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化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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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学 兵

〔摘要〕１９８０年５月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是围绕农村改革争议正酣的背景下的

产物，也是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思想演变的一个合理结果。对谈话的信息来源、传达和贯彻情况以及

谈话中某些具体内容进行考辨、探究，是认知农村改革史的一个重要角度。回顾农村改革初期的争议，

可以看到，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过程中许多情势并非“两极化”，人物也非“脸谱化”。

〔关键词〕邓小平；包产到户；农村改革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２；Ｋ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３９－１１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Ｔａｌｋｏｆ“ＯｎＲ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ｂ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ｔａｌｋ，“ｏｎｒ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Ｍａｙ１９８０，ｗａｓ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ｏｖｅｒｒｕ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ａｒｍ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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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ｗｅｒｅｎｏｔ“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ｉｍａｇｅｗａｓｎｏｔ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ｄ”．

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围绕农村包产、包干到

户的争议正酣之际，邓小平发表谈话，明确支

持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这次谈话不限于农村问

题，但其中涉及的农村问题影响最大，相关内

容被冠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之名，整理成

篇收入《邓小平文选》，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

份重要文献，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包产到户可

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①。

一般来说，各类关于中国改革史的著述均

会引述这篇谈话，强调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对农

村改革的支持和推动，同时这些著述大多又会

提到谈话并没有解决相关争议问题。例如，有

著作说：“邓小平的讲话肯定了安徽的大胆试

验，对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观念，消除一些人

的疑虑，稳定包产到户和推动农村改革，无疑

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争论还在继续。”②至于为什么没有解决争议，

相关著述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不置一词，甚至

还存在表述矛盾。例如，有著作指出，“在这关

键时刻，按照我们国家的惯例，需要有一位最

高的权威来做出决断。这位权威已由毛泽东变

为三落三起的邓小平。他在５月３１日发表了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③。“最高的

权威”说话了，却又没有解决争议，这似乎有

悖常情。

进行历史类比，或能引人思索。众所周知，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一时间解决了

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议，推动了市

场经济体制的部署和构建。同样，１９８０年５月

的谈话，也是发表在关于包产、包干到户姓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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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

纪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５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

史》，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９页。

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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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姓“资”之争的关键时刻，虽然产生了

积极影响，但是没有能够平息争论。此后，争

议依然激烈，分歧并未和缓，包产、包干到户

直到１９８２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才无可争议地在

中央政策中获得认可，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更是１９８３年之后的事情了。

鉴于以上情况，本文试从历史背景、思想

脉络、信息来源、传达贯彻、内容考辨等方面，

对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进行分析，

并由此引申，对当时围绕争议的一些人与事略

作评述，希望能有助于理解复杂、真实的历史，

并且使我们感悟到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过程中许

多情势并非“两极化”，人物也不是“脸谱化”。

一、邓小平谈话的历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和农村政策的

落实，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又一次悄悄搞起了

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最初以安徽、四川、

内蒙古等地最为典型①。在安徽，肥西县的小井

庄、凤阳县的小岗村分别以最早搞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而著称，并在后来逐步被塑造成为新

时期农村改革的两个重要起源地②。

包产到户并非新事物，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农业

合作化、集体化以来已然几番起落，遭遇过多

次政治批判和整顿纠正，但２０余年间一直或隐

或现，或此或彼，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包干到

户则几乎首度出现，它不仅以农户经营取代生

产队经营，更“把分配也包进去了”③，是对人

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经营模式从内容到形式的

彻底变革。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环境趋于宽

松，经济社会政策趋于务实，但对于包产、包

干到户，到底让不让搞，究竟姓“社”姓

“资”，从高层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认识不

尽一致，行为时有龃龉④。搞包产、包干到户的

农民和支持包产、包干到户的干部，从一开始

就面对着关于包产到户属于资本主义的疑虑和

指责，承受着压力和风险。

最早造成巨大影响的公开质疑，是１９７９年

３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三级所有 队

为基础应该稳定》为题发表的甘肃读者张浩来

信和同时配发的编者按。文中认为包产到组动

摇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

制度，也就是动摇社会主义，要求已划分作业

组的“改正错误”。据当时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

任李克林回忆，这篇文稿是“奉命搞的”，当时

国家农委领导根据上边指示，写信给报社总编，

要注意制止农村的分队现象。编者按就是根据

指示信改编的。⑤这对当时实行包产到组的农民

造成了非常大的震动和担心，对包产到组尚且

如此，对包产到户的压力更不言而喻。

尽管被质疑，而且有的地方也在“纠正”

