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生二胎

二胎，生还是不生，是个问题

1、引子

2、背景

3、相关政策出台

4、社会反响及应对

引子：

安康怀孕7个月孕妇遭强制引产

简介：6月4日凌晨3时许，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三组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

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月的女婴。面对记者时，冯建梅痛哭流涕说：“我不是自愿

的，是他们几个人按着我的手，让我签字的！”

新华网消息，安康市政府认为，镇坪县曾家镇政府对冯建梅政策外怀孕实施大月份引产，违

反了国家及陕西省人口计生部门关于禁止大月份引产的规定，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交纳4万

元保证金无法律法规依据。曾家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在动员冯建梅终止妊娠过程中，违背

当事人意愿，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大月份引产的责任事件。

安康市政府责成镇坪县政府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对冯建梅给予生活补助，帮助其解决家庭困

难。依据《行政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安康市政府决定对以下

七人做出处分：

通报表示，根据安康市政府的调查，冯建梅实际出生日期为1989年12月25日，非农业户口。

而她在结婚登记时提供的出生日期为1985年1月21日，农业户口，与其实际情况不符。2012

年3月，冯建梅二次怀孕已3个月，镇计生办要求她迁移户口、补办二孩生育证，但她一直未

办并准备外出生育。曾家镇政府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劝说无果，6月2日，冯建梅被强行送往镇

坪县医院并实施了终止妊娠手术。期间，曾家镇工作人员曾向冯建梅及家属提出先交纳4万

元保证金，待冯建梅迁移户口并办理第二孩生育证后再退还保证金的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

均未予以回应。

6月4日上午，冯建梅丈夫的大邓吉梅在医护人员不在场时，将死胎从产房拿到病房拍照，

之后冯建梅的家人将图片上传互联网。

6月14日，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声明称已就安康市一名孕妇怀孕7个月遭强制引

产一事召开紧急会议，并派遣调查组前往安康市调查。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人民政府早前曾

回应称引产是征得孕妇冯建梅同意后，依法实施的终止政策外二胎妊娠术。不过，冯建梅的

亲友向媒体否认了当地政府的说法，表示冯建梅被镇政府索要4万元押金，家属无力满足，

才导致胎儿被强行引产。

悲剧重演

手术后的多数时候，冯建梅只是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不说话，莫名的头痛困扰

着她。

陕西强制引产事件处理结果你满意吗？

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的案件终于落下帷幕，当事人将获得7.06万元

补偿，这7.06万元包括一次性补助2万元、误工费和住宿费等。当事人邓吉元介绍，除了经

济补助，当地政府还承诺，将在乡镇召开会议，就他被诬为“卖国贼”而做出澄清。同时，当

地政府承诺，日后，若冯建梅因本次引产而再生大病，当地政府将尽力提供帮助。

其他案例：1、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案 杨忠臣和金亚妮是河北省昌黎县安山镇罗家营村的农民，

他们在2000年5月5日登记结婚。那一年，杨忠臣32岁，金亚妮20岁。符合中国《婚姻法》的

年龄限制规定，而且杨忠臣属于晚婚晚育。不过，杨氏夫妇在婚前已经有过性行为，金亚妮

未婚先孕，结婚时已经怀孕四个多月。2000年8月15日，杨忠臣到昌黎县安山镇计生办主

任邸卫军，请求办理准生证，并出示了头一天金亚妮在秦皇岛市第二人民医院的B超报告

单，金亚妮已经妊娠八个月。邸卫军当时答应按计划外生育给金亚妮补办准生证，但必须要

，杨忠臣表示同意。满以为自此天下太平的杨忠臣夫妇便安心在家养胎。他们没有想到，

眼看快要到临产期，突生变故。2000年9月7日晚，安山镇以及罗家营村的计生干部带领工作

人员突然上门。当时杨忠臣不在家，屋中只有金亚妮和杨忠臣的老母亲王旭荣。金亚妮被强

行带至昌黎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进行引产手术。当时胎儿九个多月，在母体内已经存活。

金亚妮被注射引产针后，胎儿死亡，但由于体积过大，两天时间内不能自行从金亚妮体内流

出，医生便将产钳探入金亚妮体内，将胎儿头部绞碎后取出。金亚妮身体由此受到巨大创伤。

身心俱损的金亚妮在引产手术后住院44天，但恢复情况并不理想。出院后，杨忠臣、金亚妮

夫妇四处求医问药。2001年8月6日，金亚妮在天津市中心妇科医院就诊后，医院开具

的诊断证明为“继发不孕”。此后在天津、北京的其他一些医院求治时亦得出

相同结论

2、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另外一位名叫徐先贵的妇女也曾在15年前的被强制引产，当时她已

