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南宋女儿的财产继承权

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南宋女儿的财产继承权

初晓旭

【摘 要】南宋时期,女儿的财产继承权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均得到了承认和

保护.虽然在古代宗法制下,由于女儿不具有宗祧继承权,使得其财产继承权受到很大

限制.但是,法律原则性地赋予了户绝之家与非户绝之家的在室女、归宗女和出嫁女

以不同的财产继承权限.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官们往往在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参酌

宗法伦理与儒家道义来灵活处断女儿的财产继承份额,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会综合

考虑血缘亲疏、被继承人意愿(遗嘱)、孝悌道德等因素加以衡量裁断,给予女儿相对

合理的财产继承权利.《名公书判清明集》所收录的关于南宋时期女儿财产继承的

相关判例即体现了古代情理法框架下,司法中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并存、法律与情

理并重的特点.

【期刊名称】《学术交流》

【年(卷),期】2012(000)002

【总页数】4页(P72-75)

【关键词】《名公书判清明集》;南宋女儿;财产继承权

【作 者】初晓旭

【作者单位】北华大学法学院,吉林省吉林市132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909.92

古代宗法制社会中的财产继承与宗祧继承密切相关，女子由于没有宗祧继承权，因

而长期在法律上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继承权。唐宋时期，随着法律对宗祧继承

和财产继承加以区别，女子的财产继承权才得以逐渐法律化。尤其是宋代，女子财

产继承制度愈加系统完善，且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达到了封建继承法律制度的顶峰。