包产到组、到户，但有的地方包产到户却逐渐

从秘密走向公开，并不断扩大范围。例如安徽，

到１９７９年底，全省近３８万个生产队，实行包产

到组的占２２．９％，实行包干到组的占１６．９％，

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

１０％⑥。这样，

争议、批判开始直接围绕包产到户进行，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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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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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三省区当时的第一书记分别是万里、赵紫阳、周

惠，他们以开明、务实态度，默认、支持当地农民

进行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探索，这在当时比较典型，

颇有影响。因此，一度流行着“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胡耀邦也曾经说：“包产

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是第三。”参见

余国耀等：《中国农民命运大转折———农村改革决策

纪实》，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９页。

小井庄和小岗村已经分别建立了包产到户纪念馆和

大包干纪念馆。其实，各种资料表明，搞包产、包

干到户的农村，小井庄和小岗村都未必最早。用一

句俗语来形容就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

严格的实证意义上，哪个地方最早的问题或许根本

说不清楚，因为在２０余年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历

程中，有的地方一直在秘密搞着各种形式的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参见范晓春：《改革开放前的包产到

户》，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杜润生文集（１９８０—１９９８）》（上），山西经济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８页。

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可以迅速帮助贫困地区增

加粮食产量这一点，其实无异议。因此，争论虽然

激烈，但其间逻辑却比较简单，即“干部要方向，社

员要产量”，“干部怕错，农民怕饿”。转引自陈吉元

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山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８２页。

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２页。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

（安徽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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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和激烈。这可从两

个方面的情况窥见一斑。

一个事情是，１９８０年初，《农村工作通讯》

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包产到户属于“分田单

干”，脱离社会主义方向，要求“必须纠正”①。

《农村工作通讯》是国家农委主办的刊物，在这

上面发表反对包产到户的文章，人们自然会联

想其“来头”和“背景”，窥探某种“风向”，

因而所造成的压力和引起的担忧可想而知。

另一个事情发生在实行包产到户比较典型

的安徽。１９８０年初，给安徽农民包产到户上了

“户口”的万里，离开安徽赴中央任书记处书

记，分管农业工作。出人意料的是，他离开后，

安徽的包产到户出现了一些反复。从当年４月

起，省委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省委

一位主要领导批判包产到户是“经济主义”

“机会主义”“工团主义”。他说，工团主义只

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

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

到户虽然增产，但这不是方向，县以上领导干

部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

会主义的错误。”甚至说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

他们的账。在这些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

革的形势骤然变冷，搞得人心惶惶。②

正是在此背景下，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邓小

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就农村包产到

户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

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

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

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

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

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

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

担心是不必要的。”③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包产

到户和大包干，并直接援引安徽肥西和凤阳的

材料作为论据，其影响自然是积极而深刻的。

二、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思想脉络

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思想由来已久。６０年

代初，安徽、四川、广西等地农村又一次兴起包

产到户，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成为阶级斗争调门

提高的诱因之一。当时，邓小平也对包产到户表

示了意见。１９６２年７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到，

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

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

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２０％。

他希望大家出主意，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接着，他从宽泛的意义上提出一个初步意见，

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

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

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

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④正

如他自己所说，这些初步意见“以后可能不算

数”，很快“三自一包”就遭到政治批判。

邓小平这次谈话中的一些含蓄态度和立论

方式，有些可以和改革年代作一些大历史的关

联。例如，他虽然没有明确支持包产到户，但

对此保持着一种相对开放、宽容、可讨论、可

试验的态度。他含蓄地表示包产到户也是一种

可以采取的生产关系形式，但也强调了条件，

如“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等，这或可理解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具体背景下

的特定方针和权宜之计。至于如包产到户有无

制度属性、姓“社”还是姓“资”这样的重大

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这次谈话不曾涉及。最

具长远意义的，当是谈话中说的“群众愿意采

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

合法起来”，这在农村早期改革突破中具有决定

意义，但能否做到，还需要一定的体制和社会

环境保证，甚至还期待务实政治家、改革家关

键时刻的支持。

６０年代邓小平这篇“怎样恢复农业生产”

的谈话，到７０年代末之后，随着时空环境的转

换，变得“算数”了，而且更丰富了。谈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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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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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印存栋：《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农村工作通讯》

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刘必坚：《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

制和按劳分配》，《农村工作通讯》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第１５２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３１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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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含蓄态度和立论方式，在改革年代的相

