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粽子文化节
中国粽子文化论坛
中国粽子文化与浙江五芳斋精神
The Chine “Zong” Culture and The Spirits of Zhejiang Wufangzhai
浙江工商大学五芳斋食品研究所
提要：本文大历史观的方法对中国端午节俗与粽子文化进行了系统考察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具创新意义的新 看法：粽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美食，粽子是艺术性特型食品，粽子定型于三千年前，粽子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文化积淀最深厚的食品，粽子出现伊始就应当是北黍南糯，屈原崇拜是端午节俗的文化升华，历史上的“筒粽”不是竹筒饭。发掘、继承、发扬粽子文化，是嘉兴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粽子生产与经营的成功之道。
Abstract : This article makes a system rearch and deep thought. The author puts forwards a ries of new opinions as follow: “Zong” is the number one cate in Chine histo
ry; “Zong” is a kind of artistry food with especial shape that fixed its shape before three thousand years; “Zong” is the food with the broadest and most profound culture so far in Chine history; it must u millet in Chine North and glutinous rice in Chine South when “Zong” began; Quyuan worship is the cultural sublimation of dragon boat festival custom; the historical “TongZong” is not rice with thick bamboo tube. It is digging, carrying on and developing “Zong” culture that is the successful way of Zhejiang Wufangzhai Industrial Stock Co., Ltd.
关键词：粽子文化 五芳斋精神 艺术特型食品汉日翻译器 端午节俗 屈原崇拜 历史演变
Key words: “Zong” culture, the Spirits of Zhejiang Wufangzhai, artistry food with especial shape, dragon boat festival custom, Quyuan worship , historical evolvement
一、从艺术特型食品“角黍”的历史看中华民族粽子文化的起源休斯敦大学
粽子在古代又称“角黍”。“粽”字本作“糉”，《说文新附·米部》谓“糉，芦叶裹米也。从米，葼声。”《说文·夂》：“葼，敛足也。”义为鸟飞时收敛腿爪。《集韵·送韵》：“糉，角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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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粽。”可见，我们祖先最初的粽子就取象鸟飞时将爪收敛起来的样子将米包裹起来。现在的传统做法则是：先将粽叶（芦苇叶或竹叶等）泡湿，糯米用水泡好，以肉、豆沙、枣仁等为馅，包成三棱形、方形、枕头形等蒸、煮而成。但是，今天不仅一般民众只知“粽子”之名，就连时下的许多研究者们也很少有人认真理解“角黍”的真正历史意义。然而，恰恰是“角黍”这一称谓隐约地保留了中华民族粽子文化的历史胎记。
“角黍”的称谓告诉我们，中国人的食粽之俗深深的根植于中国先民的远古农业生产与农事思想礼俗土壤之中，是道道地地的食生产、食生活产物，是中华民族饮食史与饮食文化的结晶。先秦文献记录了我国周代初年，王国之内于秋收以后举行隆重祭祀土神、谷神活动的习俗，其时，作为“天子”的国王要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地出席仪式，郑重的乐歌唱道：2017年2月16日
畟（cè测）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
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纠。富爸爸 穷爸爸
其镈(bó博)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分钟的英文
获之挃（zhì至）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