怀孕8个月。

与她境况类似的女子在镇坪并不少见，多位村民称，怀孕六七个月被强制引产的事情“多

得很”。而早在15年前，就在镇坪县医院，一位年轻妈妈也伤心绝望地躺在病床上，甚至更

加糟糕——她被强制引产了一个8月胎儿，死婴躺在身边5天后才处理掉。

“落得一身病”，在鱼坪村村口，记者见到如今38岁的徐先贵，她伸出双手，手心是冰凉

的。但更痛的地方在心里，以至于刚张嘴，她的声音就梗咽起来。

15年前的腊月，怀孕8个月的徐先贵被计生干部从娘家拖走，晚上12点赶到镇坪县医院。

“医生两个手指在我肚皮上拼命一按，针就打下去了。”她形容，当时感觉“痛得要死过去了”。

与邓家情况一样，死婴是徐家第二胎，没有准生证。次日中午，死婴从徐的身体里剥落出来，

由于丈夫在外地打工，公婆年岁太高身体不好，等到5天后，徐的家人才赶来医院照顾，“没

有半个人管我，只有死掉的娃娃在身边”。

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

从 1949 年建国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中国人口发展随着中央政府及的思想转

变，同时受制于经济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人口盲目发展时期（1949-1962），过渡

时期（1963-1970），有计划发展时期（1971-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处

于恢复时期，百业待兴，各项事业都需要劳动力。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同志为首的中央政府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

法”，“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当时国家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如严格限制

人工流产，禁止绝育，奖励多生育的“英雄母亲”等，促进了人口的盲目增长。直到1953年，

随着第一次人口普查的进行，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同年中央政府批

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这是我国人工流产合法化的第一个法规。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1975年提出“要特别注意节制生育问题”。1979年中国政府

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中做了明确规定，确立了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国

务院在 2000 年下发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提出后十

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到 2010 年末，全国人口总数（港澳台除外）控制在 14

亿以内，年均人口出生率不超过 15‰；出生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

育龄众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普遍开展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初步形成新的婚育

观念和生育文化；逐步建立调控有力、管理有效、政策法规完备的计划生育保障体系和工作

机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在计划生育实践中，正在对自己的职能进行重新审视和定

位，工作目标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工作方式从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过渡。

2011年4月28日上午10时，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1号）。

我国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总人口 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 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3]共1339724852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4]为7097600人。

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5]为552300人。 台湾地区人口[6]为23162123人。

二、人口增长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1265825048人相比，十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长5.84%，年平

均增长率为0.57%。

三、家庭户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7]401517330户，家庭户人

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

人减少0.34人。

四、性别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686852572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280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五、年龄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

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

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

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背景：

现实：

在房奴和蜗居成为关键词的时代，“二胎”话题就像投入湖心的一颗巨石，常常能激起千层

浪。“一胎政策”在舆论支撑上已走到一个历史的拐点，支持放开“二胎”的人渐渐多起来。

呼吁准生二胎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老龄化问题，人口负增长、独生子女等诸多问题，已引起政府和社会、人口学家的关注，的

确得重新评估现有的一胎制

1999——

一是养老问题：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正在向老龄社会老人占总人口

的迈进，随着国人的寿命延长，未来家庭会面对一对夫妻抚养个老人的窘境，这个威

10%8

胁的确存在，但非中国式养老的核心症结，一味放大似有掩饰国家福利制度不完善、总体投

入严重不足之嫌。何况脆弱失衡的教育、医疗也难以承受孩子数量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

从经济角度衡量，就是劳动力红利即将终结带来的恐慌（劳动力红利就是说劳动力数量

多，也就是劳动力成本低，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的产品成本较低所产生的红利。

常用来说中国的情况），必须指出的是，现在红利没有终结，频发的民工荒完全是产业转型、

整体升级带来的结构性短缺，而且专家所言年后的危机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原地踏步

——

继续身处世界产业链最低端，靠劳动力比较优势赚取血汗钱，而现实的国内外环境，都在逼

使中国改变发展模式，因此未来对劳动力的第一要求不是数量而是质量。

今年年初，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

“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就达到了发达国家需要一百多年才能完成的控制人口目标”。