关争议中，也不时能听到历史的回声。

１９７８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有人提出

过包产到户问题。例如，会议讨论中，中央广

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提出包产到户的问题：究

竟什么是包产到户？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又不剥削他人，包

产到组或户，这是不是资本主义？①于光远回忆

说，在文件没有定稿前，有一天我听说在胡乔

木起草的农业文件中不但没有写进可以实行包

产到户，相反的把“两个不许”写进去了。②

从这一情况看，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可能通

过会议简报等形式，对讨论中涉及的包产到户

有所知悉。不过，提出这一问题的，还是零星

现象，整体上还不可能设想突破人民公社体制，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这应该是理解日后关于包

产到户、包干到户争议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政

治和体制背景。

进入１９７９年以后，包产到户不断为人所关

注，也不断成为一个从基层到高层的政策甚至

政治议题。随着决策角色和位次的转换，邓小

平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势必更多地涉及，也更

多地需要他表态。

１９７９年３月的全国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

会之后不久，华国锋主持召开一次中央会议，

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华国锋用他在

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必须互助、合作的事例

来说，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没有就此表态，

他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③

１９７９年６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期间，万里向邓小平汇报说，安徽农村一些地

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邓小平说：

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

是干下去。④会议期间，万里还就这个问题询问

陈云。陈云表示：“我举双手赞成。”⑤这两次

互动应该说带有非正式的、私下交换意见的性

质。由此看来，万里在安徽能够大胆放宽农村

政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除了自身的见识和

胆识，邓小平、陈云的态度应该也是一个重要

原因。

１９８０年１月３１日，在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

营管理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

的汇报。华国锋强调，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

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

们组织起来。邓小平没有作明确表态。他说：

对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

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还重点讲了世纪末

实现小康的战略问题。⑥

４月２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

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说：工业、

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建议如甘肃、

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调给他们粮食

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

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

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

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

家的负担。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刚才讲

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

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

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⑦

接下来就是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邓小平发

表著名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就在此次

谈话后不久，邓小平还和杜润生在一次会后谈

了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

样化一点。像贫困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

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

饭要紧。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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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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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转引自韩钢：《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

议的农业议题》，《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６３页。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

纪实》，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３１页。

《陈云年谱（１９０５—１９９５）》（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２４８页。

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２５９—

２６０页。

《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第６１５—６１６

页；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

决策纪实》，第１１５页。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

纪实》，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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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邓小平改革年代关于包产到户的思想

