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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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劣居，“蚁域”本身成为了偷盗抢劫、打架斗殴

之地。另外，防火安全堪忧，生活环境恶劣，这让

“蚁族”群体成为继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之后的

“第四弱者群体”。

二是“蚁族”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廉思

2009

年报告显示，“蚁族”在强迫、抑郁、敌对、人

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上均分高

于正常成人值［3］。另外，由于“他们生活条件差、缺乏

社会保障、思想情绪波动较大，挫折感、焦虑感等心

理问题较为严重，且普遍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

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4］。由于

经济窘迫形成的情绪低落与心态发生恶化，再经由媒

体的传播，他们逐渐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群体身份认

同”心理。廉思认为，“蚁族”正在沦为一个具有

“内群体身份认同与情感偏好”的显性社会群体。这也

为“蚁族”群体化认知与社会化归因奠定了身份基础。

3.青春的大学毕业生“蚁族化”与社会结构的

“下流化”

日本作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认为，随着近

年来日本社会的个人收入、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愈

来愈大，今日的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向“下流社

会”转变。当然，所谓“下流”，并非指道德衰退，而

“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人回应这种转变所表现出

来的社会性格，已由过去的朝上往中流进发的取向，

转为目前由中流向中下层下滑的一种结构状态与生活

态度”［5］。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流动趋势，正

恰当地揭示了当代中国“蚁族”的生存状态。风靡一

时的“

BOBO

”族的存在与大都市百万数量级的“蚁

族”的存在，构成了大都市青年生活的两极化状态。

廉思

2010

年报告认为，在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南京、西安、重庆、杭州等大城市，“蚁族”

的总数量超过

100

万以上，并且其生存状态并未得到

明显改善。不仅如此，样本中还呈现出了恶化趋势。

“蚁族”群体的年龄层在增长，报告显示，“

30

岁以

上的蚁族比例从

2009

年的

3.1%

上升到了

5.5%

，该

群体年龄有向上延伸的趋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蚁

族摆脱蜗居的困境需要更长时间，从蚁族到精英的蜕

变变得愈发艰难”［6］。高企的大都市房价让“蚁族”

难以爬出“蚁居”。以北京为例，

2010

年北京

GDP

增长

10.2%

，全年房价涨

11.5%

。房价上涨超过

GDP

，更超过了工资上涨水平，在遭遇

2010

物价快

速上涨的大背景下，“蚁族”们一边“奋斗”着，一

边却“落后”着。

可见，大学毕业生在经历了我国社会城市化、人

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产业结构转型、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后，遭遇了

史上最严酷的都市生存困境。

二、向下的阶层：社会结构的固化

“蚁族”所预示的“向下的青春”，隐含了中国社

会阶层结构日益固化的趋势。大学毕业生沦落为“蚁

族”，并且在大都市中呈现了短期内难以逃离“蚁族”

