民族的所有伟⼤⽂学作品中，随处可见拉丁⽤法，⽽且其作者还有意把这种⽤法当作修辞⼿段来使⽤。这⽅⾯的典范便是但丁的《神曲》。例如，但丁把拉丁语的“vir”（⼈）写作“viro”，以配合韵脚“-iro”。⼜如，⼆⼗世纪的法国⼈需要⼀个词来指代“飞⾏的机器”，于是他们创造
了“avion”（源于拉丁语“avis”[鸟]）。在⼀般⼈看来，罗曼语⾔中的拉丁词乃是理所当然的借词，但德语中的拉丁词却是内外有别的“外来词”。时⾄今⽇，拉丁语仍然是所有罗曼语⾔取之不竭的共同财富。
从⼗字军东征到法国⼤⾰命，各罗曼民族的⽂学在西⽅相继独领风骚。唯有从罗马尼阿这⾥，我们才能俯瞰近代⽂学的全貌。1100⾄1275年间，亦即⾃《罗兰之歌》到《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法国⽂学及思想⽂化⼀直是其他国家的榜样。中古⾼地德语⽂学采⽤了法国诗歌⼏乎所有主题；根据潘策尔（Friedrich Panzer）的研究，[34]甚⾄《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也汲取了部分法国元素。法国的宫廷⽂化还远播挪威，横跨⽐利⽜斯⼭区。早在但丁时代，意⼤利⼈就已经改编了《玫瑰传奇》，后来该作品⼜由英国的乔叟改编。法国的史诗与传奇⽂学（romance literature）完完全全地涌⼊意⼤利，并经博亚尔多（Boiardo）和阿利奥斯托（Ariosto）改头换⾯，成为⽂艺复兴时期光芒四射的艺术形式。不过，⾃1300年起，由于但丁、彼得拉克以及⽂艺复兴⿍盛期的出现，⽂学霸主的头衔转⾄意⼤利。这种领先优势作为“意⼤利精神”（Italianism）影响了法国、英国和西班⽛。[35]⼗六世纪伊始，西班⽛进⼊了“黄⾦时代”，此后独领欧洲⽂学百年有余。研究艺术史，就必须了解西班⽛绘画；同样，研究“欧洲”⽂学史，也必须了解西班⽛及其⽂学。到了⼗七世纪初，法国⽂学才最终冲破意⼤利与西班⽛⽂学的统治，逐步确⽴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直⾄1780年前后。与此同时，从1590年起，英国也发展出⾃⼰伟⼤的⽂学传统，可它的影响微乎其微，直到⼗⼋世
纪才引起欧洲⼤陆的关注。德国从未与罗马尼阿的⽂学强国平起平坐。这种局⾯⾄歌德时代⽅才打破。此前，德国⽂学光受外界影响，⽽⾃⼰对外界则没有丝毫影响。
英国与罗马尼阿的关系⽐较特殊。英国成为罗马帝国的领地不到四百年。410年，罗马军队就已撤离这⽚⼟地，但奥古斯丁传道（⾃597年起）标志着第⼆次罗马化，或者（⽤某位英国史学家的话讲），“不列颠再次回到欧洲及其历史的怀抱”（the return of Britain to Europe and to her past）。[36]⽇⽿曼民族迁徙后，罗马古迹仍然保留下来。它们不但激发了七世纪诺森伯兰⼈（Northumbrian）的雕塑欲，⽽且后者对其引以为豪。[37]经过诺曼⼈的⼊侵和⼏位安茹（Angevin）君王的统治，英国在⼏个世纪以来始终⾂服于法国⽂化。法语是⽂学语⾔和官⽅语⾔，⽽拉丁语则是⾼等教育的语⾔。巴黎是英国的⽂学⾸府。⼗⼆世纪拉丁⽂艺复兴期间，英国⼈和威尔⼠⼈⼤放异彩。不过，法国与萨克森⾎统的英国⼈直到1340年才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38]⽽到了⼗四世纪，两个民族及其语⾔才合⽽为⼀。当时是英国第⼀位代表诗⼈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时代。法国与意⼤利都是他作诗的素材。1400年，乔叟与世长辞。就在此前⼀年，某位国王[39]⾸次在国会使⽤英语（1350年起成为授课语⾔，1362年起成为法律⽤语）。中世纪的英国属于罗马尼阿。然⽽，“在宗教改⾰时期，⽻翼丰满的英国⼈撇开了⾃⼰的拉丁导师，从此与斯堪的纳维亚和条顿世界形同陌路。不列颠凭⼀⼰之⼒，成就了⼀⽚天地”。[40]
英语是经罗曼语和拉丁语改造的⽇⽿曼⽅⾔。英国⼈的民族特征与⽣活⽅式既⾮罗曼式，也⾮⽇⽿曼
式，它们就属于英国⼈。它们象征着社会统⼀性与个体多样性的欣然融合，世界各地，独此⼀处。在欧洲传统中，英国与罗马尼阿的关系仍然是英国⽂学⾥反复出现的问题。⼗⼋世纪（蒲柏[Pope]、吉朋[Gibbon]），影响英国的是拉丁⽂化，⼗九世纪则是德国⽂化。到了⼆⼗世纪，罗马传统的所有阶段再次成为焦点。这的确是个有趣的现象，可惜我们只能点到为⽌。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与贝洛克（Hilaire Belloc）激动地吹响战⽃的号⾓。不过，我们更要注意艾略特于1920年提出的⽂学批评⽅法与⽂学策略：“《战争与和平》的确是名垂千古的⼩说，可三四位伟⼤的⼩说家⽆法构成⽂学。如果我们抹去带有罗马痕迹的⼀切，抹去我们袭⾃诺曼——法国社会、基督教、⼈⽂主义以及直接或间接的收获，那还能剩什么？条顿的根须和外⽪⽽已。英国是‘拉丁’国家，我们不必到法国去寻找我们的拉丁特征”。[41]
通过罗马尼阿及其影响，西⽅接受了⾃⼰的拉丁教育。接下来，我们就将探讨这种教育的形式与成果。换⾔之，我们要从普遍性过渡到历史实体的具体财富。我们必须做到细致⼊微。不过，正如⽡尔堡对学⽣所⾔，“上帝本⾝就是细致⼊微的”（der liebe Gott steckt im Detail）。
贾斯丁比伯的歌
注释：
[1] 见Pierre Courcelle, Histoire littéraire des grandes invasions germaniques(1948) 以及M. L. W. Laistner在Speculum, 24, 1949, p. 257中的批评⽂字.
助长
[2] 我们不能从经济与统治史的⾓度批评⽪雷纳的观点。
[3] Pirenne, op. cit., 143-46.
[4] Ibid., 112.
[5] Ibid.,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