脉络，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大体上，

他在非正式场合或者由他主导的谈话场合，谈

及包产到户似乎都比较直率，明确表示支持；

但在比较正式的高层会议场合，似乎比较含蓄，

很少直抒己见。这或许是一种委婉的回避争论

的态度，当然也不排除他对这个问题其实也还

在思考之中。

三、邓小平谈话的信息来源

思考包产到户问题，离不开各种信息和材

料，就像一部著作提及的，邓小平不仅多次听

取万里等人对农村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情况

的汇报，而且花了很多精力翻阅大量资料①。

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得到，以及得到了哪

些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信息和资料的呢？

鉴于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谈话中，邓小平主要列

举了安徽的事例作为包产到户、大包干实效的

佐证，这里就对他如何知晓安徽农村改革的情

况这一问题，尝试作一些探讨。

首先，不得不说一下在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０年

间主政安徽的万里。万里在历史上与邓小平工

作渊源颇深，关系密切②，他们之间“有至交，

关系非同一般”③。远的不说，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

持整顿期间，万里任铁道部部长，对于恢复铁

路系统正常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此，

１９７６年“批邓”的时候，就曾要追查邓与万的

所谓“黑关系”④。可以说，万里是邓小平比较

熟悉和信赖的高级领导干部，双方正式或非正

式场合接触比较多，汇报、交流工作自然比较

方便、畅达。如前所述，１９７９年６月，万里向

邓小平汇报安徽包产到户问题。１９８０年４月，

邓小平在谈长期规划问题时，万里也在座。万

里曾说：“亏了小平的支持，我从安徽回来

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

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⑤这表明，万里

主政安徽时获得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也通过

万里多次获悉安徽包产到户的情况。及至１９８０

年后，万里回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

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工作，自然有更多的机会

向邓小平汇报或谈及安徽。

其次，各种会议及情况汇报，是邓小平等

领导人知悉安徽改革情况的公开和正式的渠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农委召开多次农村

工作座谈会，并在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汇

报。例如，１９７９年３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

县农口干部座谈会，与会的七省分别是广东、

湖南、江苏、安徽、四川、河北、吉林，三县

分别是广东博罗、安徽全椒、四川广汉。会议

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关于责任制的争论，主要是

两个问题，一是实行应当坚持什么原则，二是

对包产到户应当采取什么态度。⑥１９８０年初，国

家农委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

其间围绕包产到户再次发生激辩。安徽农委副

主任周曰礼作了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

生命力》的发言，为包产到户辩护，讲了两个

多小时。在讲到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作用更

为显著时，他重点列举了３个例子，分别是肥

西县山南区、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来

安县玉明公社。⑦前已述及，此次会议期间，国

家农委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邓小平在座。

值得指出的是，周曰礼列举的肥西和凤阳，均

出现在了一年多以后邓小平的谈话中，这或许

不只是一个巧合。

再者，各类供领导参阅的内参文稿，是领

导人获悉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关于安徽包

产到户的情况，通过内参渠道上达的，可以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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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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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４卷，

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２页。

参与《万里文选》编辑工作的赵树凯先生回忆说，

在文选编辑工作临近结束时，万里宴请编辑组成员。

在交谈中，万里特别讲到，关于谈邓小平的那

篇文稿，他决定还是不收到文选里去了。这篇文稿

在内容中系统地介绍了他与邓小平长达半个世纪的

交往。参见赵树凯：《农民的政治》，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年，第６６—６７页。

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

十周年》，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８６页。

张广友：《风云万里》，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８

页。

转引自赵树凯：《农民的政治》，第９４页。

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８４页。

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２５６—

２５９页；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安徽省农业

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内部资料，１９８３年，第

５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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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几个事例。例如，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郭崇毅回忆说，１９７９年７月，他带着自己撰写

的反映肥西县包产到户情况的《关于参观肥西

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来到北京，找到社

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耕今。后者及

研究所认真地听了他的陈述，收下报告，并答

应代转中央。很快一位姓陈的研究员告诉他：

报告已送中央办公厅，很受重视，赶快回省，

再送一份给万里。７月２９日，他将调查报

告送到省委。８月１日，农村政策研究室给报告

加上赞赏性的按语，以《政策研究》１８期印发

上报。郭崇毅也比较委婉、含蓄地暗示邓小平

谈话中提到的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情况，或许跟

他的材料有一定关联。①再如，１９８０年４月中

旬，根据万里的指示，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和吴

象到安徽省的江淮地区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

调查，写下８篇共２万多字的《江淮地区农村

见闻》系列文章②，在新华社的内部刊物上发

表。其中，见闻之一写道：“实行‘大包干’

产量责任制一年大翻身的凤阳县，在严重不利

的自然条件下，大部分地区夏季作物长势也都

比去年好……肥西县是实行包产到户比较早比

较多（９７％）的一个县，去年夏季作物长势之

好在全省是数一数二的。”③这段话的写作与邓

小平谈话在时间上更为接近，在内容上也颇有

重合之处。有文章认为，这篇报道对邓小平的

讲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据说该系列报道于当

年５月２７日至３０日在专送中央领导参阅的内

刊上连续刊发，每天早晨即送在京政治局委员

阅读。④这个判断有一定的合理性。

上述关于邓小平谈话信息来源的分析，相

当粗疏和笼统。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关涉到高

层决策的信息搜集、传递、处理以及反馈等一

系列正式、非正式机制，既包含正式的信息传

递渠道和程序，也离不开难以把握、难以言说

的组织人事渊源。

四、邓小平谈话的传达和贯彻情况

邓小平的这篇谈话，当时并没有公开报道，

到１９８３年《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出版

时才公之于世，且最初是以内部征求意见的形

式出现的。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后来回忆

说，他在当年６月初见到过省委送来的邓小平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稿，并规定不

许抄录⑤。

由此看来，这篇谈话当时在社会上应该知

悉面不广，但在党内的知悉面不能算小。当年

６月１９日，赵紫阳就当前农村政策问题致信万

里、胡耀邦。信中说，根据小平关于农村

政策问题的指示，需要组织农业部门的干部和

理论工作者相结合，深入不同类型的地区和社

队，对包产到户问题作一些比较深入的调查和

分析，争取在今年秋后能够形成一个中央文件，

有个统一的、明确的说法，有领导地解决好这个

问题。他还建议书记处讨论一下这件事。⑥经杜

润生向胡耀邦建议，这封信转发全党⑦。信中并

没有详述邓小平谈话的内容，但通过这封信，

谈话的精神应该广为党内所知了。

（一）邓小平的谈话推动了地方的农村改革

实践

在河南，１９８０年春，“联产到劳”成为农

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同时兰考、虞城等

县包产到户或大包干也大面积推行，因此引起

激烈争论。有人指责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犯

了方向性错误”，有的县派工作组到农村“纠

偏”。在争论中，省委学习贯彻邓小平关于支持

安徽凤阳等地实行包产到户的讲话精神，深入

·４４·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郭崇毅：《我是怎样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

