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亚人

文化人类学名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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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读书报告

一.米德、弗里曼其人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年12月16日-1978年11月15日)，美国女人

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形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1978年逝世后随即获授总统自由

勋章。米德二十三岁取得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在研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五年后，决定走出教室

去从事田野工作，原意选择南太平洋群岛的波利尼西亚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希望在他们的古

老习俗及传统生活方式被文明侵蚀消失前作出观察纪录，而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法兰

兹‧鲍亚士教授却因其地偏远危险而反对，二人终协商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

研究，因当地有一所美国海军基地，米德可以随时求助。米德根据萨摩亚的田野研究资料，

于1928年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探讨了正值青春期的萨摩亚少女的性和家庭风

俗，针砭美国社会对待青少年的方式，轰动一时。在她的观察中，萨摩亚社会没有什么不良

青少年，因为萨摩亚人不要求青少年服从任何清规戒律，青少年不必以反抗成规证明自己的

存在。当然，由于米德自己是女性，未能亲身参与萨摩亚人只准男性参加讨论政治、宗教、

经济的聚会，使她对整体社会的运作体系的了解有了很大限制。后来米德再以《三个原始部

落的性别与气质》（SexandTemperamentinThreePrimitiveSocieties，1935年）一

书探讨西方社会的女性权利，影响了当时的女权运动者，成为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支持力量。

德里克·弗里曼是澳大利亚人类学家，他曾是米德作品深信不疑的追随者。但他在自己

1940-1943年间的萨摩亚调研中发现，米德“关于东萨摩亚的马努阿居民的大部分描述，愈

来愈明显地不适用于西萨摩亚”。弗里曼带着疑问萌生了追踪和检视米德在萨摩亚期间的田

野工作质量及其结论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当弗里曼1943年第一次离开萨摩亚的时候，他已

经确立了自己“迟早有一天会直面反驳米德关于萨摩亚的结论的责任感”。1随后，弗里曼

用了40多年的断断续续的田野调查，从而将这部人类学视为经典之作的《萨摩亚人的成年》

拉下神坛。弗里曼几乎将其大部分的学术生涯贡献给了萨摩亚的研究，他不仅在萨摩亚做田

野调查，而且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格兰和美国的图书馆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最终写就这

本《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

二.米德与弗里曼之争

1庄孔韶：《谈人类学的回访研究（代译序）》，《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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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在与以高尔顿为首的生物决定论进行斗争中，逐步把文化从生物学中脱离出来，

开创了文化人类学的先河。指导博厄斯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文化决定论”。这个观点认为，

后天的文化因素在人类的进步中有着比先天因素压倒性的优势，倾向于用文化模式来理解

和研究人类社会。虽然文化人类学诞生了，但是“先天—后天”的争论贯穿于二十世纪前

30年。博厄斯希望进行一次人类学研究，以区别哪些是先天因素、哪些是后天因素，并为

文化决定论提供例证。最终，博厄斯选择玛格丽特•米德来进行这次研究，并把青春期作为

研究的突破口。1928年，年轻的玛格丽特·米德出版了其民族志专著《萨摩亚人的成年——

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该书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跨文化并

置法（cross-culturaljuxtaposition）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与美国人的青春期进行比较

研究，将萨摩亚社会作为“青春期危机”的反例展现在世人面前，认为萨摩亚社会充溢着

普遍的随和性，没有青春期的压抑与苦恼，男女之间的性爱更是“十分愉快的舞蹈”。这

使得博厄斯的猜测“以往我们归诸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其中的文

明施加给自己的限制的一种反应”得以“证实”，“先天—后天之争”也以文化决定论的占

据上风而告一段落。米德本人因此而声名鹊起，成为文化人类学界一颗耀目的新星。《萨摩

亚人的成年》作为独具威力的“证伪实验”，更是被奉为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研究的经典

之作”，为学界乃至世人所称道。

米德以普通人可以理解的手法书写了许多人类学著作，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不可低估的

影响，被人称为“世界的祖母”,直到1978年米德逝世，其萨摩亚研究范例也没有遭受到真

正有力的挑战。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教授德里克·弗里曼于1983年推出的《米德与萨

