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重建政治共识
一"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的转机
季卫东
专四成绩查询最近，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很值得留意。
例如，2000年10月初，甘阳在《明报》发表\"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一文，宣称恰恰是被\"自由派\"大力批判的\"新左派\"秉承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对\"新左派\"的四个代表--王绍光、崔之元、汪晖以及他本人的基本主张进行了回顾和解释。十几天之后，王绍光也在互联网\"世纪中国\"论坛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派？自由左派还是自由右派？\"的书评，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由派\"实际上应被称为\"自由右派\"，\"新左派\"则与国际社会的\"自由左派\"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它\"追求自由，但追求的不是只有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才能享受的自由，而是公平的自由（equal freedom），是所有公民都能享受的实实在在的自由。自由左派承认，国家（the state）可能也经常侵犯公民自由，但出路不是消解国家而是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
好！自由也有了，民主也有了，这些本来就是\"自由派\"--特别是积极讨论社会公正、宪政主义等问题的\"政治自由派\"--的基本诉求，现在\"新左派\"不仅也把它\"拿来\"，而且还表现出了要一争嫡系真传的招牌的架式，有趣得很。这种变化似乎表明：当今中国的两大思想派别在争吵了六年之后意识到彼此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对话方面有可能出现一个建设性的转机。我们--这里的\"我们\"是一个来者不拒的开放性概念，与甘阳曾经指责过的Weness无关--对此应该感到欣慰。至于\"新左派\"的转向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动机，就不必追究了。然而，有些问题却是不可回避的，例如：双方在谈\"自由\"和\"民主\"时概念内涵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能否缩短其差距来达成基本的政治共识（political common connsus）？
其实，在讨论\"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差距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留意一下\"新左派\"内部的差距。例如，甘阳接受了许纪霖的观点，认为\"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的结果，并且其思考也\"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而王绍光则认为\"真正开放的心态应是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一切。……某些西方理论实际上是有色眼镜，透过它们看中国，只会遮蔽我们的认知力\"。这里存在着西方与反西方的对立图式。甘阳还认为王绍光的主张\"明显秉承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亦即强调国家具有市场无法取代的诸多重要功能。他同时也强调，国家能力的有效使用有赖
于国家的民主化，亦即以普选制等手段取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王绍光的自我定位似乎与此有些微妙的不同，他对多党之间的选举（程序民主）的意义持否定态度，说\"民有、民享、民治意义上的民主可以在一党制下实现\"；不言而喻，这种预设前提的做法势必导致某种形态的差别选举，与普选制所设想的普遍的平等选举权（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相去甚远。这里存在着两党制或多党制与一党制的对立图式。希望两位在适当的时候能就这些矛盾之处进行一下澄清，免得引起误解（似乎\"新左派\"经常抱怨人们误解了他们）。
正因为\"新左派\"的内部存在着如此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应该指出，过去那种千篇一律贴标签的做法确实是过于简单化了（顺便说明一下，我在这里仍然借用\"新左派\"、\"自由派\"的习惯说法，只是为了行文的简洁方便，丝毫没有在政治上给有关人士贴标签、扣帽子之意）。另外，这种不同也提示我们对\"新左派\"的许多主张不仅要作定性分析，而且要作量化比较的分析。实际上，争论的双方也只有通过确认各自的意见在程度、距离上的差异，才能把\"或此或彼\"（either-or）的表述转化成连续性的（continuous）函数关系表述、把一个\"或有或无\"的零和游戏转化成\"或多或少\"的调整机制，从而才有可能为超越党争、形成共识创造适当的思想条件，而甘阳和王绍光的上述文章恰好为\"自由派\"寻求建设
卸妆油哪个好性对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conversation二当代欧美政治思想上的对立的主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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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论点，我们还有必要再进一步分析甘阳和王绍光都在强调的美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或者说\"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之间的对立以及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动向。
圣诞快乐翻译甘阳以\"自由左派（自由派）\"与\"自由右派（保守派）\"的对峙格局来描述当代美国的精神世界，恐怕并没有揭示出历史演变的真正实质。的确，所谓\"保守派\"是相对于英国十九世纪以后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美国新政以后的\"自由派（liberals）\"而言的，由于\"保守派\"坚持英国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大力提倡消极的自由、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派\"所承认的国家干预，所以又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在这个方面，甘阳的许多具体的论述并无大错。但是必须注意，无论是\"自由左派\"还是\"自由右派\"，都是拥护作为欧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一核心的。所谓\"自由主义\"，最根本的理念是主张个人具有自主性人格，因而是平等而自由的；为了使自由的个人在对等的条件下得以共存，必须保障个人的各种权利一方面不受国家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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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真正与\"自由主义\"对峙的，过去是共产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现在主要是\"新左派\"以及\"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对于自由主义而言，最值得重视的挑战恐怕是来自社群主义的。后者的矛头指向个人主义的社会原理，要求现存的经济政治体制整体进行一次180度的大转弯；并且试图以共同体内的自治机制来改变进而取代现代法治国家的权力结构。如果进一步分析社群主义的思想渊源，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大理论支柱：一个是\"民族（国民）主义（nationalism）\"，强调民族国家这个大的社群，另一个是\"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强调民族国家内部的小的社群以及地域性知识。其实，在许多场合，文化多元主义很容易变质为种族主义或者少数族群主义，特别是在偏激的\"本土化\"口号的催化作用之下，很容易诱发民族净化（例如南斯拉夫的局面）或者民族分裂（例如台湾的局面），因而需要通过超越少数族群的民族（国民）主义或者个人（自