国政协等编：《农村改革风云实录》，中国文史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这８篇系列见闻分别是：《生产形势很好群众生活稳

定》《联产责任制威力大》《包产到户对改变穷队面

貌有明显作用》《富队包产到户增产效果也比较显

著》《群众为什么喜欢包产到户》《关键在于加强领

导》《有关包产到户的几个认识问题》《包产到户是

不是权宜之计》。

张广友：《阳关道上》，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７８页。

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中国农村改革发

端———安徽肥西山南小井庄》，内部资料，第７１页。

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２１６页。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

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９３４页。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

纪实》，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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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调查研究，并且明确提出，只要能促进生

产发展，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就符合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精神，从而肯定了河南农村出现的

各种责任制形式。①

在湖北，邓小平的谈话对省委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重大作用。１９８０年上半年，

省委组织４个调查组对武昌、黄冈、钟祥、利

川４个县实行责任制的情况进行调查。省委认

为，位于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甚至单家独户

的农户，可以从实际出发，在生产队统一领导

下实行包产到户。８月，省委扩大会议肯定了

生产责任制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以

这次会议为起点，湖北省先是贫困山区、后是

平原丘陵地区，先是旱地、后是水田，先是农

田、后是山林水面，先是包产到组、后是大包

干，在全省广泛地开始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

产责任制。②

在云南，１９８０年４月，省委传达了全国编

制长期规划会议期间姚依林的讲话。讲话指出：

邓小平同意在农村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

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甘肃等

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政策上要更宽一些，索性

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７月召开的县委书

记会议，又决定在内地高寒、分散、贫瘠的山

区、边疆那些经济文化基础十分落后的１０００万

人口的地区搞包产到户。③这时，云南传达的还

是１９８０年４月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但从支持搞

包产到户这一点来讲，邓小平４月、５月两次谈

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安徽，情况更为生动。１９８０年８月，省

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形成“一边倒”

的批评，但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等少数人依然

为包产到户辩护。主持会议的省委第二书记顾

卓新认为意见分歧大，不好进行会议总结，建

议念一下邓小平的谈话，作为会议总结。值得

注意的是，在会议上，王郁昭说，如果上级领

导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那就请公开下命令进行

纠正，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

是了。④王郁昭实际是“将”了省委主要领导

一“军”，其底气何在？省委后来也没有下命令

“纠正”，其顾虑何在？显然，邓小平的谈话是

重要因素。

（二）邓小平的谈话推动了中央关于包产、

包干到户政策的突破

在前述赵紫阳的信中，他结合邓小平谈话

精神，对包产到户问题提出３点看法：“第一，

在那些困难、落后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第

二，在那些生产比较正常、集体经济搞得比较

好的地方，原则上不搞包产到户（至于社队的

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可以包给专业组、专业

户、专业工）；第三，现在有些集体经济搞得比

较好的地方也搞了包产到户的，可先进行试验，

经过一段试验看结果如何。”⑤

经过农口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调研以及一

些领导人的推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终于在

中央政策上获得了合法身份。１９８０年９月，中

央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

会，后又转发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该文件提出了

差异化的政策，区分“一般地区”和“边远山

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强调前一类地区“不要

搞包产到户”，而后一类地区则“可以包产到

户，也可以包干到户”⑥。

这一重大突破，无疑是农民实践推动的结

果，是思想不断解放的结果，是务实领导人不

断努力的结果，但从高层决策演变来看，更是

贯彻邓小平谈话的结果。

五、邓小平谈话的内容辨析

邓小平谈话标志着农村改革的重要突破，

却没有根本解决争议，在此后具有标志意义的

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

以“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闻名于世。其间原

·５４·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

（河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５页。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

革（湖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页。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

（云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页。

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９３４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新时期农业和农业工作

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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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然复杂。万里曾回顾指出，邓小平讲话后，

“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

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掌着权，他

不同意你就干不成”①。对于这个问题的组织、

人事和权力背景，此处笔者不作涉及，只想通

过对谈话的一些具体内容进行辨析，从而认知

这个问题的政策、思想和实践背景。

（一）邓小平在什么意义上支持的包产到户？

说邓小平谈话支持搞包产到户，这没有错，

但还不够。准确地说，他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

支持包产到户，更不是提倡搞包产到户，而是

强调了条件即“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对于

这一点，可以从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央关于农村包产

到户政策突破的历史脉络中获得进一步理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

工作条例中明确指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

田单干。”②１９７９年９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对此稍有松动，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