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83版的旧名）使情况发生了根

本的改变。弗里曼在书中对米德的萨摩亚研究的方法论、具体研究条件和方法提出了质疑，

并认为米德的经验证据和结论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他以其充分的田野研究经验向学界宣

称：萨摩亚社会有着严格的基于血统的等级制度，有着对少女童贞的极度崇拜，自杀率和

侵犯行为发生率高，青春期冲突非常普遍。在弗里曼看来，米德研究结论的严重错误具有

必然性，因为她着眼于“意识形态”的成功，一心寻求能够“证明”文化决定论的解释，从

一开始就违背了科学的立场与方法。之后，弗里曼还撰文并且发表专著强调米德受到了其信

息提供者的愚弄。

然而，《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仅仅只是拉开了“米德—弗里曼之争”的帷幕，这

场空前激烈的社会科学界大论战并未因当事者之一的缺席而有所缓和。许多学者涉身其中并

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弗里曼本人更是撰写了诸多论文和好几部专著，但因为“争论本身十分

复杂，涉及到一系列有关事实的、理论的、历史的、比较的甚至个人的问题”，至今也没有

定论。而“较为合理”的看法则认为，萨摩亚人的性行为“并不像米德或弗里曼所描述的那

么偏激”，他们对性行为所持有的态度“介乎性自由和性压抑之间”。事实上，这场论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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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出原有议题本身，它真正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它对于培育与启动人类学甚至是所有“软科

学”的反思性思维的贡献。

三.本书主要内容的归纳、梳理

我在拜读这本书的时候，深深地觉得，在发动批判前，弗里曼对《玛格丽特·米德与萨

米亚》一书的框架结构进行了精心的布局，务求条理清晰和逻辑严密。本书共分为四大部分，

其主要内容、观点归纳梳理如下：

1.第一部分：文化决定论的兴起2

弗里曼在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米德在萨摩亚做研究前后的时代背景以及米德自己的学

术渊源，其中对生物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形成和对峙的梳理是最主要的部分，以此来说明

米德在田野研究过程中受到的预先目的和预先价值方面的影响。

【时代背景】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后，弗朗西斯·高尔顿把“自然选择推动了生

物进化”这一理论应用于人类研究，认为在人类种族发展的过程中，自然选择也处于全面

支配的地位，先天的作用优于后天。高尔顿以此理论，提出优生学，并发动著名的种族改

良运动。当时虽有魏斯曼、赫胥黎等人强调自然选择和文化过程的区别，但是在高尔顿等人

的努力下，20世纪初遗传学说占有压倒性优势，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英美掀起了优生学

运动。在文化和遗传的辩争中，博厄斯站了出来，在其《原始人的心智》一书中（基于对巴

芬岛爱斯基摩人的研究），把文化从进化论和种族主义的推测中解放出来，认为文化是外源

性的，正式提出“文化决定论”。然而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和优生学的斗争依旧激烈。随着

华生（行为主义）、杜威等人加入反对优生学的行列，论战愈发陷入了胶着的状态，矛盾无

法调和。

【现实需要】博厄斯为了用现实的例证回答他自己提出的“什么是遗传性的，什么是非

遗传性”的难题，决定派米德前去萨摩亚进行研究。书里接着分析了米德的学习历程，分析

了她向人类学转向的原因和过程，特别提到了露丝·本尼迪克特和威廉·弗尤丁·奥格本的

影响，前者相信博厄斯的观点——“人类首先是一种其反应‘人出生起就已经被他所诞生于

其中的文化特性限制’的存在。”；后者认为“除非用文化条件来进行解释的努力已经山穷

水尽，我们绝对不能用心理学来解释社会现象”。这些人的观点不仅促使米德转向文化人

类学博士学位的攻读，而且也深深影响了她人类学研究的价值预判。

2.第二部分：米德的萨摩亚研究

这部分首先梳理了米德在萨摩亚做田野调查中的问题和《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写作

2[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第1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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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并分析了米德田野研究的失误，也分析了成书过程中受到的本尼迪克特的影响。接着，