本文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下文简称为《清明集》﹚所收录的涉及女儿财产继承

权的相关判例为主要参考资料，着力探讨南宋时期女儿的财产继承权。在宋代，女

儿依其自身的婚姻状况，可分为在室女、出嫁女和归宗女三种。在此需说明的是关

于赘婿的财产继承问题，由于赘婿的财产继承权的取得是以其妻的女儿身份为基础

的，因而可以视为出嫁女财产继承权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但基于其特殊性和复

杂性，笔者拟对其进行专门探讨，本文暂不涉及。

一、非户绝之家女儿的财产继承

有亲子或养子的非户绝之家，女儿的财产继承权主要体现为获得奁产。《宋刑统》

规定:“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1］南宋法律对此进一步加以完

善:“殊不思已嫁承分无明条，未嫁均给有定法，诸分财产，未娶者与聘财，姑姊

妹在室及归宗者给嫁资，未及嫁者则别给财产，不得过嫁资之数。”［2］一般来

讲，在室女在父母双亡、有兄弟承分家产时，其财产继承仅限于奁产，继承份额相

当于未婚兄弟聘财的一半，归宗女享有与在室女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关于上述判词

中提及的“未及嫁者”何指，学界观点不一，笔者倾向于“未及嫁者”是指已许配

而尚未出嫁者，介于在室女与出嫁女之间。对于“未及嫁者”，除嫁资外，可另给

一定的财产，但数量不能超过嫁资。出嫁女由于在结婚时已取得奁产，因而在父母

双亡而又有兄弟承分家产时无权再继承娘家财产。

尽管法律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非户绝之家女儿的财产继承权

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过遗嘱继承财产。在《子不能孝养父母

而依栖婿家则财产当归之婿》一案中，王万孙之亲子王有成不孝养父母，而由女儿

女婿为其“养生送死”，虽家有亲子，但王万孙仍通过遗嘱将家产均给予女儿及女

婿李茂先［3］。依法，子不孝养父母固然应受惩处，但王有成作为亲子的财产继

承权是法定的，王万孙通过遗嘱剥夺了亲子的法定继承权而将财产交付于女儿女婿，

法官裁定其遗嘱有效并予以保护执行。这说明，在特殊情况下，遗嘱继承有高于法

定继承的效力，而女儿即可通过遗嘱享有大于法定的财产继承权。无独有偶，在

《争山》案中，钱居茂也是在有亲子钱孝忠的情况下，通过遗嘱将山地给予女儿舍

娘和女婿牛大同。虽然钱居茂以“与女舍娘充嫁资”的名义将山地给予女儿，但立

此遗嘱时间是在女儿出嫁之后而非出嫁之时，法官吴恕斋虽认为此举“未为当理”，

但基于尊重当事人意愿和遗嘱效力的原则，仍判定遗嘱有效［4］。如此一来，舍

娘作为非户绝之家的出嫁女，在其父亡后，通过遗嘱继承了一定的娘家财产。另有

《遗嘱与亲生女》一案，曾千钧有亲生二女兆一娘、兆二娘，养子曾秀郎，千钧通

过遗嘱将部分家产给予亲生二女，官府承认此遗嘱的效力并在产生纠纷时对遗嘱的

执行加以保护［5］。与之相类似的是《女合承分》一案，郑应辰亲生二女孝纯、

孝德，养子孝先，“家有田三千亩，库十一座”，应辰在世时立有遗嘱，给予亲生

二女田各一百三十亩，库各一座。应辰死后，孝先欲占有全部家产，法官范西堂评

价其“可谓不义之甚”，裁定依遗嘱分配财产［6］。按南宋律法，养子具有与亲

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这两则案例均是家有养子的情况下，亲生女通过遗嘱继承财

产。

此外，《清明集》还收录了两则较为特殊的非户绝之家遗嘱女儿继承财产的案例。

一是《继母将养老田遗嘱与亲生女》，蒋森与原配有一子蒋汝霖，后娶叶氏为妻，

又生一女归娘，蒋森死后，叶氏将田业分作三份，汝霖得谷一百七十硕，归娘得谷

三十一硕随嫁，叶氏自收五十七硕养老。现叶氏将养老田遗嘱与亲生女，法官翁浩

堂认为于法不合:“寡妇以夫家财产遗嘱者，虽所许，但户令曰:诸财产无承分人，

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则是有承分人不合遗嘱也。今既有蒋汝霖承

分，岂可私意遗嘱，又专以肥其亲生之女乎?”［7］在此，笔者先要推敲一下

“则是有承分人不合遗嘱也”究竟是《户令》原文规定，还是翁浩堂据《户令》所

做的推断，学界对此也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从《清明集》所收录的相关案例判词来

看，应是翁浩堂据《户令》而做的引申推断，笔者较为赞同这一说法。因为若是法

律明确规定“有承分人不合遗嘱”，那么前文中所谈及的四则遗嘱继承的判决就不

能成立，既然已经成立并得以执行，且被《清明集》收录，说明律文中对此并未硬

性规定。此案中，翁浩堂之所以判决遗嘱与亲生女无效，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叶

氏作为寡妇，对夫家财产的处置权本就有所限制，虽然法律允许寡妇就夫家财产立

遗嘱，但蒋森之承分人蒋汝霖犹在，归娘已为出嫁女，且其夫为叶氏之外甥，若依

叶氏遗嘱，则蒋家财产分配不仅于法不合，且产业多归于异姓，于情亦不合。尽管

在南宋时期，遗嘱效力一般都会得到尊重，但似本案这般内容既悖法又悖情的遗嘱，

其效力是不会得到官府承认的。另一则案例《鼓诱寡妇盗卖夫家业》也是翁浩堂所

断，徐二无亲子，仅有一女六五娘，其后妻阿冯带来前夫之子陈百四，徐二之所以

未曾立嗣，是因为“盖阿冯母子专其家，不容立也”，徐二恐其死后家业归于异姓

﹙即陈百四﹚，因而虽妻犹在，仍立遗嘱将财产给付亲妹与女。按法:“诸财产无

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官给公凭。”陈百四并非徐二家业

之承分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阿冯作为徐二之妻，若能守节立继，依法是有权继

承徐二的大部分财产的，徐二将家产遗嘱给付妹与女，虽约定“将来供应阿冯及了

办后事”，但确实是剥夺了阿冯的财产继承权。对此，翁浩堂认为，在无承分人的

情况下，“今徐二之业已遗嘱与妹百二娘及女六五娘，曾经官投印，可谓合法”

