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晚清是一个翻译文学多产的时期。鸦片战争以来，外敌入侵带来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和交汇。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纬线
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外来文化并积极引进西方的科技和文化。若将翻译置于文化的背景上考虑，翻译活动往往受到当时民族文化的制约，翻译事业发达与s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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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也与翻译的目的、社会影响关系极大。[1](P7)因而，当时的中国文坛出现了“翻译多于创作”[2](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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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继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开始翻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著，继而兴起翻译文学作品。20世纪初，清末文人将拜伦这位19世纪蜚声欧洲文坛的浪漫主义诗人在20世纪初通过图片、译介和传记等形式为国人极力引荐，掀起了一股“拜伦热”：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创办《新小说》，并于1902年在《新小说》第1卷第2期和《小说月报》1911年第9期刊载了拜伦的图片；
继梁启超于1902年节译拜伦的《该隐》、《哀希腊》后，马君武在1905年将《哀希腊歌》全篇译出，苏曼殊也在1909年将自
己所译的拜伦作品编成了《拜伦诗选》；1907年11月，《教育世界》刊登了王国维的《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1908年，《学报》在第一卷第10期上登载了仲遥的《摆伦》。1908年2月和3月，鲁迅署名令飞在《河南》杂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已经发表过一篇介绍浪漫主义流派的美学论文———《摩罗诗力说》。胡适将《摆伦年谱》投到《庄谐杂志附刊》，发表于1909年第二卷第1—10期。之后，鲁迅再次发表《拜伦传》，刊载于《真相画报》1910年第4期、第5期、
第7期。处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末文坛刮起的这股拜伦风自一开始即受到学界关注。鉴于国内已有一些对拜伦作品翻译的评析而对引介拜伦传记的译作涉及较少，本文将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就王国维、仲遥、鲁迅和胡适在20世纪初发表的四篇关于拜伦的传记进行分析。
一、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
目的论长期以来，翻译理论界盛行语言学理论，忠实于原文是翻译的一大标准。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不再局限于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渐渐
digital什么意思*本文为2017年成都理工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目的论视角下清末文人对拜伦的译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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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记为例”（项目编号：2017TRC-1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可戈（1972—），女，硕士，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
文学及英语教学。
目的论视角下清末拜伦传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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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merely610059）
【内容摘要】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晚清的学者由积极引进西方的科技文献转向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怀着救国救民的目的，清末文坛掀起的“拜伦热”由最初对拜伦作品的翻译转向了对拜伦传记的翻译。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论的三个原则出发，目的原则在翻译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清末对拜伦传记的翻译对源文本进行了创造性叛逆，也为后来新文学注入了新元素。【关键词】拜伦传记目的论创造性叛逆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06-0103-04
2019年6月社科纵横
Jun ，2019总第34卷第6期SOCIAL SCIENCES REVIEW VOL .34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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