弗里曼综合性地简述了米德研究的结果，并对米德的结论提出初步的质疑。在这一部分的最

后一章，弗里曼分析了米德创造人类学神话的过程和影响因素。

首先，弗里曼指出，米德的田野调查存在很多的不规范，如米德出发前的准备不足，没

有田野调查的知识，不会萨摩亚人的语言；选择塔乌岛，没有与土著人一起居住，不能深入

的了解萨摩亚的文化；研究时间不足，只有三个多月；信息主要靠提供者的二手资料；由于

研究期间的飓风，人们忙于重建，没有机会目睹社会仪式的机会；由于性别，不能参加酋长

级别的会议。其次，米德与本尼迪克特的联系，使得她在研究中严重受到“通过文化模式的

研究来达到对人类行为的理解”的影响。最后，作者梳理了米德成书的过程。本尼迪克特对

美国西南部的研究，更加深信“在所有人类文化中，行为的传统模式决定着人类本性的形

成”，这一观点影响了米德的分析和写作。面对研究复杂的难题，米德没有研究人行为中的

生物学因素和文化变性的因素的实际互动，而是取道寻取“反例”。在寻找反例时，由于没

有科学的生物学训练，便直接排除了生物性因素。再者，米德的书因为符合“文化决定论”

并为博厄斯的观点取得了例证，被其基本接受，并且书的内容也符合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情绪，

也证明了华生的行为主义观点，亦被社会人士普遍接受。自此，文化决定论取得了对优生学

的“完美逆袭”。而其它学科也积极的借鉴米德的成果。美利坚图书馆更是把米德研究结论

推向了世界。虽然有些人类学家，例如霍尔姆斯的研究结论与米德存在明显不一致，但是由

于当时的知识氛围，人们普遍或把原因归结为时间变迁引起的变化，或认为是“描述的”不

一致，米德自己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书籍来维持自己的神话。3

3.第三部分：对米德结论的反驳4

这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弗里曼依据自己的田野研究，并借鉴其它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

对米德的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击，他认为米德所描绘的萨摩亚社会（“充溢着普遍的随和性，

没有青春期的压抑与苦恼，男女之间的性爱更是十分愉快的舞蹈”）及其所得出的结果有着

根本性的失误。在弗里曼的眼里，萨摩亚是一个“有着严格的基于血统的等级制度，有着对

少女童贞的极度崇拜，自杀率和侵犯行为发生率高，青春期冲突非常普遍”的社会。弗里曼

先后从研究的历史背景、等级、合作与竞争、攻击行为与战争、异教和基督教、惩罚、萨摩

亚人的性格、性、青春期、精神特质等方面对米德的观点展开攻击。

【研究背景】弗里曼认为，米德的研究与其先前的研究有严重的出入，而且米德自己的

调查和结果也有很大的出入。萨摩亚在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米德认为当时的情况有所改变

的说法并不可靠。米德做田野时，萨摩亚正处于混乱的阶段，而当时调查团的研究反映了萨

摩亚人的反抗。

3[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8年版，第65-90页。

4[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8年版，第105-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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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弗里曼认为米德模糊了象征酋长的权力，实质上裁决权和宣布权都是由象征酋

长拥有的。而且在等级的任何层面上都存在对头衔的激烈争夺，由于头衔引发的暴力冲突或

战争时有发生，这样的争夺不仅发生在酋长之间，也发生在家族之间、村庄之间、不同社会

政治组织之间。萨摩亚人极力保护自己等级的权威，于是一点违反权威的细节都会引起严重

的争吵或者冲突。

【合作与竞争】与米德对萨摩亚社会为合作的社会、不存在竞争或竞争被弱化到可以控

制的描述不同，弗里曼认为竞争存在于等级制度之中，无论是青年人的棍棒打斗游戏，还是

酋长们的高技能的捕鸽比赛，都表现了萨摩亚人个人的斗争意识。另外，萨摩亚人群之中也

存在着群体的竞争，无论是家族之间、村庄之间，还是家族的内部，都存在着这种群体的竞

争。“群体竞争”是萨摩亚的政治基础。宗教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可笑的竞争。在筹集教会