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

不要包产到户”③。从表面上看，虽然禁止包产

到户的方针未有变化，但从“不许”到“不

要”，语气变得和缓了，多少有了点商量的余地。

及至前文所说的１９８０年９月第一书记座谈

会，中央政策才有了真正突破，即在贫困地区

“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些地方

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

那么，如何判定这些地方呢？杜润生在第一书

记会上作说明时指出，可以搞包产到户的是人

均收入４０元以下的最穷队。这些生产队６０％左

右分布在云、贵、豫、鲁、甘、宁、蒙、闽、

皖等９省（自治区），约占农村人口的２０％。④

１９８１年之后，这一差异化政策又被进一步

量化与细化为三类：２０％左右的最穷的社队搞

包产到户；另有２５％的先进社队搞专业承包、

联产计酬；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中间状态的社

队推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⑤这项政

策，在当时农口部门以及农民中被戏称为“切

三刀”。它“基本上具有画地为牢的性质”⑥，

因而很快就维持不住，被农民的实践所突破，

而中央则更进一步认可了农民的实践，不再因

区域位置和经济条件设限，准许农民自由选择，

甚至于一些地方开始自上而下地推广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随之，包干到户全面取代包产到户，

覆盖绝大多数农村，几乎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

的“一刀切”。

回顾这一政策转变的脉络，可以发现有最

主要的两个关节点：一个是正式承认贫困地区

可以搞包产、包干到户；另一个是尊重农民意

愿，由其选择是否搞包产、包干到户。邓小平

的谈话正处在第一个节点上，或者说是推动了

第一个节点的形成，承认“适宜搞包产到户的

地方”可以搞。那么，哪些地方适宜搞，在地

方执行上就存在着弹性，也可能因为各自的环

境和认识而各取所需，各执一词。此外，当时

争议的焦点之一即包产到户姓“社”姓“资”

的问题，邓小平的谈话对此也没有正面回答，

因而导致围绕这个问题的意识形态争议也就不

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二）邓小平说的“大包干”是包干到户吗？

许多著作以为邓小平谈话中的“大包干”，

说的就是凤阳小岗村搞的那种包干到户。这恐怕

不够准确，大包干和包干到户最初远不是一回事。

大包干的概念史别有意趣，可以说是农村

人民公社化之后，经营核算主体变革的一个缩

影。从名称上讲，大包干可以追溯至６０年代

初。当时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人民公社、

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经营权的限制和对生产队财

产的平调。１９６１年，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第一书

记胡开明在万全县郭磊庄村搞了“收益分配大

包干”的试点，内容是“三包一奖”（即包工、

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继而进一步把核算

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此后，毛泽东采纳了试点

·６４·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广友、韩钢整理：《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

的》，《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国家体改委办公厅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

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册，改革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８１页。

《新时期农业和农业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３３页。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９２９页。

《杜润生文集（１９８０—１９９８）》（上），第２２页。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

和失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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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实