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杀时犉（chún纯）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人们经过从犁地、播种、除草、增肥、收割等长时间的一系列辛苦劳作，终于获得了可喜的丰收。于是举行十分隆重的感恩庆典，祭祀土神、谷神，报答神灵给了自己丰收的果实。献给神灵的最珍贵的牺牲就是一头足足七尺长身躯、长着巍巍双角的健康雄壮的黑唇大黄牛。以牛为牺牲，是祭祀礼制完备建立之后最高等级“太牢”的代表性祭品，故牛亦作为“太牢”的指代：“诸侯之祭，牛，曰太牢。”周承夏、商，礼制得以完备发展，此即孔子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杀时犉牡，有捄其角。”牛壮则角粗，牛大则角亦大。民间俗语有云：“买牛要买根角粗，娶媳妇娶个蠢大姑。”经验告诉人们，小牛犊虽然尚未长出犄角，但若是角根处粗大就多半容易饲养成健壮的大牛。因此，人们非常重视牛角的象征意义。《说文》：“犉，黄牛黑唇也。”《尔雅·释畜》：“牛七尺为犉。”邢昺疏：“《尸子》说六书云：‘大牛为犉，七尺。’故云。”《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黄牛，是中国北方的牛种，属黄河流域农耕民族驯化的体型最大的牲畜，形态基本是皮毛黄褐色、唇黑。
至于祭祀礼俗，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祭祀之礼的初具规制，不应晚于夏王朝立国伊始的公元前2070年。而祭祀礼制毋庸置疑是原始社会时期先民社会鬼魂神灵信奉敬畏、礼拜崇祀早期文化的自然传承发展。也就是说，先民们祈求神灵保佑赐福和感恩报答神灵的祭祀活动，应当是发生得很早的原始文化。“民以食为天”，原始先民最敬畏的神灵，同时也是最企望得到庇佑帮助的神灵，理所当然应当是主管食物原料的神。这个食物原料的主宰神，在原始农业发生——至少是初具规模以后，只能是原始先民心目中的“土神”和“谷神”。那么，中国人的祖先什么时候开始了种植业的呢？最近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证明，现在这一历史已经可以追溯到距今1.2万年以前。为了求得农业主宰神的赐福保佑，先民们自然要毕恭毕敬、殚心竭虑地向神灵奉献自己最美好、最珍贵的礼物，这些礼物甚至包括族群中最美丽健康的少女——以本族至亲生命作牺牲，因此奉献牛、羊、豕等牲畜更不在吝惜之列。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切说明中国人的原始先民何时开始以牛作为牺牲，但这一过程应当开始得很早则是可以确信的。现在已经知道，夏、商、周三代“天子”之王和诸侯君主的各种祭祀是十分频繁浩大的，因此，各种畜牲献祭，甚至人牲献祭，就其总量来说足称触目惊心。这种以现代人宇宙观、人生价值观完全无法理解的近乎丧心病狂的崇鬼佞神行为，在当时却是无可选择的必然与完全彻底的“合理”。但是，在生产力低下远古时代的整个社
会的物质财富毕竟是有限的，社会要维系，人民要生存，人们终于无法再承担这种近乎倾其所有的牺牲奉献了。然而，鬼神敬畏崇祀却不能因之停止，牺牲奉献不能含糊，于是人们想出了变通办法：用大黄牛的典型象征——牛角的替代物来作牺牲，“角黍”就这样应运而生了。最初的角黍，应当在形态与体积上更接近于大黄牛的角，后来才渐渐的演变成了时下更适宜人手剥而食的小巧形态。角黍的出现，使牛的牺牲逐渐减少，这完全是保护生产工具、生产力的需要，因为牛是人们劳动的最重要帮手，当牛开始用于耕田犁地之后，整个社会就越来越重视牛的价值了。这一变化，大约自西周以后开始逐渐强化。各诸侯国在实力竞争的时代大趋势下竞相大力推行发展农业生产、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的基本国策，牛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成了全社会高度珍惜的财富，轻易不杀牛，严格限定用牛做牺牲。史入汉代之后，由于深耕细作技术的普遍推广、农业劳务强度的加大等原因，牛的受重视程度更成历史强势，并且一直延续两千余年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重牛文化”传统。
黍，是先秦文献记载的“五谷”之一和黄河流域人们居第一位重要意义的食粮。黍是原生于黄河流域的粮食作物，因其粮食结构与民生意义的特别重要性，黍被视为社稷之谷，稷也就是黍。《说文·黍部》：“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穜，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黍部》：“黍，《九谷考》曰：以
禾况黍，谓黍为禾属而黏者，非谓禾为黍属而不黏者也。”黍，即今日北方的黏谷，俗谓黄米（有大、小之分）。北方的年糕以其为之，北方的“黄酒”亦以其为之。中国人食角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糭，一名角黍” ；“角黍包金，香蒲泛玉，风物亦然荆楚。”
角黍既是先秦古人用以指代牛牺牲的祀神食品，于是就自然而然具有了特别庄重的“美食”性质。这当然由于黍是距今两千数百年前最美好的食粮，也由于角黍具有了神福的特别厚重意义，同时也因为角黍是中国人创造出的第一种极具艺术性的特型食品。而在此之前，中国人制作的主食品中“食”——主副不分的一器共煮流质、“粥”——釜煮而成流质、“饭”——甑蒸制而成粒状——或其简易变形，均不具有明显的艺术性和特别的形态意义。而一旦角黍“中国饮食史上第一美食”的地位明确之后，它便自然不再局限于祭祀土神与谷神的特别场合，也不会局限于秋收过后的特定时限，而很可能普泛为祭祀鬼神常用品种和日常生活中的欢快庆娱之食。既然如此，角黍成为端午节食品也就具有了普泛意义的可能性。