上海市统计局的信息显示，上海已连续9年人口全面负增长；沈阳连续8年城区自然

人口负增长；北京市4个城区连年人口负增长„„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

上的人口将达到3.54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最打动人心的是教育。

“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过去的这几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4，低

于通常所说的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1.8。独生子女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这

些小太阳都是家庭的中心，自我意识强烈，抗挫折能力差，心灵脆弱，一旦进入社会难以承

受竞争的重压。这都是事实。但假如应试教育体制不改，学校家庭社会对孩子的人格情感教

育变成空中楼阁，结果家里本来一个读书机器，现在冒出两个，甚至负担还会加重。

对二胎政策最欢迎的是两个体：

一是先富人，他们别说二胎，从个别人包养二奶的热情看，胎都能抚养，但在缺乏信仰

和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其后代面临未富先奢的危险，甚至是移民潮的先行军，导致社会资源

使用的不公加剧甚至浪费；

二是奉行多子多福哲学的广大农民兄弟，充满生子改变命运的冲动，但鉴于现在阶层分化加

剧，贫富差距拉大，贫二代上升通道越发逼仄，每年高考弃考人剧增，终演化成社会负担

的可能大增。

而真正应该为提升人口质量作出贡献的中产阶层却因承受巨大生活压力——房奴、卡奴、

孩奴集于一身，对二胎政策消极回避

另：《蛙》的一个场景令人揪心：七十年代末，作为妇产科主任的姑姑为了动员一个生过三

个女儿、怀了第四胎的女人去卫生院做人工流产，她被那个女人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而那

个女人则因为大出血而失去生命。

政策出台：

2012年二胎新政策是怎样的呢？2012广东二胎新政策。

广东：根据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符合以下8种情况可生二胎。

分别是：

（一）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或者第一胎双胞胎（含多胞胎）

子女均为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且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二）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含依法收养）两个以内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

（三）再婚夫妻，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者离婚协议确定未成年子女随前配

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四）再婚夫妻，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新组合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但该子女为残疾儿，不能成

长为正常劳动力，且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五）夫妻双方婚前均未生育过子女，婚后经县级以上医疗、

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子女后又怀孕的；

（六）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且只有一个子女的；

（七）夫妻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且只有一

个子女的；

（八）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只生育一个子女且是女孩的。

对再生育一胎子女的申请作出的批准，应当报上一级计生部门备案。

江西：江西省出台《特殊情况的夫妻申请再生育一胎的审批制度和程序》，根据这一制度，符合4大条

件的特殊夫妻，可以申请再生一胎。

陕西：2009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修订的《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有特殊贡献人员作出照顾

性政策：因保护人民财产安全、抢险救灾、见义勇为致残丧失劳动力者，烈士的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

胎子女。

吉林：根据吉林现行的《计生条例》规定，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再生育一个

子女：第一个子女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夫

妻双方均为一千万以下人口的少数民族；经县级以上医疗机构鉴定，夫妻一方曾患不孕症，收养子女后又

怀孕。夫妻双方为农村村民或者在农、林、牧、副、渔场从事承包经营并不再领取工资的原职工，生育一

个子女后，有下列情形之一，也可再生育一个子女：第一个子女是女孩；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男方到女

方家庭落户并赡养女方父母；夫妻一方的同胞兄弟妹均无子女，并不再生育的；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革

命伤残军人。

此外，再婚夫妻有下列情形之一也可再生育一个子女：夫妻双方均为农村村民或者在农、林、牧、副、

渔场从事承包经营并不再领取工资的原职工，一方无子女；夫妻一方为丧偶，另一方无子女；夫妻一方为

离异有两个以下子女，另一方无子女；夫妻双方各有一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

力。

由此引发的担忧及应对

担忧一：一旦二胎政策有一点放松，就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

实际上，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山西翼城进行着“二胎”试点。从目前来

看，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不但不高反低于全国水平，而且很多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

与翼城一并试点的还有：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三地。一批人口专家花了一

年时间对这些地方的生育形势进行实地调研，所有的成果汇集成一份名为《八百万人的实践》

报告。报告中写道，从1985年开始，翼城县政府推行二胎制。女性在24岁生第一胎，到

30岁左右再生第二个孩子。调研的数据很清晰地表明：放开二胎，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猛

增，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

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过去的这几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4，低于通

常所说的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1.8。很多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其实

并没有高过1.8。

同时，高房价、教育成本大大增加等因素，也让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未来的规划，变

