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7月 Vol.30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y 2008
────────── 收稿日期:2008-02-21 作者简介:闫唯(1983-),女,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 35 -
从新感觉派小说看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中的
异化主题
闫 唯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1682
damnit摘 要:新感觉派,这个孕育于上海都市的小说作家们就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个物的丰盛的都市中的异化的泛滥与浸染,在他们的小说文本中揭示了三十年代上海都市生活的深层文化内涵。
关键词:新感觉派;上海;都市文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8)04-035-03
The Alienation in the 1930’s Shanghai Metropolis Culture Revealed
from the New Sensation School Novels
YAN Wei
(Chine Colleg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New Sensation School, which developed in shanghai had captured this alienation’s invation, and thenrevealed the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urban life in Shanghai in 1930’s
Key words: the New Sensation School; shanghai; urban cultural; alienation
与领导沟通的技巧30年代,上海。“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的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NEON 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1]
茅盾在《子夜》的开头就似乎透漏了一个矛盾的信息:这个城市虽然可怕,但依然放射出她无穷的能量。几个英文词显然暗示了这所城市现代性的到来。确实,此时的上海已然成为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东方巴黎。而随着各地商品和富人涌入上海,上海“将来一定会升作第一,就是第一位专门消费的大都市”[2]。都市,是新感觉派作家赖以生存的时空背景,而上海无疑是这一背
景中最璀璨的明珠。从旧时代直接触摸到现代的西方文明,在落后的传统农村的包围中,上海这个大都市是一个交织着神话与梦魇的梦幻体:一方面是物质的无限富足,生活方式的新潮与刺激,另一方面是物质的泛滥所带来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以及人自身的矛盾与分裂。“我们身上任何被异化的东西都不会就此落进一个无动于衷的循环,一个我们能自由面对的外部世界中——在那里我们仅仅由于对
每一次剥夺的占有而痛苦,但在我们的私人领域中仍然能找到我们自己,并且我们的存在深处完整无缺。不,这是用来安抚良心的谎言,其中灵魂脱离了世界。异化要走得远得多。我们所离弃得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摆脱它。物品会进行报复。”[3]新感觉派作家们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中,一面迷恋都市物质生活的快捷与消费的快感与刺激,而同时作为受过高等家教育和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又深深体会带了现代化消费社会所带来的诸多残酷,在他们的笔下的人物与社会场景中旧深刻折射初了他们对都市文化的思考。
一、异化主题之一:人与物的关系的异化
“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他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是我们自己。”
[3]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我们不再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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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围。这种转变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索独有的现象,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新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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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新兴的消费文化所带来的变化,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揭示了物的时代中人与物的异化。
在新感觉派的文本里,活跃在消费场所的男女几乎都是充满物欲的“恋物狂”。在《上海的狐步舞》中,穆时英用“天边一道虹下飞着的乌鸦”来比喻女人跳舞的腿,人变成了苍蝇或货物,“交通灯一闪,扁涌着人的潮,车的潮,这许多人,全像没了脑袋的苍蝇似的”,“电梯十五秒钟一次的速度,把人货物似的跑到楼顶花园去”。在刘呐鸥的笔下也不乏这样的比喻,“市内三大怪物的百货店就在眼前了”,《方程式》中“机械的电梯有时却也会不动的,那是密斯脱常觉得……这么大的楼腹内的这条直肠忽然闭塞起来,简直比大便不通更使人郁悴”。诸如此类的描写在新感觉派的文本中俯仰皆是,将物质文明