经费时，教区之间、家族之间、村庄之间都有竞争。教育中也存在着竞争。

【攻击行为与战争】萨摩亚并不像米德所说的缺乏“侵略性”，而是具有很强的侵略性，

并且好战。威廉姆斯证实，酋长之间因为被暗杀而引发战争，战败者被残酷的杀害。世仇战

争是持续久、危害大的一种暴力冲突。殴斗是萨摩亚人的特点，而且殴斗的范围广、时间长。

在萨摩亚，即使女子也富有攻击性。萨摩亚的殴斗每10万人中40起，远远高于全球其它地

区和国家。

【异教和基督教】异教中，没有庙宇，没有广场祭祀，但是异教徒信奉很多神，使用“口

头崇拜”的方法，最高神是“塔加洛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主要根据出生时正在祈祷

的神确定。异教中，还有专门灵媒（塔乌拉艾图）的设置，主要由象征酋长担任。萨摩亚是

高度宗教化、有宗教制度的民族。基督教传入后，由于与原有宗教的十分相似，故被迅速的

接受，基督教在萨摩亚生活中的地位也不断加强。家长要求年轻的女孩子入教，成为信徒被

看作是保护贞操的措施，严禁婚前性行为。牧师代替象征酋长成为了灵媒，教义严格的约束

着青年男女。

【惩罚】对酋长依从的加强是通过惩罚实现的，无头衔的人必须严格的依从酋长。以前，

对侮辱酋长者实施严格的惩罚，绝不宽恕律例触犯者，甚至要驱逐整个家族，针对个人的处

罚措施更是各种各样。现在，虽然严格的惩罚被罚款所代替。酋长如果不听从福努会的决定，

也要受到惩罚，惩罚有福努会决定。即使信仰不同，也会得到驱逐。

【孩子的抚养】萨摩亚并不像米德说的，人与人之间充满冷漠的感情，父母与孩子之间

也不相互依赖。萨摩亚的孩子实质上普遍依恋自己的父母或者照顾自己的人。父母和孩子组

成的小单位明显存在，孩子与其年长姐姐的关系无法取代与母亲的关系。

【萨摩亚人的性格】与米德不同，弗里曼的研究表明，萨摩亚人的行为中含有明显的感

情色彩。在弗里曼的眼里，萨摩亚人有着严重的性格分裂，而不是米德所谓的没有精神疾病

的存在。

【性道德和性行为】米德认为萨摩亚是个性自由的地方，但是弗里曼认为萨摩亚人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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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处女情结，并且对通奸也非常反感。表现处女情节的主要制度是淘泊制度。“淘泊”

是性成熟并且保持童贞的少女，童贞是为了勾起人们的欲望。一般女孩嫁人，父母有绝对的

支配权，但是淘泊的婚姻由整个村庄来决定，因为童贞是社会性的资产。淘泊结婚时，要进

行残酷的破贞仪式，如果被发现不是处女，不仅要退婚，还要收回送出的礼物。强奸是普遍

存在，但是萨摩亚的强奸一般是以用手指捅破处女膜为目的，是为了娶到是处女的妻子，这

种行为在弗里曼看来无非是对淘泊仪式的模仿。

【青春期】在弗里曼的眼里，萨摩亚少女的青春期，不似米德所谓的轻松的、没有压力

的。即使从米德提供的数据推测，青少年的犯罪率也是很高的。萨摩亚少女们在青春期面临

着巨大的压力，只是排泄的方式不同而已。萨摩亚人在青春期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青

春期是“一个青少年犯罪率比其他人生阶段都更为频繁的阶段。”

【萨摩亚人的精神特质】米德认为萨摩亚人是适度的、温和的、轻松的民族，没有让他

们特别在乎的事情。但是弗里曼的研究结论是“萨摩亚人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又勇敢坚毅的

民族”，他们充满着信念，并且为信念而战。萨摩亚人对外来统治的反抗，显示了萨摩亚人

坚定的信念。弗里曼认为，“萨摩亚的精神特质来自一种强调等级和古老特权神圣不可侵犯

观念的制度和基督教及其关于互爱和宽恕之伦理的混合。”萨摩亚人的性格具有两面性：

“在和蔼亲切、彬彬有礼的外表下，隐藏着对于愤怒和暴力的敏感性。”酋长们也面临着极

大的压力，但是他们往往把压力内化。在文章的最后，弗里曼总结说，萨摩亚人既有自己的

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都是普通人。

4.第四部分：米德与博厄斯模式5

在书本的最后，弗里曼集中分析了米德误读萨摩亚的原因，并间接抨击的博厄斯直接把

生物因素排除、单独用文化因素来分析人类发展的文化决定论模式，他认为这样的模式和遗

传决定论一样是愚蠢的。弗里曼接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生物性因素和文化因素是人类发

