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是地道的苏格兰人，生于爱丁堡，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之后获得牛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898年，他考入英国殖民部并以东方见习生身份被派往香港。1904年，又被派往当时英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威海卫，担任政府秘书等职位。他对东方文化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是一位忠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痴迷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特别推崇，并且他为自己所起的中文名字“庄士敦”便是来源于《论语》中“士志于道”。
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黄昏之前的阳光明媚、黄昏阶段和黄昏后的风雨之夜。写了从1898年光绪皇帝试图进行康有为呈现的全面改革，再到1931年底，宣统皇帝（溥仪）返回祖地这三十四年期间的故事。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到后来的义和团运动，清朝王室已经残破不堪，随着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相继逝世，同时依太后懿旨，让不到三岁的溥仪从醇亲王府搬到紫禁城。1912年，宣统皇帝宣布逊位，经历了1917年，张勋复辟，12天后溥仪再次退位。溥仪一生，无论登基还是退位被逐，全都是政局形势逼迫，或者铤而走险。他在历史险恶的旋涡中身不由己，不自由的一生使得他总是扮演着被利用的角色。1918年，溥仪的老师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辞去了帝师的职务，经过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推荐，徐世昌聘请了庄士敦担任溥仪的新老师。在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时，二人建立了长达五年的师生关系。庄士敦所写的“黄昏”，也就是指清朝在紫禁城天光疏暗的一段时间。主要指1912年民国成立到1924年11月“基督将军”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皇宫的这十三年。
1912年初，年仅6岁的宣统皇帝宣布逊位让国，皇室和革命党人达成了一个非凡的妥协——清室退位优待条件。以这个条件为基础，实现了京城内住着一位皇帝，同样住着一位总统的奇特现象。也就使得皇帝被剥夺政治权利后仍旧保存着他的地位和尊号，继续留在宫廷，同时皇宫内的机制比如内务府也仍旧正常运转。1919年，庄士敦被聘请到北京，担任溥仪的英语老师，也就是帝师之一。二人初见时便有好感，并且关系的维系也相当不错。庄士敦在书中写道：“一开始，我就和他建立了友好而和谐的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关系日渐深厚。”在我看来，庄士敦起了一个中介的作用，联系宫内和宫外，也连接中国和西方，他对溥仪的种种转变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方面，是宫廷体制和新思潮。溥仪喜读报，热切关注时事，对新文化运动感兴趣，但是并不热衷白话诗。庄士敦出于让少年皇帝了解当代青年人头脑中的思想，便会从胡适的文章中选取关于“少年中国”的思想供皇帝阅读，甚至促成溥仪与胡适的会面。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和西方世界。根据文本中所描述的情况，溥仪的宫廷用品繁多复杂，新旧文化差异和生活差异等冲突共存，比如眼镜、车子、钢笔、手表等。这些都足以证明庄士敦是溥仪熏染西方文明和现代观念的中介。他的意义就是将皇帝从陈腐封闭的传统封建制度中解救出来，避免其精神上的畸形。
庄士敦对溥仪有着相当高的评价，他是这样描述的：初见时，“少年皇帝对英文或者其他欧洲语言一无所知，但他勤于学习，思维活跃。他可以阅读中文报纸，头脑聪慧，对新闻，特别是中外政治颇有兴趣……他体格健康，发育良好，活泼聪明，富有人情味、幽默感。尽管身边的环境极度不自然，周围都是宫廷日常礼数中浮华自负的氛围，但他举止十分得体，毫不傲慢自大，很了不起”。接触了解之后，“我的学生身上最大的优点是聪明坦诚，对中国事务和世界事务兴趣浓厚，还慷慨大度，具有艺术天賦，对曾经有害于他，敌视他家族的人，毫无报复心理，毫无恶感。他心地善良，满怀同情，临危不惧，还很诙谐”。从这样一个当事者的视角，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形容，溥仪不再是战犯，而是一个极其善良、聪慧，智商、情商双高的皇帝。