的状态。“蚁族”逐渐有了一种结构化的社会生产机

制。因为“‘蚁族’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正在形成

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群落”［7］。这个群体在全国有超

过

100

万，因而他们形成了一个人口规模庞大的阶层

性群体。

这个群体日益被认为是“阶层再生产”的产物。

家庭背景与教育资源的获取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

“蚁族”由于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因而难以获取好

的上升通道。“‘蚁族’身上的教育分化体现了阶层

再生产的机制，家庭背景影响了教育获得，获得的教

育结果又影响了其职业状况”［8］。据调查显示，“蚁

族”们的家庭条件与社会背景普遍较差，

80%

以上的

“蚁族”来自农村和县级以下城镇，家庭收入较低，

年收入在

10

万以上的只占

8.2%

；父母处于社会中下

阶层，其中有相当部分会与三大弱势群体身份重合，

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

只有

3.5%

和

8.5%

；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也

存在较大的偏向性，超过

90%

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

点大学。总体上呈现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

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和较低的就业工作的倾向。

这种倾向的确呈现出了“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阶

层的再生产”模式。也正是因为家庭资源、优质高校

背景、社会资本的缺失，使得“蚁族”们在大城市寻

求好工作概率偏低，薪水自然也低。结果是他们中的

大多数人只能在大都市的城中村、城郊村、城区地下

室或者简陋的公寓楼中聚居。

社会结构的固化导致了阶层流动的难度加大。在

2008

、

2009

、

2010

年“蚁族”调查报告发现，“蚁

族”现象并没有改善，反而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这

印证了另一个现实，便是社会结构的固化与阶层的再

生产机制开始成型，将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家庭的受过

高等教育的子女也推向了“新底层”的生存境况。于

是，“蚁族”们越来越将自己的境遇遭遇归结为非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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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素，认为是社会不公平现象阻碍了他们改善自己

经济社会地位。廉思报告显示，“

57.1%

的受访者认

为造成当下蚁族生活状况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

28.1%

认为是自己的境遇与家庭因素造成的，只有

14.4%

的受访者将之归因为个人因素”［9］。这也从另一

层面说明，是社会结构化的问题，导致作为受过高等

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经历着向上流动的“玻璃天花板”。

面对“断裂”与“失衡”的状况，孙立平认为，

“当下要讨论的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公平问题，而是

在一个逐步进入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如何提供有效

的社会流动机制以确保正常的社会流动得以进行，从

而保证社会的活力与公平”［10］。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公

务员招考专为“领导干部子女开后窗”的新闻，直接

增加了对于社会流动公平性的质疑。因而孙立平甚至

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苗

头。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已先于体制变革定型，

表现为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内部认同的形成、

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社会阶层的再生产等。当

新的社会力量发育并基本定型下来之后，体制的变革

过程便开始更多地受到这些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左右。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处于无力的状态，

“蚁族”们便在阶层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成为了某种

程度上“阶层再生产机制”的产物。

三、向下的隐忧：高等教育的挑战

“蚁族”的规模性社会化存在，也表征了“精英”

到“弱者群体”的转换。从“蚁族”受过高等教育高

知弱势的社会就业生态状况中，凸显了中国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的负面后果

。这使得人们渴望教育改变命运

或者是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机制，遭遇了某

种现实挑战。

当然，我们从不否定，教育从来都是实现底层阶

层向上流动的最好的制度性安排。回顾中外各个国家

的历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获取个人良好的自

致条件的主要途径，也是推进社会阶层呈现良性发展

的主要动力”［11］。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在他的《社会

流动》一书中曾提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

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

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12］。布劳与邓肯两人在《美国

职业结构》中提出，“无数个人的发展历程表明，是

遍布各地的美国的大学，铺垫了美国公民进入中产阶

层的康庄大道”［13］。这一划时代的研究，表明了教育

在公民个体社会地位向上流动中的重要作用。

当教育都没有从根本改变底层群体的上升通道之

后，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悲观

论调。而且很多研究生以及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成

为了“蚁族”一员，更加剧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失望

与悲观。廉思

2010

年报告显示，“蚁族中研究生以上

学历的比例由

2009

年的

1.6%

上升到了

2010

年的

7.2%

；本科学历的比例也从

31.9%

上升到了

49.8%

；普

通高校毕业生比例为

52.3%

，重点高校毕业生占

28.9%

；其中

211

高校毕业生由

10.8%

上升到了

28.9%

”

［14］

。“蚁族”现象经过大量媒体的报道后，很多农村

地区或条件差的城镇家庭甚至不愿意再让子女上大学。

“蚁族”的形成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直

接的关系。部分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无业，这是大

学教育和社会需求脱节造成的。“目前许多教育政策

的制定不是以就业为导向，不看人才市场需求，但培

养出来的学生又要在人才市场消化，这就造成一时难

以消化、甚至消化不了的问题”［15］。除去近十多年来

的大学持续扩招，导致了每年近五六百万大学生毕

业，而同时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未到位，市场对

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需求的相对有限，同时也由于

大学教育没有以市场为本，导致很多冷门专业大学毕

业生很难找到工作，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毕业

生的市场需求状况并没有成为大学专业设置、招生人

数划定的‘风向标’，使得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

生面临毕业后就业尴尬的局面”［16］。甚至找到工作的

大学生，薪水也不高，面对大都市高企的房价、房

租，沦落为“蚁族”在所难免。

四、向上或向下：

大都市极化发展与青年大学生的都市梦

大都市极化发展形成了超强的磁场效应。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也是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