对人的物化做了很好的揭示:见物不见人,世界是物化的。人被物所牵引并不仅仅止于迷恋而已,而是进一步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穆时英的《骆驼,尼采者与女人》时这样一篇有典型意义的文本。一位自认为尼采主义者的布尔乔亚,带着沉重的灵魂游荡在回力球场﹑舞厅﹑酒吧﹑咖啡馆等公共消费场所。在一家异国情调的咖啡馆里见到一位摩登女郎不规范的喝咖啡方式和粗俗的抽烟方式时,把她当作异教徒,想用他的那一套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来教导她,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女子教了他373种烟的牌子,28种咖啡的名目,五千种混合酒的成分配列方式。文本结束时,自诩尼采主义者的男子觉得女郎的绸衫薄了起来,一种原始的热情从下部涌了上来,朦脓地想也许尼采是个阳痿患者吧。在这个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消费文化面前传统地知识分子形象得到颠覆,他们在传统精神生活方式和现代消费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中表现出一种焦虑和矛盾甚至是坠入其中同流合污的心态。“消费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逆退的。”[3]在消费社会中,没有目的性,没有目标,社会的唯一特点是思维的缺席以及自身视角的缺席。于是,在穆时英把“像骆驼般背负沉重的灵魂”转换成“骆驼牌香烟”的隐喻里,我们看到追求“纯粹愉悦”的精英文化受到追求“感官愉悦”的消费文化的严重威胁,“人们安然浸泡于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凝视中,不再有精神和现实的分裂,因为公众不再需要灵魂和真理,他们满足于美的消费和放纵——这是拉平异同,深度消失的状态,一种不需要反思,不再分裂更无所谓崇高的状态。这是消费文化逻辑的真正胜利”[3]。
“要不要来看看我的‘飞扑’。六缸的意国制的一九二八式的野游车。真正美丽,身体全部绿的,正和初
夏的郊原调和。它昨天驰了一大半天,连一点点吁喘的样子都没有,你说可爱不可爱?”《游戏》中女主人公谈论起汽车这种高档消费品完全是个“恋物狂”的口气。新感觉派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不少在消费文化中生存的男女,从这些男女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可以管窥30年代上海的消费社会的一些特征:人的物化。在以上的两个文本中,女主人公都狂热的追逐汽车这一体现速度和魅力的都市商品。这种女人和汽车的并置暗示了这个城市的节奏就是现代女子更换男友的速度,就是现代女子对风驰的赛车的热爱:一时的场景一时的罗曼史,一个充满飞车和短暂邂逅的都会,汽车就像火车一样作为一个速度的商品显然是现代性的物质表征。而同时新感觉派作者对汽车的大肆铺叙也泄漏了其对它的物质价值——金钱和象征价值——速度的迷恋。这种迷恋一方面表现了在消费社会中由于物品的快速流通金钱财富的不稳定而生长出的极度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物的特征已经深刻影响了人的行动思考,甚至取代了人本身的行动思考方式。物的力量压倒了人的主体性。人与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非但不满足于物质享受,而且力图摆脱物的舒服追求更高的境界。而在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非但把物质需要当作自己的最基本的需要,更成为物的奴隶。
除了人的物化,在新感觉派的笔下,城市景观也不再是单纯的景观了。在穆时英的小说里,城市景观无疑成了不可或缺的主角。在他的两篇最著名的小说——《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和《上海的狐步舞》中,动作的中心场所舞池都是以城市的场景为框架的。如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有这样一个由霓虹灯广告和广告牌组成的场景:“一只巨大的蓝色高跟鞋,一瓶流着红色葡萄酒的大酒瓶:‘请喝白马鸭的英文
牌威士忌酒……吉士烟不伤吸者咽喉……’”“亚历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商,德茜音乐铺,朱古力糖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尔顿旅社……”,在这个故事里,这些店铺出现在舞厅之前,似乎又是这些招牌把人群引入了舞厅,每一个角色都在某个星期六的晚上汇集到一个叫“皇后”的夜总会里,彻夜地跳,至少暂时把烦恼抛诸脑后。于是,广告牌和舞厅这些都市景观诱引着迷惑着并最终挫败了观众。穆时英让他的一大群角色都受制于景观,而此时景观才是他最终的小说主人公。“跑马厅屋顶上,风针上的金马向着红月亮撒开了四蹄。在那片大草地的四周泛滥着光的海浪,慕尔堂浸在黑暗里,跪着,在替这些下地狱的男女祈祷,骄傲的瞧着这位迂牧师,放射着一圈圈的灯光。”[5]“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 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地姑娘们白漆腿地行列。……沿着那条静悄的大路,从住宅区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的,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女的灯光。”[5]这些景观都带着欲望的印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建筑物或人类创造的对象物了,他们是“物化”的人的欲望的投射物和欲望的象征。
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
