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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学者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李 勇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新史学的强劲分支，1949年后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自然成为编纂中国20世纪以来史学史的重点内容。特别是晚近以来，欧美学者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国新史学，则毫无例外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尽管其出发点未必相同。新时代伊始，中国学界承担着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使命，因此，研究欧美学者在全球视野下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知，发现这些“他者”之见，对于重新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境遇，批判欧美学者一些历史误读，推进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构建，当不无裨益。
一、 科学主义与族国主义后嗣
福克斯（Eckhardt Fuchs）和斯塔奇特（Benedikt Stuchtey）曾主编《跨越文化边界：全球视野下的历史学》（Across Cultural Borders: Historiography in Global Perspective），a其第六章是《1900—1940年，德国历史主义和科学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郭沫若史学的命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
8BZS007）阶段性成果。
a 罗曼和李特菲尔德出版社（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2年出版。1997年10月，在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s）举办“1850—1950年跨文化视野下的科学与历史学科”（Science and Historical Discipline in a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1850—1950）研讨会。会议提交的部分论文，加上另外一些主题相关的论文，一起结集出版，即为《跨越文化边界：全球视野下的历史学》，这为该书《致谢》所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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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在中国》，a提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新史学是实证主义、族国主义b 促成的结果。特别是，文章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或者“新史学”（New History）的一个分支，而“科学史学”或“新史学”则是18、19世纪西方史学历史主义尤其是德国兰克史学的产物，其本身就是科学主义和族国主义结合之果；梁启超正是从科学知识与民族前途的角度来倡导新史学的，胡适、傅斯年、姚从吾、李济这些留学欧美的史学家，同样是科学主义和族国主义的后嗣；这些史学家的工作又被称为中国的“启蒙史学”，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工作，则是：
在不同方向上继续着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说，他们的工作属于由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引进中国的“启蒙史学”的分支。c
特别是，作者又指出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向族国主义：
就在专业史学家将其科学史学屈服于中国族国主义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入舞台中央。……他们的历史学似乎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族国主义，构成1949年共产主义胜利的驱动力。d
颇有意味的是，文章第18个注释明言这里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族国主义论述，参考了费维恺（Alburt Feuerwerker）1968年出版的《共产主
a 撰者王晴佳，为美籍华裔，能否被视为欧美学者，或有争议，不过他提交的文章经主编同意，收入该书，可以理解为主编认同其观点。因此，虽然不一定把王晴佳视为欧美学者，但是毫无疑问，可以把他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视为欧美学者的一种主张。下文李怀印亦作如是观。
b 这里的“族国主义”，其英文对应词“nationalism”，现多译为“民族主义”。蒋廷黻译其博士导师海斯（Carlton J. H. Hayes）的论文集“Essays on Nationalism”为《族国主义论丛》，并在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之指代中国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蒋廷黻所理解的这种爱国主义或者族国主义，今天可以理解为极端爱国主义。详见拙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十章。
c Eckhardt Fuchs and Benedikt Stuchtey，Across Cultural Borders: Historiography in Global Perspective，Maryland: Row 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p. 173 / 397.
压轴戏的读音d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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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国的历史学》（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在本条和第53条注释中，还提到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e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中的相关论述。
综合教程3答案《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学》实际是一本论文集，探讨1949年到1965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发表的史学论著。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一方面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热潮，另一方面集中批判源自欧美的资产阶级史学，总体呈现“左”的倾向，引起太平洋彼岸美国史学界的关注。该论文集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其中，第一篇是哈鲁德·康（Harold Kahn）和费维恺合作的《学术意识形态：中国新史学》（“The Ideology of Scholarship: China’s New Historiography”）。文章主要依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建设》《学术研究》等报刊上发表的史学论文和《毛泽东选集》中的相关论述，讨论这十六年的中国史学，有段话论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族国主义道：
这一现象并不陌生。普鲁士学术服务于俾斯麦，犹如波克洛夫斯基之后的苏维埃学术服务于斯大林，今天中国的学术服务于毛泽东。一般说来，这就是族国主义的学术。族国主义是位多疑善妒的妇人，要求如同写国家和人民的历史那样，去写作特殊性历史和个人事务。a
鲁德·康和费维恺的话，虽联想丰富、充满尖刻，但确实道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族国主义特征。
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出版于1978年，其学术出发点试图要跟费维恺等人一味强调中国史学意识形态化唱反调，而从思想史发生意义上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中的一系列问题，可是其中一段话与鲁德·康和费维恺之言相近：
a Alburt Feuerwerker,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aperback Edition, 1969,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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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公开地表明了其史学研究努力背后的政治意图。他们代表了20世纪早期以来，重写中国历史以使其与现实变革要求相一致的一系列努力的最新发展。a
尽管德里克没有使用“族国主义”一词，然而他说“表明了其史学研究努力背后的政治意图”“重写中国历史以使其与现实变革要求相一致”“他们代表了20世纪早期以来”的“一系列努力的最新发展”，则实在是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族国主义本质含义及其为中国新史学族国主义代表的事实。
顺便说一下，德里克的观点还影响了其他全球史学史编纂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例如，
科技论文翻译伊格尔斯等人著《近代全球史学史》，b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近代西方科学史学的一个范式来看待，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联系战争与革命背景，着眼于英国民族主义倾向和特征，完全是《跨越文化边界：全球视野下的历史学》第六章中的说辞，而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族国主义特征，也是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的论说。再如，丹尼尔·沃尔夫《全球史学史》c，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上，承认受到王晴佳的影响，d像《跨越文化边界：全球视野下的历史学》一样，从讨论梁启超新史学开始，涉及欧美史学对胡适、何炳松、顾颉刚、傅斯年、姚从吾的影响，最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说成是“某种意义上是自由族国主义的发展”e。他总编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f，第四卷囊括1800—1945年的全球史学，其中第24章为《中国和日本史学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y in China and Japan”），论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j开头的女英文名
a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b 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and S. Muke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Oxford: Taylor & Francis Ltd,2008.
c Daniel Woolf, The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初次见面说
d Ibid., p. 439.
好梦的英文
e Ibid., p.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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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aniel Woolf (General Editor),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12.dead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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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族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结合，几乎完全照搬德里克的观点。
《跨越文化边界》《近代全球史学史》《全球史学史》《牛津历史著作史》，这些具有全球视野的史学史著作，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族国主义或者“革命性”的论述，主要吸取德里克和费维恺的说法；但有别于他们的是，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与中国新史学其他分支的关联性、与欧美特别是德国科学史学的渊源关系，实质上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置于科学和族国两极之间，并寻得平衡，从而克服了片面性。这一做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为科学史学和族国主义的后嗣，尽管中国族国主义不同于德国族国主义，也不同于俄国族国主义，然而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球史学史编纂中的类型意义：
他们的科学史学实践向我们昭示了文化结构中的根本动力。这种动力不仅在今日具有再发性和重要性，而且关涉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流研究。a
这一看法，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既看到它与欧美史学的渊源，又看到它在中国新史学中的地位。其所谓族国主义，中心内容本质上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革命性”。因此，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为科学主义与族国主义后嗣，实质是从科学与革命这两个观察点来认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的自我定位和反省是一致的，不过使用了不同的学术语言而已。美少女的谎言第三季
二、 马克思主义成为儒学替代物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滋润的结果，而打倒孔家店
a Eckhardt Fuchs and Benedikt Stuchtey，Across Cultural Borders: Historiography in Global Perspective，p. 174 /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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