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关于醉驾是否入刑的问题

如何看待关于醉驾是否入刑的问题

如何看待关于醉驾是否入刑的问题

喜忧参半：治理酒驾局面复杂

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醉驾入刑一年来，查处的酒驾、醉

驾数量大幅下降，全国平均降幅超过四成。北京、上海这样的

大城市，较上年同期更是下降了50%、70%以上，刑法修正案

(八)的震慑和教育效果明显。

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也随之下降。据统计，2011年5月1日

至12月31日，全国因酒驾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22.3%;

今年以来截至4月20日，该指标下降了28%。

“醉驾入刑一年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逐

渐深入人心。”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说，

“这是一个艰难而巨大的转变，是国家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然而，根深蒂固的酒文化，决定了治理酒驾、醉驾不会因为刑

法修正案(八)的实施而一劳永逸。不久前披露的一份研究报告，

就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

这项名为“改善中国酒驾与超速驾驶的法律”的研究，由清华

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领衔完成，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提供了

帮助。

研究报告说，醉驾入刑一年来，酒驾司机逃避酒精测试的现象

更加频发。被查获后，有的紧闭门窗，躲在车内长达几个小时;

有的停车后立即狂饮一瓶矿泉水;还有的声称患有传染病试图

吓退交警。人顶包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车内有其他乘坐人的，

酒驾司机会当场换人顶包;没有他人的，则会寻各种理由推

诿，等待来人为其顶包。

更让人担忧的是，为了逃避处罚，一些酒驾司机强行掉头、冲

卡甚至暴力抗法。常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支队长朱志星说：

“醉酒逃跑、强行冲卡行为发生率大幅增加，直接威胁民警和

公众的人身安全，极有可能导致重大交通事故。”

余凌云认为，出现这些现象，原因在于治理酒驾的配套法律法

规过于“粗犷”。如逃避酒精测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属

于“阻碍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处罚仅仅为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并可500元。再比如顶包，法律对此并

无规定。

“立法应当更细致、具体，使处罚的威慑作用最大化。”余凌

云强调，应该修改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加大对各种对抗检查、

执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并非一律入刑：免刑案例相继出现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一年来，“醉驾是否一律入刑”的讨论无

疑最具争议。

2011年5月10日，副院长张军表示，虽然刑法

修正案(八)规定追究醉驾的刑事责任，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

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

为是犯罪。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不应认为只要达

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张军的表态代表了最高司法机关的意见。在这之前，最高法院

已经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慎重稳妥处理醉驾犯罪案件，

避免不加区别，一律入罪。

一年间众声喧哗，但随着时间推移，最高法院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认同，特别是学术界的支持。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

法学院院长赵秉志在其编著的《“醉驾入刑”专家谈》一书中

表示，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的具体体现，分则要接受总则的指

导和制约，不能与总则相抵触。“醉驾不能一律入刑”正是承

认刑法总则效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应有之义。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众对醉驾行为

的愤怒和非理性的情绪转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

力，就在于能够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保持严谨的推理和清醒的逻

辑。”赵秉志指出。

2011年6月3日，全国首例醉驾免刑案在新疆诞生。人到中

年的司机王某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第一个“幸运者”。

当天，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法院判决王某犯危险驾驶罪，免

予刑事处罚。免刑的理由是：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

83.06毫克，超出醉驾标准不多;在深夜11点、路上行人较少

时醉驾，社会危害性较小;被查后认罪态度较好。综合各种因

素，法院认定此案“情节轻微”。

此后，重庆、湖北、广东等地相继出现醉驾免刑的案例。免刑

的主要情节大同小异：醉酒程度较低，未造成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认罪态度较好。

同样是酒驾，结果却不一样，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讨论。

量刑不均：亟待出台司法解释

醉驾不一律入刑，那么究竟哪些情形下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尴

尬的是，目前尚没有一个权威、统一而具体的判断标准。

记者发现，一年来，醉驾犯罪案件量刑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比如，北京、杭州等城市，已判决的醉驾犯罪案件实刑率分别

达99%和95%以上，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只有极少数的醉驾司

机被处以缓刑或者免刑。

但在广州，据南方日报报道，从去年5月1日至10月10日，

全市法院审结的50起醉驾案中，18人被判处缓刑，2人免于

刑事处罚，适用缓刑案件占已判决案件的36%。去年第四季度，

广东全省醉驾案件的缓刑与实刑之比已超过1：1。今年3月，

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赴广东对醉驾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

另据检察日报报道，去年5月到今年2月，合肥市庐阳区检察

院办理了27起醉驾案，在已判决的25起案件中，被告人均被

适用缓刑。

事实上，人们对醉驾不一律入刑的最大质疑，在于这为法官提

供了自由裁量空间，尤其是缓刑、免刑判决的出现，有可能受

到人情和特权干扰。这种疑虑不无道理。

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今年初在一次会议上坦言，现在确

实有选择性司法、执法的情况，导致有些人逃脱处罚，降低了

刑法的威慑力。

“到目前为止，醉驾在何种情形下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还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判断标准，这显然是一个罪与非

罪的模糊地带，需要最高法院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杜绝刑法

适用的模糊性。”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

宪权的看法，也是社会各界包括一线办案法官的共同呼声。

记者获悉，最高法院正在对全国的醉驾案件进行调研，酝酿出

台相关司法解释。

刘宪权表示，制定司法解释，要考虑醉酒程度、醉酒原因、醉

驾的路段和次数等因素来综合认定。

社会合力：拒绝酒驾从被动变主动

醉驾入刑一年来，公安机关保持“零容忍”态度，高强度查处，

检察院、法院的工作量也大幅增加。专家指出，治理酒驾、醉

驾，应该发扬社会自治精神，形成合力。

“治理酒驾，单凭公、检、法三部门的力量，在实践中往往捉

襟见肘，因此，可以考虑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

余凌云说。

他建议，首先，餐饮、酒吧等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开展酒驾危害

的宣传活动，通过服务员、保安的及时提醒、劝阻，让顾客

“喝酒不动车、动车不喝酒”;其次，鼓励发展代驾服务，或

者与出租车行业合作，制定代驾的行业规范，建立快捷的代驾

纠纷解决机制;第三，在酒驾鉴定、醉酒者救治等方面，政府

可以与红十字会、医疗协会等方面合作。此外，提倡大力发展

志愿者服务，让中小学生都来宣传酒驾的危害。

余凌云认为，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既能挤压酒驾

的生存空间，也能使拒绝酒驾的观念得到更有效的传播。

“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处于转型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候，是

制度建设重要，还是更新观念重要?我认为，观念和制度同等

重要，应该齐头并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告诉

记者，治理酒驾的根本出发点是尊重生命、保障生命权这项最

基本的权利。“重视制度的同时，也要重视生命权观念的培养

和传播，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