随着庄士敦的到来，皇宫出现了一系列变革，在1921年和1922年便产生了如此的改变：其一是皇帝佩戴了眼镜。庄发现皇帝坐在书案旁能看清墙上的大钟而看不清桌上的小钟，由此将皇帝的头疼等一切不舒服归因于严重近视，在庄的引荐下皇帝同医生约诊并带上了不属于宫廷事物的眼镜。其二是皇帝剪掉了辫子。作为封建代表的皇帝在经过“西化”思想熏陶后，要求剪去辫子，但作为皇帝身份的特殊性和满族人的首领代表，皇室众人不同意皇帝的此番要求，于是他毅然决然亲手剪去自己的辩子。其三是前面所提及庄士敦促成了皇帝与胡适的见面，这也就代表着封建帝制的代表人同新运动的代表人的一次会面。
此外，庄士敦也经常同溥仪讨论太监制度，让溥仪意识到这种行为在西方视角下是野蛮行径。在1923年，与中国帝制一样长的太监制度便消失了，溥仪下旨要求所有太监必须立即出宫。但是这个行为遭到了太妃等保守皇室的不满，所以到最后只留下极少部分的太监用于伺候太妃们。
其实笔者看来，庄士敦和溥仪是相互影响的。当少年溥仪像中国千万少年一样要剪去“猪尾巴”时，他的洋老师也在精神中留起了“辫子”。书中不仅描写了溥仪对西方文明、现代化物件等的追崇，同样也描写了庄士敦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尊崇。书中御花园一章描写道：1924年，当溥仪将御花园西面的养性斋安排给庄士敦使用作休息之所后，更换了一些欧式家具，而庄士敦却想享受那里的宫廷传统家具。以及在译后记中有这样的记录，1934年，庄士敦买下了苏格兰西部荒凉的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一座小岛，称为“小中国”。他在住所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饰物以及各种中国古董。他岛上的居室分别起名为“松竹厅”“威海卫厅”“皇室厅”，每逢佳节，他就穿上清朝朝服邀请朋友来岛上聚会。由此说明，庄士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对东方古老文明产生了高度认同感。
庄士敦为溥仪执教的这五年，正是溥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他本人独具的人格魅力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乃至他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的了如指掌，为溥仪的早期教育提供了十分优厚的条件。他以自己的视角，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大变局进行了审视和思考。在他分析看来，大众欢迎恢复君主制并不是出于对皇室的效忠，而是因为共和体制遭遇惨败，人民大众渴求一个像样的政府，一个比在刚刚经历的共和体制下，更像样的政府。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有施政的能力和意愿，人们都会感到心满意足。他作为外国帝师，却对末代皇帝忠贞不渝，在他看来，溥仪首先是个人，是个孩子，确保他的身心健康，远比为其准备登基更为重要。他在谈论教育观念时认为“如若将他培养成爱国家、有教养、思想开明的正人君子，那他响应召唤，担任任何职位，无论是做君王，还是做普通公民，都必将胜任”。其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在不断摇摆，有时他是一个中国文化热情的喜爱者，有时他又只是对中国政治冷眼旁观的一员，他是来自于西方文化的他者，也是东方文化的他者，他将西方文明与现代生活方式带人皇帝生活的同时，也在为维护已消亡的帝制而不遗余力。
但是，并不排除本书对庄士敦的作用进行了夸大描述，对于历史的不可抗拒和个人的孱弱，单单以一人之力是难以对历史进行改变的。通过与电影《末代皇帝》的结合，可以从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的视角理解如下三组概念。
（一）东方和西方
《紫禁城的黄昏》和《末代皇帝》分别由英国作家庄士敦所作和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拍摄，这个阶段我们中国的历史是通过纯然的西方视角来讲的。所谓东方和西方，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西欧扩散到全球而相应建立起来的全球相互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个秩序确立以后才有所谓东方和西方的命名，这是西方人命名的，或者说是由资本主义确立起来的西欧和北美以他者的界定来指认殖民地是东方。这不是地域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
{二）个人和社会
这里所说的个人和社会指的是生活化的个人和恢宏的、不可抗拒的、大历史的社会。帝王将相也不过是普通人，他生活在日常的悲喜之中，却浑然不知历史走到了哪一步，但是大社会是这样同个人发生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处在历史之中，只是出于社会的既定的权力关系，有些人处在较为重要的地位上，在权力的节点上。
（三）进步和后退
进步和后退，这里也就是指历史的进步和后退。当然，并不是说历史会一往无前，永远不会后退，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力会理所当然一直存在，永远不会被剥夺。恰恰相反，历史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