展共同的因素，缺一不可，而且这两种内在和外源性的因素是在交互中相互影响的。更科

学的人类学模式应该是，综合考虑遗传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并要注意对两种因素交互影响

的关注。弗里曼集中论述了米德误读萨摩亚的原因，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条：文化决定论的信

念；将南海看做人间天堂的倾向；把塔希提的资料错误的应用于萨摩亚；在研究前没有系统

的准备；博厄斯的指导不当；没有对萨摩亚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系统的人种志研究，造成了

立场偏差；低估了当地人们文化、历史、心理的复杂性；不会萨摩亚语，缺乏与当地人沟通

的努力；住在海军代表的家中，引起当地人的敌视；搜集资料是通过有安排的来访者的论述；

来访者戏弄的米德；博厄斯因为米德结论顺应自己的观点而轻信米德。在本书的最后，弗里

曼说“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无论是追溯人类久远的历史，还是探索我们充满疑虑的未来，

我们都要充分认识到遗传和外因以及两者交互作用的极端重要性。”

5[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8年版，第24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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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围绕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讨论

1.弗里曼对米德的质疑主要有哪些方面？

弗里曼从米德写作的三个阶段（田野前期准备、田野过程当中、田野后期写作）分别展

开了批判，其质疑的主要方面包括：

第一阶段：田野前期准备

（1）深受博厄斯等人“文化决定论”观念的影响，在进入萨摩亚之前带有价值预判；

（2）前往萨摩亚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文化决定论”；

（3）米德在研究中严重受到本尼迪克特“通过文化模式的研究来达到对人类行为的

理解”的影响；

（4）缺乏足够的专业锻炼，进入田野前准备不足。

第二阶段：田野过程当中

（1）田野调查不规范，如没有田野调查的知识，不会萨摩亚人的语言；选择塔乌岛，

没有与土著人一起居住，不能深入的了解萨摩亚的文化；研究时间不足，只有

三个多月；信息主要靠提供者的二手资料；由于研究期间的飓风，人们忙于重

建，没有机会目睹社会仪式的机会；由于性别，不能参加酋长级别的会议；

（2）轻信报道人的戏弄之语，没有仔细对报道人提供的内容加以辨别和验证；

（3）文化决定论的信念；把塔希提的资料错误的应用于萨摩亚；没有对萨摩亚的文

化和价值观进行系统的人种志研究，造成了立场偏差；低估了当地人们文化、

历史、心理的复杂性；住在海军代表的家中，引起当地人的敌视；搜集资料是

通过有安排的来访者的论述。

第三阶段：田野后期写作

（1）博厄斯因为米德结论顺应自己的观点而轻信米德；

（2）本尼迪克特对美国西南部的研究，更加深信“在所有人类文化中，行为的传统

模式决定着人类本性的形成”，这一观点影响了米德的分析和写作。使得米德

没有研究人行为中的生物学因素和文化变性的因素的实际互动，而是取道寻取

“反例”。在寻找反例时，由于没有科学的生物学训练，便直接排除了生物性

因素。

（3）米德的书因为符合“文化决定论”并为博厄斯的观点取得了例证，被其基本接

受，并且书的内容也符合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情绪，也证明了华生的行为主义观

点，亦被社会人士普遍接受。

2.请你站在调停者的角度，设想调解二人争端的方法。

我觉得，调节的办法就是肯定二者的学术贡献，同时“各打五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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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和弗里曼都是人类学界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他们的著述和贡献有目共睹。所以，

就“萨摩亚”问题的争论，无论孰是孰非，都不应该抹杀两位学者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关

注。更所谓，一百个读者心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米德-弗里曼”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二者看待问题和所持观点的不同从而导致切入角度与产生结论的差异。