都市的消费性导致金钱成为人们交往的衡量标准,“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6]。诚如《梅雨之夕》中
凯莉日记电视剧闫 唯:从新感觉派小说看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中的异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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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之间都用一种不信任的思想在交际着。”在穆使英的《PIERROT 》中,父亲和母亲把子女当作摇钱树“还是把培植他的那些钱,那些心血放在银行里面,到今天倒也可以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在金钱物质面前,血缘亲情不堪一击。
亲情尚且如此脆弱,那么爱情呢?在新感觉派的文本中爱情已经不复神圣与美好,取而代之的是性爱,而性爱也脱下它圣洁的外衣,沦为带来快感的消费品: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中八篇小说全以性爱作为描写重点。上海摩登女郎移光,游移于浪漫伤感型情人与实用功利型新郎之间的三角情爱,被移光处理成一场游戏:一边享用着富有的新郎送的跑车,一边与情人交欢,让自己“贞操的碎片同时也像扭碎的白纸一样”坠落。在移光的心里,性爱,并不只属于婚姻,而只是作为日常消费中的某种环节。风景中的那位少妇旅行的目的本来是与丈夫团聚却在高速火车的旅途中与陌生男子完成了一次疯狂的野和,她所追求的只是快感而已。这些女主人公自由而大胆的性爱体现了物质丰盛时代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消费性快感这一特征。在消费主义时代的上海都市中,性欲望已经成为某种商品,从爱中脱离,堕落成纯粹享乐性的消费。
三、自我的异化
“异化的人决不只是一个衰竭了,贫乏了但在本质上仍完整如故的人——而是一个颠倒了的人,变成了
恶,变成了自己敌人的人。”[3]金钱的逻辑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人之间信任真情的纽带被撕扯殆尽,被与华成纯粹的金钱关系。现代人无法在都市现实中找到理解和爱,每一个人都难以与他人沟通,在精神上陷入无穷的孤独与无助中。“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是说,并不必然的要显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的。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生活的苦味越是尝得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的钻到骨髓里。”[7]新感觉派小说中很多作品的主人公是舞女或水手,他们没有归宿,没有温暖的慰藉,被生
活抛出快乐轨道,是处于都市生活中的陌生人,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戴着快乐的面具出入于夜总会、舞厅、赌场,寻欢作乐,醉生梦死。但是短暂的欢乐无法将他们从孤独和漂泊中解脱出来,他们仍然是空虚和寂寞的。穆时英笔下的黑牡丹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孤独者:“譬如我,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汽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那么深深的浸在奢侈里,抓紧着生活,就在这奢侈里,在生活里疲倦了。”(《黑牡丹》)
在物的盛宴中,新感觉派笔下的现代都市人一面戴着快乐的面具纵情声色,一面有着无尽的空虚与寂寞,这种表象与内心的人与自我的分裂是都市人在面对现代化时难以排遣的梦魇。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具备了一个现代都市社会的特征,而在这个都市中人们一边享受着物的盛宴,享受着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刺激与新鲜,另一边却在不知不觉中被物尤其是被金钱所奴役,成为物的奴隶,被物所异化。于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新感觉派小说对这个异化的主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诚然在刻画人物的丰富性上新感觉派有其局限性,但这种局限若是看成是作为现代性所带来的人性物化的结果也未尝不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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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欧梵.上海摩登——―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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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 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A].穆时英代表作[C].北京:华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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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7] 穆时英.公墓•自序(影印本)[M].上海:上海书店,1988.the reader
(责任编辑、校对:张东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