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①这个时候，大包

干指的是包干到队。

７０年代末，大包干的概念再次出现，不过，

所针对的已非生产队，而是其下的作业组，亦

即包干到组。首先把包干到组称为大包干的，

是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１９７９年２月，

他与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一道，来到凤阳县城

南公社岳北生产队调研那里正在实行的包产到

组情况。当时，社员们计算包产包工和各种上

缴的比例，算来算去，总算不清楚。有几位老

社员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产量包到组，交足

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多少是组里的，既

简单又省事，一刀一个血口子，干部省心，社

员放心。王郁昭、陈庭元觉得这个办法好，同

意他们这样干，王郁昭还为其命名为“大包

干”。②很快，“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

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

己的”这个顺口溜在凤阳全县流行。

进入１９８０年之后，随着小岗村的包干到户

由秘密走向公开，受其影响的地方逐步增多，

引起的关注也越来越大，大包干也逐步从包干

到组进一步下移为包干到户，那句著名的顺口

溜，也逐步被用作包干到户的专门俗称了。随

着时间流转以及包干到户覆盖绝大多数农村，

人们逐渐习惯性地将大包干等同于包干到户。

然而，这在阅读历史文献的时候，难免造成干

扰，形成某些误读。

那么邓小平谈话中所说的凤阳大包干，究

竟指的是包干到组，还是到户呢？仔细分析来，

他说的应该是包干到组，可从三方面看：

第一，资料显示，１９７９年凤阳全县共有

３７１０个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到组的有３０９８个，

占生产队总数的８３．５％③。事实上，当年凤阳

的包干到组影响非常大。６月，赴凤阳调研包

干到组之后的万里，派周曰礼等３人，会同滁

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２人，赴凤阳总结

经验，整理材料。因此，凤阳县大包干政策逐

步走向条理化和理论化。８月８日，《安徽日

报》头版头条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

干”》。一时间，新闻界、文艺界和理论界的记

者和专家、学者，云集凤阳，参观访问。④可以

说，邓小平所说凤阳“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

包干”，正是对这一盛况的反映。

第二，邓小平谈话是在１９８０年５月。揆诸

常情，他所知悉的凤阳大包干的材料应该要更

早些，大致说的就是１９７９年初到１９８０年初的

情况，这也正与他所说的“一年翻身”在时间

上基本吻合。而在这一年中，小岗村的包干到

户尚处于秘密状态，不愿也不敢为人所知。

１９８０年１月，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在一份调研

报告中写道：“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搞了一年，

谁也不敢去总结它，更没有人敢去宣传它。在

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

也都谨慎地被删去了。”⑤正是在１９８０年１月初

安徽全省农业工作会议期间，经由王郁昭，这

份调研材料送交了万里。万里看后高兴地说：

“像看小说一样，连看了两遍。”很快，万里就

去了一趟小岗村。⑥此后，小岗村的情况才陆续

公开，因此邓小平所说凤阳绝大多数地方搞了

大包干，就不可能是说小岗村的这种包干到户。

第三，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最迟到１９８０年

７月，在行文中，“大包干”和“包干到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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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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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欧远方：《开明的胡开明》，全国政协等编：《农村改

革风云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３—

１６４页；张万德：《胡开明在郭磊庄搞分配“大包

干”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全县委员会文

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万全文史资料》，第６辑，

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１４页。

陆子修：《新世纪“三农”沉思录》，安徽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７页；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

考》，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１９４９—

１９８９）》，第４８１页。

张广友：《风云万里》，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７６页。

凤阳县委政研室：《政策放宽穷队翻身———小岗生

产队实行大包干到户的变化》，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

作部编：《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

第２１０页。按，这篇调研报告在不同的地方，似乎

还有其他不同的名称，如在王郁昭等人的回忆中都

称为《一剂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

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而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

究组于

１９８１年编的《包产到户资料》第２辑中则称

为《令人深思的小岗生产队———穷队实行大包干到

户的变化》。

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第１９５、２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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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词还不相通，而此时已是邓小平谈话两个

月之后了。例如，这年７月，安徽省委赴凤阳

调查组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大包干”是一

种过渡性形式，它或者过渡到在生产队统一领

导下，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的包产到

人，或者发展到“包干到户”。报告强调，在凤

阳，由“大包干”到“包干到户”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①

邓小平所说“大包干”指的是包干到组，

而非到户，这或许也是在他谈话后争议依然存

在的一个原因。对于反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的领导干部来说，邓小平谈到支持包产到户，

那么包产到户就不便反对，但邓小平并没有支

持搞包干到户，那么反对包干到户或许未尝不

可。例如，前面提到的在１９８０年６月初安徽省

委领导召开的巢湖会议上，此时省委领导已见

过邓小平谈话的内部稿，“在讨论的时候，没有

人再明目张胆地反对包产到户，但却不大赞成

大包干到户。省委领导说，包产到户还可以，

因为还坚持五统一，还有统一分配，而大包干

到户则是两包一脚蹬（踢），因此不同意包干

到户”②。

六、不是“两极化”，不能“脸谱化”

在许多改革史著作和相关人士的回忆中，

早期农村改革突破过程中的争议和争论，被描

述得似乎针锋相对，是非分明，势不两立。这

里面有从特定视角看问题形成的“放大”效应，

但研究者、回顾者有意无意地拔高一方，批评

一方，也强化了这种印象。其实，在真实的历

史中，思想观点有争论，但非“两极化”，相关

人物有分歧，但非“脸谱化”。此处结合邓小平

后来的回顾，对当时围绕包产、包干到户的争

议进行几点评析。

第一，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领

导干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具有不一般的政治

智慧、勇气和担当。这应该是评判当时争论、

分歧的基点。万里的一段回顾极其真实、传神、

深刻，道尽了其间的艰难与不凡。他说：“有些

好心的向我反映说，有人批评我们既违背

宪法，又违背党的决定。怎么办呢？我说，农

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

吧，反正已经，就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

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

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

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

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

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

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③确实，尽管时代

背景转换了，也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这一思想武器，但历史上包产到户几次遭到

政治批判，牵涉到许多领导干部的政治命运和

人生境遇，这在改革初期依然令人心有余悸。

就像有论著所指出的，凡是农村改革搞得早搞

得好的地方，大概都有一批不拍挨批坐牢的农

民和一批不怕撤职挨整的干部，有一批“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暗暗支持或公开支持的领