当然，回望米德与弗里曼对萨摩亚的研究，两位学者或多或少都真实反映了萨摩亚社会，

但是有些观点也难免各有偏颇。米德萨摩亚研究饱受质疑的地方前面已经罗列，而弗里曼的

研究本身也遭受到以下方面的质疑和批评：

（1）在“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上，弗里曼批评米德站在极端文化决定论的立场并因

此导致观察和解释的极大偏见，然而许多文献资料却表明，米德与博厄斯都不是极端的文化

决定论者，而主要持“文化相对性”的观点，弗里曼关于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假

设，米德本人也接受。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弗里曼更侧重于强调生物性的因素。

（2）弗里曼对米德的批判基于20世纪40年代与60年代的观察，而米德的萨摩亚研究却

是19世界20年代的事情。那么，单个个人采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进行的研究能够在何种程度

上保证较高的效度？是否应该考虑排除社会变迁这一外部变量的影响？又应该如何予以排

除？而从弗里曼的民族志文本来看，他是倾向否认社会变迁这一说法的。

（3）弗里曼多次强调“受过教育的萨摩亚人”要求他以人类学家的身份“纠正米德的

错误”，但这能否作为科学意义上的证据而存在？如果说米德在研究中有着证实文化决定论

的“使命感”的话，弗里曼是否也有着“代萨摩亚人立言”的“使命感”的嫌疑？再者，米

德在调查时未与当地人住一起，不能参加萨摩亚的“福诺”6，这或许隐含了资料不可信的

可能性，但弗里曼与萨摩亚社会的过度接近(尤其是他具有族长地位的头衔)是否也会对其观

察与解释的客观与无偏见带来隐患？

（4）就研究结论来看,弗里曼确实指出了米德结论中一些略显仓促和简单化的方面，

但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对米德的研究加以全盘否定，弗里曼关于萨摩亚文化和社会行为等方面

的结论同样难以找到坚实的支持。正如保罗·山克曼认为:“萨摩亚社会的公共道德规范并

不像米德认为的那么宽松，而萨摩亚社会的个人性行为也没有弗里曼所说的那么倍受限制。”

（5）很多研究者认为弗里曼的批判过于激烈，带有太浓的权威色彩，特别是他把米德

的“错误”归因于其个人人格和能力的倾向和行为，引起了学界同仁一致的质疑。詹姆斯·E

科特曾明确指出，“如果弗里曼的批判以学术批评的形式出现，这场争论或许就不会变得如

此激烈和复杂”。而A.古德曼于同年出版了一本批评著作，表达了与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

不同的观点，但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这个事实甚至引起一些研究者对弗里曼采取强硬语调

动机的猜测。7

6

“福诺”是萨摩亚的一种族长会议。弗里曼认为“福诺”是萨摩亚民族精神和一个村落或行政区的具体

特征的重要表现，其表示等级地位的法鲁皮加、座次及卡瓦仪式构成了“萨摩亚文化的中心”。

7张丽梅，胡鸿宝：《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载《北方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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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站在调停者的角度，我觉得米德与弗里曼都应该正视对各自质疑中确实存在的问

题，而且所有的讨论都应当仅仅是局限在学术范围内，不可涉及对个人的攻击等偏激的行为。

最后，还应该感谢米德与弗里曼两位严谨的学者，他们对与萨摩亚的研究及其争论很好地促

进了整个学术界的反思，进而推动了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3.这场争论在人类学学术史上的意义。

事实上，这场论战早已超出原有议题本身，它真正引人注目的价值与意义或许是这场争

论对于培育与启动人类学甚至是所有“软科学”的反思性思维的贡献，它为我们对人类学田

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的反思提供了新契机。这些反思包括8：

首先，关于客观性问题。最初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相信，秉着严格的实证精神，通过全面、

系统的观察，人类学者可以获得特定文化的知识。这里隐含的前提就是，人类学者作为科学

家,是客观的、价值无涉的、权威的，由此产生的知识也就具有真理性和唯一性的特征，这

预设了“米德—弗里曼之争”的可能性。但随着学科的发展，这一点越来越受到质疑，单个

人类学者的研究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从复杂社会现实中获取真理性知识也日渐成为严肃的认

识论课题。解释人类学和反思人类学的兴起，使得人类学者在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解释过程