［8］。该遗嘱在翁浩堂看来，与法、与情、与理皆相合，是以裁定遗嘱继承效力

高于法定继承，并对遗嘱执行加以保护。上述两则案例均由翁浩堂所断，但结果迥

然不同，一则有子在判遗嘱与亲生女无效，一则寡妇在判遗嘱与妹及女有效，可见，

南宋时期法官裁断此类案件往往是以法律为基础，参酌宗法情理，较为灵活地处理

财产继承关系。

二、户绝之家女儿的财产继承

户绝即家庭中无男性继承人，包括嫡庶子﹙孙﹚及养子﹙孙﹚等。养子，包括同宗

养子和异姓养子，乃被继承人生前所收养，南宋法律规定其在财产继承权上视同亲

子。有养子之家，夫亡之后，不为户绝。这一原则在《清明集》所收录的《立继有

据不为户绝》一案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吴琛在世时收养吴有龙为子，有龙虽非本

宗子，但依南宋法律规定，“异姓三岁以下，并听收养，即从其姓，听养子之家申

官附籍，依亲子孙法”。因而，吴琛死后，家有养子，不能算是户绝之家，其在室

女与出嫁女不能以“户绝分拨女分之拟”来分析家产［2］。南宋户绝之家考虑宗

祧延续立男性继承人有立继与命继两种方式。法律规定:“谓案祖宗之法，立继者

谓夫亡而妻在，其绝则其立也当从其妻，命继者谓夫妻俱亡，则其命也当惟近亲尊

长。”［9］基于户绝之家的不同情况，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户绝之家女儿

的财产继承问题:

1.真正意义上的户绝之家

被继承人无子﹙亲子或养子﹚，且死后既无立继又无命继的情况下，即为真正意义

上的户绝。宋代法律规定:“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

并令近亲﹙亲依本服，不以出降﹚转易货卖，于财并与女﹙户虽同，资产先别者，

亦准此﹚。无女均入次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者，

不用此令。”［1］可见，女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户绝之家法定第一顺位的财产继

承人，但由于女儿有在室、出嫁、归宗之分，其财产继承权限亦有所差别。

一般来讲，在室女的财产继承权要远大于归宗女和出嫁女。若户绝之家仅有在室女，

则法律规定，“诸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10］。如在《熊邦兄弟与阿甘互争

财产》一案中，熊资身死，其妻阿甘改嫁，仅有在室女一人，法官判熊资财产“从

条尽给付女承分”［11］。较为复杂的是《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

法》一案，判词曰:“……其曾仕殊一分家业，照条合以一半给曾二姑。今佥厅及推

官所拟，乃止给三分之一，殊未合法。大使司劄内明言:兴词虽在已嫁之后，而户

绝则在未嫁之先。如此则合用在室女依子承父分法给半，夫复何说。”曾仕殊、仕

珍、仕亮兄弟三人在仕殊在世时未分析家产，仕殊身死，仅有一女曾二姑，在其父

身死之时未嫁，仕珍、仕亮兄弟分析家产时，曾二姑以户绝之家在室女的身份，女

承父分，有权继承仕殊应分得家产的一半。法官胡石壁认为，在确定曾二姑财产继

承权限时，应以户绝时间为准，而不是提起诉讼的时间，因而曾二姑应继承仕殊所

得财产的二分之一而非三分之一。此外，“仕殊私房置到物业，合照户绝法尽给曾

二姑”［12］。由是观之，南宋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户绝之家的在室女，其财产

继承权可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女承父分，参与父辈兄弟之间的财产分析，有权继

承其父所得财产的二分之一;二是对于其父的私人财产，享有全部的继承权。

《清明集》并未收录户绝之家归宗女继承财产的判例。南宋法律规定:“户绝财产

尽给在室诸女，而归宗女减半”［13］，较之于北宋时期，归宗女的财产继承权

逐渐缩小。出嫁女继承户绝财产的条件就更为严格，较之北宋时期出嫁女不能继承

田产，从《清明集》所收录的判例可以看出，南宋时期出嫁女可继承的户绝财产中

已包括田产，但其财产继承顺位和继承份额仍排在在室女和归宗女之后。

2.户绝立继之家

南宋法律规定:“立继者与子承父分法同，当尽举其产以与之。”［2］即户绝之家

的立继子享有与亲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可以继承全部家产。因此，户绝立继之家，

女儿的财产继承权在法律上与非户绝之家女儿的财产继承权相同，即通过取得奁产

来实现其财产继承。原则上虽如此规定，但在实际上，也有灵活处置的情况。如

《出继子破一家不可归宗》一案，何纯忠在世时因图黄氏产业而“以子康功为黄氏

后”，岂料自己身死反而无子承继。为争夺纯忠继承人的身份，黄康功、何斗焕等

人互不相让，诉讼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何纯忠之家产，半为其女所抽拨，半

为其出继之子黄康功所典卖，而所存无几矣，……康功所生母杨氏，念其父之遗体，

与其亲女俱私自摽拨田业以与，以初意非薄康功也”。何纯忠之女在家有立继子斗

焕的情况下，将其父一半财产据为己有，且私自摽拨与出继子康功，与法不合。虽

然最终判决康功与斗焕均分现存家产，但何纯忠之女所得财产数额必不符合法律规

定，判词中亦未明确体现对其女所得财产数额进行变更［14］。

3.户绝命继之家

南宋法律规定:“准法:诸已绝之家而立继绝子孙，谓近亲尊长命继者。于绝家财产，

若只有在室诸女，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给之，若又有归宗诸女，给五分之一。其在室

并归宗女即以所得四分，依户绝法给之。止有归宗诸女，依户绝法给外，即以其余

减半给之，余没官。止有出嫁诸女者，即以全户三分为率，以二分与出嫁女均给，

一分没官。若无在室、归宗、出嫁诸女，以全户三分给一，并至三千贯止，即及二

万贯，增给二千贯。”［15］这就是说，第一，户绝命继之家若只有在室女，则

在室诸女可继承家产的四分之三，命继子继承四分之一。如在《处分孤遗田产》一

案中，解汝霖夫妇俱亡，仅遗幼女七姑和孙女秀娘，其侄解勤欲挟一幼子占据乃叔

田产，立命继子伴哥以承汝霖之业。法官范西堂在判词中言道:“今解汝霖只有幼

女、孙女，并系在室，照户绝法均分，各不在三千贯以上。伴哥继绝，合给四分之

一，其余三分，均与二室女为业。”［15］215可见，户绝命继之家的在室女依

然享有最高份额的财产继承权。第二，若家中既有在室女，又有归宗女，则命继子

可继承五分之一家产，其余五分之四由在室女和归宗女再依户绝法之规定，即归宗

女继承份额为在室女的二分之一的原则进行分配。第三，若家中只有归宗女，则归

宗女得家产的二分之一，命继子得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一上缴官府。第四，若只

有出嫁女，则家产分为三份，出嫁诸女得三分之一，命继子得三分之一，其余三分

之一上缴官府。在此需指出的是，当家中有在室女或归宗女时，出嫁女没有继承遗

产的权利。

了解了法律关于户绝命继之家女儿财产继承的一般性规定，再来看看实际操作中较

为特殊的两则具体判例，以便更好地理解南宋时期宗法伦理与儒家情义对于财产继

承法律关系的影响。其一是《官司斡二女已拨之田与立继子奉祀》一案，黄行之无

嗣户绝，有在室女二人，若无继子，则二女依法可继承全部财产，各得二分之一。

现为黄行之命继，则二女依法应得全部家产的四分之三，均分后各得八分之三，命

继子得四分之一。最终判二女与命继子各得三分之一的财产，这与法定财产继承份

额并不相符，在室女所继承财产有所减少，命继子所得财产有所增加。可见，法官

在法定基础之上，酌情对黄行之的财产进行分配，以达到其在判词中所希望

的:“……与立继子为蒸尝之奉，其于继绝之义，均给诸女之法两得之，而黄氏一脉

可续”［16］。其二为《阿沈高五二争租米》一案，高五一身死户绝，庶女公孙

是婢阿沈所生，高五二为五一亲弟，立其次子高六四为五一命继子。后阿沈携女改

嫁，高六四成年后乞给承分家产，“官司照条以四分之三与高六四，存一分于公孙，

令阿沈逐年收租，为抚养公孙之资”［17］。本案高六四以命继子身份继承了高

五一家产的四分之三，而公孙作为户绝命继之家的在室女仅继承了家产的四分之一，

这并不合乎法定的分配原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前文所述的法律条文中虽

未区分嫡庶女在继承权上的差异，但实际上，婢生庶女的继承权较之嫡女可能会有

所限制;二是公孙幼时即随阿沈改嫁，为免高氏产业落入异姓手中，所以减少了其

财产继承份额。由此可见，这一判决既符合宗法伦理原则，又维护了家族的经济利

益，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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