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52条强制性规范反思——目的解释与利益衡量双重视角

《合同法》第52条强制性规范反思——

目的解释与利益衡量双重视角

作者：牛安琪

来源：《法治研究》 2019年第4期

牛安琪

摘 要：我国《合同法》第52 条第5 项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后果，然而司法实

务运用过程中却举步维艰。随着《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相继出台，似乎为居中裁判的法官指

明了方向，但司法实例表明现实应用并非学理想象的完美。诚然，法律制定得多么天衣无缝，

它终归是一套汇集人类法治思想显现于文字的逻辑系统，且必须和纷繁庞杂的社会与时俱进，

法解释学技术犹如医学上的技术，针对特定的法规对症下药，为特殊疑难案例提供药方。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官不得不对具体强制性规定进行法律解释，与之相关的司法解释

也面临着再解释的尴尬局面，文章从法律解释的文义解释出发，以目的解释为终点，结合利益

衡量方法，通过分析具体案例对强制性规定进行实效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合同法》 强制性规定 法律解释 目的解释 利益衡量

我国《合同法》发布和实施于1999 年，其中第52 条第5 项为法官裁判强制新规定的合

同效力影响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法律无法周严详实的覆盖社会生活的林林总总，那些法律规

定自身相互矛盾、含糊不清、时过黄花等漏洞逐渐暴露于司法裁判中，法官作为主持正义的居

中裁判者必须在模棱两可的边缘作出选择，自由裁量有时难免偏颇，但这是法官必须接受还要

面对的境况。因此，法官必须借助某种技术（包括法律解释、剪裁事实、“空隙立法”、重新

界定概念乃至“造法”。①）对法律进行适当“修剪”以求作出公平正义的判决。法律解释无

疑是众多技术中的优选，对具体强制性规定进行法律解释，包括对法律进行法律解释，甚至对

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再解释。法律解释的目的是在事实和规则矛盾之时发挥磨合作用，在二者之

间重建舒缓平滑的关系。就强制性规定而言，有的案件天然吻合部分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解释释

义，少部分疑难复杂案件处于事实和规则的摩擦地带，法官需要进行法内外的利益权衡。本文

欲通过司法实务初探结合法律解释学理分析为现实应用提出建议。

一、我国强制性规定相关司法解释适用的现状

《合同法》第52 条第5 项（下文简称“强制性规定”）依旧是现今的学术热点，其引发

的学理讨论和司法争鸣仍在继续。强制性规定既不像其他条款一样非黑即白言之凿凿，也不像

有些条款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相比之下它是一款比较中性的条款，法官无法适用《合同法》第

52 条第5 款作为直接违反的法律依据，只有违反具体的法律、行政法规才能得出合同无效的

结论，为了探究强制性规定在司法实务中的应用现状，笔者通过时下权威的司法数据库无讼案

例查阅，（由于案例数量之庞杂，笔者选择法院审级较高，纠纷相对复杂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

时间限定为2010 年至2019 年，关键词限定为“强制性规定”，审理法院为“”，

审理程序为“二审”和“再审”，文书性质为“判决”，共检索到1257 篇案例，剔除二审和

再审重复的判决最终得到案例857 篇。大多数案例判决结果显示，强制性规定的立法意图主要

在于行政管制的现实需要，警戒契约当事人交易过程中的言行举止，规制交易的法律行为，从

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契约当事人主体自由意志和权利。涉及强制性规定的案件中虽然法官判决合

同有效远多于合同无效的案例，但是合同无效判决有三点突出问题：第一，强制性规定在司法

实务中“大材小用”，判决文书出现“当事人之间签订的《xxx 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且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字样的占本次

检索案例的五成还多，强制性规定犹如机械裁判的工具却显得毫无应有的法律价值，丝毫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