中的主观创造性问题被强调，人类学研究越来越注意研究者本人作为一种研究工具的作用，

研究者的理论取向、个人身份、研究意图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社会距离”都会对

研究结论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来反观“米德—弗里曼之争”，我们不难发现隐藏在不同结

论之后的其他分歧:后天-先天，证明文化决定论——批判米德的萨摩亚研究，对博厄斯的“使

命感”——对“要求”弗里曼“纠正米德错误”的萨摩亚人的“使命感”,年轻女子——年

长的权威性的男性族长等等，而这一切都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迥异。

第二，关于理论假设的问题。田野调查是否需要理论指导？在这一点上学界似乎也很难

达成完全的一致。20世纪20年代以前，博厄斯学派认为田野调查中的资料收集不需要理论指

导,但没有明确中心的杂而多的经验资料何以成为知识？何以承载意义？这俨然是一个不

容回避的问题。而米德带着理论假设进入萨摩亚田野，围绕着“青春期危机是否必然存在”

这个重点问题收集资料，可谓是开创了“问题取向”田野调查的先河。但正是这种做法在几

十年之后受到了弗里曼及其支持者的激烈抨击，后者坚持认为米德的“假设先行”导致了“自

证预言”的奏效。然而，弗里曼本人在1943年11月离开萨摩亚时“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迟

早要担起责任写文章批驳米德关于萨摩亚的结论”，这是否也意味着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米

德结论是错误的”这一假设和“批判”的意图的影响？倘若我们无法找到充足的证据否定这

一点，那么这场争论在本质上来说是缺乏根基的。因为“事实只能依安排此世界并使之可理

解的主观分类与观点来了解，站在一个与别人不同的理论立场，你在本质上便研究了一个与

他迥然不同的世界”。

8张丽梅，胡鸿宝：《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载《北方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8-79页。

文化人类学名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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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关民族志的内在特性。首先，民族志是一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其内在效度

高而外在效度很低，通常以田野调查来收集资料，以“深描”的方式呈现资料，理论建构遵

循自下而上的归纳主义路线。这一方面使得充分“挖掘丰富的地方文化与人性”成为可能，

但也使得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局限于特定的地方情境和文化条件中，很难推及到样本以外更大

的范围，可验证性差。这无疑是“米德-弗里曼之争”难有定论的原因之一。再者，感性的

田野经验与民族志文本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换言之，研究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论

兴趣、研究旨向等对来自田野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甚至重构，从中提炼出特定的主题，然

后采取比较总体化的文字进行表述。对于民族志这种固有的两面性，费恩伯格有着深刻的认

识，他认为正是民族志的这种特性使得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从十分丰富、精致的

民族志描述仓促地过渡到了表面化、简单化的结论，而米德及其出版商为把普通大众纳入读

者群所做的努力则使得这种两面性表现得尤其突出。

第四，关于科学性问题。人类学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性质，实证与反实证的研究

方式都具有合法性意义。但理解性的意义阐释在根本上不具备“科学测定与证实”的性质，

极少存在可控参数的“社会实验室”，也无法生产物理实验的权威。换言之，田野调查与民

族志支撑的人类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无论遵循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最终

的研究结论都难免含有对“原本事实”的“重建”成分。或者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当弗里曼

强调他“科学”地“驳倒”了米德的萨摩亚范例和“成年理论”时，学术界立即对此展开了

激烈的争论。其中，科特的说法耐人寻味:“为了找到批驳米德的不可拒斥的证据，弗里曼

不得不承担起寻找科学研究中的标准证据的重任。然而，倘若从弗里曼提供的证据还可得出

其他合理解释的话，那他原来由这些证据得出的结论也不见得就比米德的结论可靠多少。如

此一来，这场争论就仅仅变成了有关同一事实的一种解释反对另一种解释的闹剧。

总之,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无不体现着人类学者的“价值相关性”，人类学知识很难

达到超然的客观与科学。在从某一视角、某个方面、某种程度而言的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迈

进的过程中，抛开对错分野的“对话”或许比志在“求真”的“论战”更符合知识累积与学

科发展的逻辑。

五.参考文献

[1]【澳】德里克·弗里曼著.夏循祥等译.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

形成与破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2]张丽梅，胡鸿宝.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北方民

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7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