由）主义加以整合。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这是在考虑政治共识问题时最重要的三种价值取向。
民族主义有不同的形态，其中某些类型，例如\"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和”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与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是相洽的。因此，对于自由主义体制来说，最棘手的挑战与其说是来自民族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也许正好相反，自由、民主需要通过与民族主义的国家建设结合才能在中国扎根），毋宁说是来自变质的、偏激的\"文化多元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自由主义总是导致文化多元主义（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主张反对文化多元主义以及\"本土化\"），而文化多元主义反过来却很容易使自由主义在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丧失其公共性。我们知道，缺乏公共性的自由主义难免要滑向无政府主义。在此，不得不向王绍光指出一点：根本不是\"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政治自由派\"--要\"消解国家\"，恰恰相反，倒是偏激的\"本土化\"口号包含着消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性基础的契机。另外，亚洲的某些独裁政治家往往把\"文化多元主义\"作为维持旧体制、抵制现代国家建设的挡箭牌这一事实也是很好的旁证。
三应该怎样认识自由主义体制的困境与出路？
blued是什么迄今为止，自由主义体制的确不断受到了各种挑战。例如，来自阶级对立（主要是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挑战，来自社会福利要求（主要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干预主义对辉格党式的夜警国家论）的挑战，来自国际关系平等（主要是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挑战，等等。但是，自由主义体制的最大危机在于：其内在矛盾使它在利益团体民主主义的政治过程中、在文化多元主义变质的过程中逐步丧失了公共性基础。为了恢复公共性，社群主义应运而生，形形色色的集权主义也乘机起哄。但这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自由主义体制的公共性危机。苏联东欧解体之后，福山等人认为自由主义体制的对手倒下来就意味着自由主义体制的最终胜利，这种看法当然是很浅薄的。\"新左派\"认识到自由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以及公共性危机并未自动消失，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有人因此推论自由主义体制的各种对立面--社群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里必然存在着什么灵丹妙药，这又是另一种浅薄。
在中国对自由主义体制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似乎有必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voiceofamerica第一、与其他体制相比，自由主义体制是较好还是较差？是否存在一个足以取而代之的成熟的制度模式？王绍光曾经引用赫叙门（Alberto O.Hirschman）的话来批判美国把第三世
界国家变成了模型构筑者的游戏场。比较法学家梅里曼（John H.Merryman）也指责这等于是拿别人的钱来赌博。两者的说法都有一个共同假设，让回旋余地较小的第三世界国家来承担为寻找新的国家体制范式而进行社会实验的风险责任是不公道的。可是，有的\"新左派\"（例如崔之元）在所谓\"制度创新\"方面的主张不正是在迎合各种新潮的模型吗？是不是有那么一点自愿掏钱给他人赌博的味道？如果中国不愿意成为模型构筑者的游戏场的话，那么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维持自己现有的体制不变或者只做微调，要么在现有的其他体制中选一个比较起来最好的、最有普遍性的作为样板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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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太多、多元化太过分而导致公共性丧失，还是国家权力太缺乏限制或者社群集体主义太有力而导致个性压抑、以致公共性变成了无源之水？是应该首先通过本土化来纠正\"食洋不化\"偏向还是应该首先建立开放的心态来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投票率过低固然说明程序民主有其不足，但是在中国，问题不是缺乏投票的意愿，而是缺乏投票的机会；两害相权孰为轻？按照王绍光的设想，在一党制之下，可以超越程序民主的局限性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如果真的能实现当然很好，可是，在他所设想的那种一党制中，当家作主的人民能够追问一下党和人民的主从关系吗？那个党又如何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有资格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代表人民？正是在这里，起决定
性作用的不是基本原理（fundamentals）而是具体的制度安排。
第三、自由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能否得到缓和或者解决？在该体制下，过去是怎么形成公共性的？危机是怎么形成的？克服危机的方式、方法是否可行？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注意到罗尔斯关于\"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的理论构思以及旨在超越个体的藩篱的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的改革，其中程序正义和法治仍然得到坚持甚至进一步的强调。为什么\"新左派\"只热衷于批判中国\"自由派\"--特别是\"经济自由派\"--当中的某些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对主张\"不是消解国家而是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的大多数意见以及当今自由主义体制的种种发展则避而不谈呢？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考虑，我认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要武断地否定自由主义体制，而是要根据现实条件来逐步建立、健全以及改善这一体制，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包括统一、法治、民主等方面的制度化）。至于那许多新潮的模型，我们应该仔细研究，可以吸收其中有益的建议，但不必急于在整体上去做\"模型构筑者的游戏场\"。
四退出概念游戏，回归常识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