导④。因此，面对新一轮包产到户的兴起，这一

批默认、容忍、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是值得

称颂的。邓小平就曾回顾说：“有两个省带头，

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

那时候是万里主持。”⑤他还曾指出，中国

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

是有功的⑥。这里，万里可以被视作当时从

高层到基层一批干部的典型和代表。

第二，对包产到户认识的转变过程是一个

连续的谱系。前已述及，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

和认识转变，有两个关节点，一为是否允许贫

困地区搞包产到户，二为是否允许农民自主选

择经营方式。从更大的背景看，农村改革最初

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结束搞穷过渡的学大寨

·８４·

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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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安徽省委赴凤阳调查组：《“大包干”的成效、做法

和问题———凤阳县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

告》，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安徽省农业生

产责任制———资料选编》，第１９８页。

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第２１６页。

张广友、韩钢整理：《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

的》，《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余国耀等：《中国农民命运大转折———农村改革决策

纪实》，第３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２３８页。

张广友、丁龙嘉：《万里》，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２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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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①。认识的转变是艰难的。就像万里１９８１

年３月在农业部党组会议上讲的，“‘左’的思

想在我们的头脑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

里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②。因此，从

认识上讲，关于包产到户的转变，可构成一个

谱系，很多领导干部处在这个谱系的不同位置，

转变中存在着先与后之分、迟与速之分、多与

少之分。一些不太赞成、不大认可大面积搞包

产到户的领导，后来大多转变了认识。③例如，

陆子修回忆说，“１９８０年万里离开安徽，

张劲夫主持省委工作期间，联产承包责任

制出现了波折。劲夫属认识问题，后来他

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④。在张劲夫去世后新华

社播发的生平中，则明确指出：“他不断清除

‘左’的思想，大力推进农村改革，继续推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⑤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情

形。邓小平后来曾回顾说：“搞农村家庭联产承

包……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

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

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

了两年，我们等待”。⑥在农村改革中，中央本

着一条原则处理人的问题，即对包产到户的态

度，只当作认识问题来对待，而且认为认识是

可以变化的。为此而被调离原地的领导人并不

影响继续工作，有的还成了国家领导人，在地

县一级大致也如此。⑦

第三，一些一度不太赞成大面积搞包产到

户者的认识，其实也触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例如，张劲夫到任安徽后，跑遍所有地、市、

县，去了一些贫困的地方，特别像临泉这样人

口多的大县。后来他向财政部要了一笔钱，作

为解决临泉群众生活困难的专款。他在安徽讲

过两句话：“农民光靠一亩三分地富不起来”，

“安徽光靠一把米富不起来”。第一句强调的是

农业要搞多种经营，第二句强调的是要大力发

展工业。⑧在黑龙江，杨易辰一开始也不大赞成

大面积推广包产到户。他认为，不能搞一刀切，

不能搞一个模式。有的地方搞包产到户、包产

到组，是适合那里情况的，是对的，而在另外

一些地方就不一定适合。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如果不从我们那里的特点

出发，去搞划队型、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那

我们就将失去我们的优势。他强调的是东北土

地面积大、机械化程度特别高这个地域特征。⑨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不一定构成反对包产到户

的理由，但在包产到户普及后，这些问题依然

是需要关注、应对和解决的。从这一角度出发

而提出的问题，其实在邓小平的谈话中也有勾

画和设想，因本文主题所限，就不再赘述了。

（本文作者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

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责任编辑 王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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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万里在回顾农村早期改革突破时指出，这期间同

“左”的错误作斗争，大致有三个回合，分别是“突

破大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突破‘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突

破‘不许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

农民充分的自主权”。参见张广友、韩钢整理：《万

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１９９８年

第３期。这一分析也是有见地、有启发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万里论农

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第１１４页。

当然有个别的情况，也颇有异趣。例如，农业部有

一位反对包产到户的副部长，曾被万里批评说，“实

践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东西，

都说服不了他”，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他反对包产

到户，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信仰的力量”。参见赵树

凯：《懂农业与懂农民》，《中国发展观察》２０１８年

第１２期。

陆子修口述：《安徽农村改革的兴起》，中共安徽省

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

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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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编：《嘤鸣·友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１３４、１４１页。

《杨易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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