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总则》中意思表示解释的规则及意义

我国《民法总则》中意思表示解释的规则及意义

我国《民法总则》第142条以意思表示是否有相对人为标准，对意思表示解

释的目的和规则作了规定，但没有设定“错误的表示无害”这一例外情形。我国以

往司法实践中未能重视意思表示解释的优先地位，没有认识到意思表示解释是判

断合同等双方法律行为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意的必要“前置程序”，而判断是

否构成意思表示错误应遵循“解释先于撤销”原则，考察表意人主观的表示意义与

可归责的表示意义是否一致。我国《合同法》第61条的一部分及第125条应该

被《民法总则》第142条替代，但《合同法》第61条中作为漏洞填补的规范仍

然有效。

标签：民法总则；意思表示解释；合意；意思表示错误

我国《民法总则》第142条规定了意思表示解释的规则，以意思表示是否有

相对人为标准对解释的目的进行了区分。考察我国司法实践，会发现法官大多并

未重视意思表示解释制度的作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案例都缺少对意思表示解释

的必要运用，很多本属于意思表示解释领域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揭示，以此为基础

的对合意与否及意思表示错误的判断就必然缺乏分析依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之一是我国《民法总则》出台之前的法律中欠缺关于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关于意思表示解释的规定，《合同法》第61条、第

125条规定了针对合同的解释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否能够扩张适用于其他意思表

示问题不无疑问。同时，法学理论界对意思表示解释的地位和功能尚未作出与其

重要性相适应的理论建构，关于国外意思表示解释理论的介绍性成果不在少数，

但很少将该理论用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因而司法实践难以获得理论指导和

支持。本文从意思表示解释理论及我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入手，结合我国司法

实践中的典型案例，阐明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及其对判定双方法律行为中的合

意、重大误解等的优先适用和基础地位，厘清《民法总则》第142条与《合同法》

第61条、第125条之间的关系。

一、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

在对于一项意思表示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需要首先通过意思表示解释查明该

意思表示究竟是否存在及其具有何种法律上的含义。①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意思

表示解释的目的有两层：一方面是为了查明表意人的主观意思。如《德国民法典》

第133条规定：“意思表示之解释，应探求其真意，不得拘泥于词句字面之文义。”

该规定就旨在探究隐藏于外在表示之下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这被认为是主观解

释（或自然解释）方法。②另一方面是探究意思表示受领人所理解的意义。此种

情况下的意思表示解释站在意思表示受领人的角度，查明其通过适当努力可得而

知的范围。当意思表示是对不特定第三人、特定范围内的多数人、不确定的特定

相对人作出时，须探究该意思表示的一般或特定范围的交易上通行的典型意义，

以此对该意思表示进行解释。《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契约之解释，应斟

酌交易习惯，依诚实信用原则为之。”该规定从文义上看似乎只是针对合同的解

释（确定各种类型合同条款的内容），但根据德国法学界的通说和法院的实际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