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殖民地的发展比较：一项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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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殖民地的发展状况比较：一项经验研究
Acemoglu D.,S.Johnson and J.Robinson,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NBER Working Paper No.7771.
摘要克拉克大学
我们利用欧洲殖民者死亡率的差异估算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认为，欧洲人通过在不同的殖民地执行差异明显的殖民政策，引致了殖民地的制度差异。殖民者的策略选择，就某种程度而言，可以归于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定居状况。在那些欧洲殖民者遭遇较高死亡率的地方，他们无法进行定居，故而选择建立更差劲，更具有掠夺性的制度。而且，这些早期制度特征将持续保留。我们提供的证据指出了这一假设。利用17至19世纪，士兵，传教士和水手在不同的殖民地的死亡率差异作为衡量当时制度好坏的指标，我们估计了制度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我们估算的结果显示，在殖民地之间，制度差异解释了约四分之三的人均收入差距。而一旦控制了制度的影响，我们发现非洲国家或者那些远离赤道的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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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初中英语作文范文什么是引致各国人均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虽然对此的解答比较确定，即，政治制度与产权制度的差异。这些问题在这几年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探讨。制度结构更优，产权保护更有效，政策嬗变更少的国家会在科学与教育上投入更多，并借由这些条件达成更高的人均收入（如，North and Thomas，1976，North，1981，Jones，1981）。这些观点为那些以跨国的宏观视角，研究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的研究的支持（如，Knack and Keefer，1995，Mauro，1995，Barro，1998，Hall and Jones，1999，Rodrik，1999）；以及以微观视角研究产权与投资或产出的研究的佐证（如，Besley，1995，Mazingo，1999，Johnson，McMillan and Woodruff，1999）。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更关注制度不同。现实中，南韩与北韩，东德与西德迥异的发展路径，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部分区域在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下发展停滞，而另外一部分则在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迅速发展。不过，我们仍然缺乏可靠的证据证明，制度差异可以对各国人居收入的差异起到很大影响。或许更关键的是，经济体的发展水平的不同通常由诸多因素引致，而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他们制度与人均收入水平。shut up是什么意思
为了估计制度绩效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些内生变量来度量制度。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尝试采用大航海时代，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一个可选的内生变量。我们仅关注那些发生了殖民活动的社会。由此我们得到了一组在400年前，人均收入水平相类似，但在今天出现了迥异的人均收入差距的经济体样本。更进一步地，这些经济体内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殖民经历的塑化。
我们的观点基于一下三个前提：
1. 不同的殖民政策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均衡。其间的一个极端是，欧洲殖民者建立“掠夺制度”，如比利时人在刚果的行为。此类制度并不在殖民地输入产权保护制度，亦不输入对于政府掠夺活动的监督与影响。实际上，建立掠夺制度的首要目的，即是在尽可能低的代价下，尽可能多地向宗主国输出殖民地的经济资源。
而另外一个极端则是，为数众多欧洲人来到殖民地并定居，建立像Alfred Crosby（1986）描述的“新欧洲”国家。这些移民尽力在殖民地复制其宗主国的制度。主要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美国。
2. 殖民策略的形态受到定居可能性的影响。特别的是，在那些疫病条件并不适于欧洲殖民者的地方，“新欧洲”的建立受到阻碍，于是可能建立掠夺制度。
3. 殖民地的政体与制度在其独立后仍会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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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hai>老爸老妈浪漫史第一季基于这些前提，我们以第一代殖民者的死亡率的期望值作为衡量制度优劣的指标。更特别的是，我们的理论可以被归于下列示意图：
（潜在的殖民者的死亡率→移民活动→早期制度→现在的制度→现在的制度表现）
我们主要利用了历史学家Philp Curtin的论文，得到了17至19世纪，士兵，水手和传教士在殖民地的死亡率资料。这很好地指示了殖民者遭遇的死亡风险。欧洲原住民在那个年代可以了解不同殖民地的死亡率，但他们缺乏控制引致高死亡率疾病的能力。进一步地，因为这些不同的死亡率对应了差异不大的群体，故而他们可以跨国比较。我们证明了（潜在）移民的死亡率是移民倾向的决定因素；而这些早期移民则是早期制度形态的决定因素（在实践中，采信1900年的制度）；而早期制度与现在的制度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最后，现在的制度对现在的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
我们精确地回归了现有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随后将现在的制度对移民的死亡率进行了回归。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产权制度和对政府威权的监督，我们利用来自“政治风险管理服务”（PRS）中的“掠夺风险”这个指标作为衡量制度发育水平的尺度。 这度量了不同国家及其政体之间的制度起源差异。制度发育程度与移民死亡风险的一阶相关关系非常显著。例如，仅移民死亡率本身，就解释了制度变异的25%。利用这一范式，我们发现，制度发育水平是人均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间估计的严格程度，甚至超乎最小二乘法的估计水平。结果显示，约有四分之三的跨国人均收入差距可以由制度差异解释。
我们认为，此间的相关关系并非由第三方因素所致。例如，即使排除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美国，这一相关性仍然显著；而排除了非洲之后，此间亦然。很有趣的是，我们的研究显示，制度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到控制之后，殖民地域与赤道的距离（纬度）或者关于非洲人的哑变量均不显著。这一结果显示，非洲诸国较之其他国家更穷的原因，非是源于地理或文化因素，而是因为他们的制度环境更糟糕。
我们研究的有效性受制于在估计死亡率与移民的死亡率期望水平的过程中，或将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来证实我们的结果并未受到那些被忽略的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们检验了，在控制了移民死亡率与产出差异的影响之后，制度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我们发现，这些检验都没有推翻我们的结论；在纳入气候，地理，宗教，法律起源和殖民者主体，自然资源甚至土壤肥力等因素后，此间的估计也仅出现了少量的差异。更进一步地，我们的结论在考虑了当下的疫病状况，殖民者的欧洲血统差异，甚至语言不同之后，其结论仍然非常显著。
当然，控制所有可能与死亡率及经济绩效相关的变量而进行研究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经验研究关注于“捕获”移民死亡率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但是其间的联系仍然可以经由影响其他因素而实现。例如，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或将“文化”这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带入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文化”本身也可影响今日的人均收入。而我们的工具变量方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 strategy）可能未能准确地对这一因素对文化的影响进行赋值。对此问题，我们使用了一个“超卷入测试”（overidentification test）。因为我们的理论认为，殖民者的死亡率影响了殖民活动；而殖民活动则影响了早期制度的形成；早期制度又会因“驻存”和“塑化”以引致现在的制度，故我们可以借由测量欧洲殖民者向殖民地的移民活动及殖民地的早期制度作为辅助变量。随后我们利用“超卷入测试”（overidentification test）来探究，移民的死亡率，或其他的变量，是否对现在这些国
家的经济绩效存在影响。其间的结果强化了我们的模拟；“文化”并没有对引致经济产出不同的移民死亡率产生影响。
虽然McNeill（1976），Crosby（1986）和Diamond（1997）都曾探讨过疾病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尚不了解其他人是否指出了死亡率与制度特征的相关性。Diamond（1997）强调的是相对发展水平，但他的史观建筑于新石器革命的疾病流行的地理视角考察。他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程度的潜在影响（而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Gann和Duignan（1962），Robinson和Gallagher（1961），Denoon（1983）及Cain和Hopkins（1993）强调了在美国和新西兰的移民活动较之其他殖民地是不同的，并指出此间之不同引致了他们的经济腾飞。尽管如此，这些研究都没有探究死亡率，殖民活动和制度之间的关系。if i aint go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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