时期。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为核心的中国城

市群、都市圈、城市带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

城市化水平，而其中尤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

大城市构成的“一线城市”的增长最为耀眼，并形成

了中国经济社会“极化发展”的典型城市。

极化发展理论源自于佩鲁（

F．Perroux

）的增长极

理论、缪尔达尔（

G．Myrdal

）的累积因果理论、赫希

曼（

A．0．Hirschman

）的“中心

-

外围”模型和弗里德

曼的空间极化发展理论。这些理论都强调了在一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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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间区域内经济增长不平衡的规律，认为，经济增长的

不平衡导致可持续发展基础与水平的不平衡，进而出

现了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效应，表现为一些中心城

市拥有比其他区域更强大的整合功能，因而获得更多

的发展机会。在同一区域城市体系中，处于“增长

极”地位的就是“极化发展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

的中心城市“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三种影响：

一是支配效应；二是乘数效应；三是溢出效应”［17］。

因此，极化中心城市处于区域发展的最有利地位，这

就导致了城市发展格局中的极化城市、次极化中心城

市、外围城市、边远城市等城市差序格局。这样一个

“金字塔”般的城市发展极化现象，使得极化中心城

市成为了行政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

源、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人口资源最密集的地方。

由于极化城市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极化城市在培育

大都市精神与都市生活方式方面同样具有最强的能

力。这些极化发展的城市不仅是空间上的超级大都

会，更是商务交流、文化创意、国际交往、引领时尚

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的“空间”场域。这种区域城市极

化发展的后果，是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

具有了超越其他城市的就业机会，从而让这些极化城

市成为了天然的“旅游目的地”与“就业目的地”。

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困境，客观上也形成了对青

年大学生走向大都市的“推力”。这种中心城市的

“拉力”与外围地区的“推力”结合，促进了极化发

展的大都市集聚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这反过来又形

成一种因果循环式的大都市人口集聚格局。“大城市

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也是吸引大学

生就业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不仅有助于青年形成基

本的生活安全感，而且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公平的竞

争”［18］。一份关于大学生就业城市选择的调查显示，

“

49%

的人选择沿海城市，

26%

的人选择省会城市，

20%

的人选择父母所在城市，选择边远地区的只有

3%

；其选择城市的考量因素分别为：城市就业环境

47.67%

，城市发展潜力

46.51%

，城市消费水平

42.44%

，城市信息开放度与流通性

40.11%

，城市人

文环境

43.02%

”［19］。由于因果累积效应使然，极化

发展的城市在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发展潜力、信息

流通、社会开放度、文化底蕴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地

位，从而导致了大城市、大学资源、大学生数量、大

学生就业选择的高度重合性。这种资源与机会呈现

“马太效应”的大都市，必然成为了大学毕业生就业

择业的首选地。大城市就业，象征的机会，但却忍受

着“蚁族”的艰辛。这或许便是大城市梦想与艰苦现

实的双重存在。

五、结论

中国社会的加速变迁与分化，从城乡二元结构过

渡到了城市社会多元分化结构。“蚁族”的背后，体

现了整个国家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均衡，社

会政策投入不均衡，教育模式的落后，这是整个中国

转型期间的阵痛。因此，可以预计的是，在没有真正

转变发展方式与社会治理模式之前，“蚁族蜗居”状

态的“新生代青年的群体困境”［20］与“向下的青春”

的社会隐忧，将可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

■

［本文为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大城市新挑战：蚁

族蜗居与大学毕业生之生存模式研究》的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10YJC840033）］

胡小武：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

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王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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