当然，可能性还不等于现实性，最终成为现实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角黍毕竟是典型的陆地文化产物：黍是不需要人工灌溉的“耐干旱”的大田作物，黍的种植者也基本是世世代代生息在黄土地上“耐干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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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固然是黄河流域的原生驯化作物，而且几乎一直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但是，原始农业的开始，却是黄河与长江流域广大地区极为广泛分布的史前文化，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史前遗址发掘与农业考古研究成果所证实。早期农业的开拓者、经营者们无一例外地怀着对土谷神灵的敬奉，因此为了丰收目的的祭祀活动同样是无例外的郑重与频繁，它同时也是中华大地与农耕活动一样久远的重要的农业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远远超越了黍，事实上它与全部农事活动和所有劳动收获紧密相关。汉代以后，对于汉族一般庶民百姓来说，这种祭祀对象越来越逐渐集中于祖先偶像，于是“荐祖尝新”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延续到20世纪中叶。如，清同治（1862～1874）刊本的《温州竹枝词》就有这一风俗的讴歌：“门庭乐事叙天伦，耕读家风守朴纯。早稻初登先荐祖，红莲白粲公尝新。”这种“荐祖尝新”的习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许多少数民族保留至今的“尝新节”俗，事实上正是这一文化的延续流变。不难理解，当“角黍”形态的文化意蕴具有中华大地早期农业地区的普泛意义时，“角黍”形态下的物质内容也就不难理解可以因地而异了。
二、对端午节俗形成与屈原崇拜历史意义的认识
端午节，又名端午、端五、端阳、重午、重五、五月五、端节、蒲午、蒲节、天中节、诗
人节、棕包节、龙船节等,时在农历五月初五。《太平御览》载：“仲夏端五。端，初也。”古代“五”与“午”通用。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许多说法，如:认为是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活动日；认为起源于越王勾践为复国在此日训练水师；纪念介子推；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纪念伍子胥；纪念曹娥；祭“地腊”。诸说之中，以闻一多先生的“龙图腾民族祭祖”说为更具学理性。闻先生从端午节习俗的“竞渡和吃粽子”两大文化特征入手的研究思路无疑是颇具方法论意义的，他进而得出的“端午是个龙的节日”结论也是颇具说服力的。然而，闻先生仅将“龙图腾民族祭祖”文化的起源锁定在近海“古代吴越”的理解却仍有慎重再思考的必要。因为更广泛的文献记录和闻先生身后的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中国史前时代“龙”文化的起源并非局限于某一狭小的地区。闻先生主要的文献依据是汉代人整理的如下一则故事资料：
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遣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子惭之。”出谓诸发曰：“大王有命客冠则以礼见，不冠则否。”诸发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见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
国何如？意而安之，愿假冠以见，意如不安，愿无变国俗。”梁王闻之，披衣出以见诸发，乃逐韩子。《诗》曰：“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谓也。blacked
feedback是什么意思这则很可能是出自战国至西汉初说士儒生者流的杜撰故事，显而易见的寓意是“诸发”以异地风殊的王化同种自视，“处海垂之际”是言其远，“屏外蕃以为居”是标其职、亦是表其功，因为所有诸侯之国都是周天子的“屏藩”。也就是说，越国使臣诸发完全是以梁、越侯国平等、种无文野的理念讲话，照他的话语逻辑，梁、越之民是完全可能易地而视的。也就是说，梁地之人若居越则越俗；越地之民若移梁，则梁风；这至少是故事中的人物诸发要表达的思想。整理这则故事的西汉人刘向无疑也是这种王化一宇的思想。由此，我们不能理解为龙图腾仅萌生或最早发源于越地。迄今为止的考古学成果和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都表明龙图腾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域范围的共生文化，这种文化共生形态的形成要比西汉人的文字记述在时间上早得多。至于竞舟之俗则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多水域且气暖温高地区更为流行。比较角黍“耐干旱”文化属性而言，竞舟习俗显然具有更明显的水乡习俗特征，虽然竞舟文化形成的历史一般说来不会早于怎样学习英语“杀时犉牡，有捄其角”的历史，然而，“角黍”促进了黄土地与水乡的文化趋同，小小的角黍传遍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河系文化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