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拜伦《哀希腊》在四种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艾薇儿歌曲mv摘 要：在近代中国，拜伦的《哀希腊》先后被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翻译到中国。由于不同的翻译意图、知识背景、社会环境，不同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原则和策略，赋予了拜伦诗不同的中文面貌，塑造了不同的诗人拜伦的形象。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作者手中获得了不同的新生命。而意识形态是构成译者前理解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早期译本揭示了前理解如何使译者们在理解和翻译过程中背离了原诗，并如何将自我想象投射于异域诗人。
关键词：拜伦 《哀希腊》all star 四种译本 创造性叛逆
1.引言dvd ram
拜伦是继“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科勒律治和骚赛出现的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既是具有理想和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孤独和反叛的个人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行动主义者。《哀希腊》是《唐璜》中的一章，它集中表达了诗人重独立和爱自由的精神。这首诗中的希腊歌人是一个爱国者，他曾游历世界各地，最后回到自己的祖国，ur experience
三八妇女节英文他看到祖国被土耳其统治了三百年，而人民深受其苦却不知反抗，而发出无限感慨。实际上真正的感慨发自拜伦，歌者的真正身份是拜伦。
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根据徒弟罗昌的口述翻译了《哀希腊》（时译《端志安》）的第一节和第三节，但没有为诗命名。马君武于1905年首次将全诗译出，并将其命名为《哀希腊歌》，其后同时代的苏曼殊、胡适、柳无忌等相继翻译该诗。新中国成立后，《哀希腊》先后有朱维基、查良铮在20metion世纪五六十年代用现代白话翻译《唐璜》全诗，其他译者还有杨德豫、周流溪、李继青，等等。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是近代中国四位在翻译《哀希腊》这首诗中较早和较具有特色的四位学者，本文想通过他们不同的翻译意图、翻译特色来指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尤其是诗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谢天振，72）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 let英文歌曲铃声“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创造性叛逆”所带来的翻译的个性、翻译的理论，译者对原作的‘选择性共鸣’及其译本的变迁等或表示了外国实利
文学影响的踪迹，或反映了一国文学的情势，这些都是翻译研究的内容。（廖鸿钧，胖女孩穿衣搭配103）谢天振的《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分类和描述，并考察了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和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在译介学中，媒介者主要是译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但概括起来有两种：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来说，又有四种形态。一是个性化翻译。译者在翻译时都有自己的原则和追求，因此同一作品在不同译者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创造性叛逆。拜伦的《哀希腊》，梁启超用元曲来译，马君武用七言古体诗，苏曼殊用五言古体诗，胡适用的是离骚体。二是误译和漏译。因为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造成的大部分误译和漏译属于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而有意的误译则是译者为迎合本民族读者的心态和习惯，达到自己的表达目的，故意以不正确的方式翻译，而造成了创造性叛逆。节译和编译以及转译和改编也是创造性叛逆的另两种方式。本文试图通过译文中的明显创造性叛逆，来主要讨论创造性叛逆的前两种形态在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四位的《哀希腊》译本中体现以及探讨这种创造性叛逆出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