得很纠结。很多育龄期女性虽像上文调查中一样，口头上说生两个娃娃最好，但现实中却选

只生一个。

山东省社科院2009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在济南市区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

后的经济成本是40万元。而且，子女成年后潜在的延伸成本更是难以估量。“同时，我们

在江苏省的调研也证明，即便二胎放开了，她们也是照样不生，这个地区的生育率比其他地

方都低。全国大规模的调查资料也都显示，一旦松绑，大规模的生育反弹是不太可能出现

的。”

应对：“有序放开”

从2010年开始，广东出台新政，取消了生育二胎的四年间隔期，允许大家自由挑选生

二胎的时间。对于具体措施，相关专家提供给记者一些资料，目前人口学者的共识是“有序

放开”——— 部分城市先试行，由目前的政策逐步平稳过渡到城乡女性年满28岁，都允许

生二胎。根据各地不同的二胎政策，放宽生二胎起始年龄，比如从33岁到35岁不等。

随后，每隔一年，允许生二胎的最低年龄下降一岁，到2015年在城乡实现年满28岁

女性都可生二胎。把生育权利完全回归于百姓。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放开“二胎”，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带来的人口大起大

落，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学界通常用人口抚养比下降来定义

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于2011年跌至谷底，中国的人口红利

期已经结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中国丧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就是人口红利期结束

的表现。

在专家看来，调整生育政策可缓解20年后的高度老龄化局面，使中国再次获得人口红

利。人口有一个规律，一旦错过好时机，就会导致无法弥补的后果。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上月底发布的报告《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这些学者建议，我国应实施“生

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

该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胎”。第

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胎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

行“一胎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

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人口学者们的观点就是，以后调不如现在就调。顾宝昌说，今后五年，是调整二胎政

策最佳时机。“如果等到5年、10年后才想到调整，与那时的老龄化严重和青年劳动力萎

缩重叠在一块，真是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担忧二：都市年轻人遭遇“二胎”生育困惑

对于是否生育“二胎”的问题，很多城市双独生子女家庭都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城市生

活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一个家庭很难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压力。作为十个月大孩子的母

亲，哈尔滨市民袁明虽然在决定生宝宝前已做好思想准备，“奶粉、尿不湿、保姆这三大项

支出每个月就将近3000元，再加上每月1000多元的房贷以及日常生活支出等，我和老公的

工资收入几乎是"月光"，有时只好向父母求援。”

事实上，我国双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二胎”的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陆续开始执

行。例如江苏省早在1990年颁布《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时，就已把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

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列入其中，只是当时多数独生子女尚未步入婚育年龄，此项规定并未发

挥过多作用。如今独生子女们的“二胎时代”来临，他们却又困惑起来。

除了经济负担原因外，独生子女一代的价值观和生育观与祖辈们相比也悄然变化：随着

我国养老制度的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不再根深蒂固；而比较关注个人发展的“丁客”

思想的渗透，也使得这一代年轻人“传宗接代”“子孙满堂”的思想逐渐淡化。

此外，还有一些家长担心，两个孩子能否都享受最好的教育，是否有那么多精力来培育

另一个孩子。一些家长则担心，一个孩子就业都难，再生一个还能到工作吗？

黑龙江省人口学专家、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宋杰表示，根据近十年的调查研

究结果显示，我国很多城市独生子女主动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高，虽然有逐年升高趋势，

但生育带来的困难又实实在在地摆在他们面前。

应对：树立正确生育观，理性看待“二胎时代”

对于独生子女遭遇的困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鸿扬认为，“80后”一代成长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精神世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如今已到而立之

年，却在离开父母走入社会后遭遇激烈的竞争和空前压力，在抚养子女时又感到力不从心，

使其内心产生严重不适。此外，他们将自身追求高品质生活和高消费的理念，强加到了自己

孩子身上，自然会感到身陷窘境。

黑龙江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李洪吉指出，年轻父母在抚养孩子时，应该根据自己

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骛远、盲目攀比，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长与未来，进行合理

规划，否则目标过高不仅“奴役”了家长，还“奴役”了孩子。

宋杰等专家表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是鼓励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家庭只生一个，更

不是鼓励一个孩子都不生；生“二胎”无论对于整个国家还是家庭个体都是利弊共存的，这就

需要人们树立正确的生育观，理性认识社会和个人的未来发展，有计划地生育。

“政府及社会各界也应该为都市年轻父母"减压"，从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加

大调控力度，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帮助他们摆脱生育困惑。”董鸿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