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极反对”到“有限支持”：冷战后中国对待安理会制裁的应对

从“消极反对”到“有限支持”：冷战后中国对

待安理会制裁的应对模式变化

作者：甄妮

来源：《国际观察》2014年第03期

摘要：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上升，国际社会正在对中国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其中之一，

就是要求中国更加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而最具代表性的要求和衡量标志，就是安理会框架内

的强制制裁。冷战结束以后，尽管仍然无法完全排除大国干扰的因素，但安理会框架下的强制

制裁确实已经发生并且还在持续发生相对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中国无法再以简单的反

对或者是不表态来加以应对。统计数据显示，自1990年至2012年，中国对安理会框架下的强

制制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从消极反对正在变成有限支持。这一变化的发生，是中

国对国家主权原则认知在新环境下与联合国等相关行为体互动建构的产物。同时，这种变化也

反映出了中国外交观念和态度未来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 联合国安理会 国际制裁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4）03-0098-112

2012年6月20日，中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的表决中第二

次共同行使否决权，阻止决议通过。由此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和讨论，这些关注和讨论包含着不

同的角度，但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对待安理会框架内的强制制裁措

施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认真探究中国应对安理会制裁的整体变迁，有助于推动有关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外交实践的研究，摸索符合中国建设新型大国战略需要的外交实践模式。

一般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中国作为西方国家推行的集体制裁曾经的受害者，对于安理会框

架下的强制制裁怀有比较明显的刻板态度，即在现阶段国际制裁体系和规范不甚完善的情况

下，安理会制裁很容易成为西方大国获得自身利益的工具。换言之，中国将国际制裁视为少数

发达国家垄断的“外交工具”，并本能地产生了对国际制裁的戒备心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是消极的，不会主动塑造国际关系。即使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也

只是关注于在安理会决议中可能关乎其核心国家利益的部分。然而笔者通过观察和数据分析发

现，中国对待国际制裁的态度与应对模式，远比现有很多研究所认定的更加复杂。事实上，自

冷战末期的1990年至2012年，中国对联合国框架下的强制制裁的认知与态度均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本文将借助有关国际制裁的理论框架，结合若干案例，尝试指出中国在2000年前后对

安理会制裁的应对模式从“消极反对”到“有限支持”的转变，并探讨经历此番变化后中国对国际

制裁支持的“限度”所在。

一、国际制裁理论及其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