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ssman

内生增长理论

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相关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

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也就是说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自此之后，我

国财政学界就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促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升效率型

的经济增长展开了大讨论，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和办法。但是，这些

讨论大都属于策略性探究，所提出的财政策略最终是否会奏效并不清

楚，也就是说，没有分析这种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假如按照新古典

增长理论，财政政策很难发挥功能。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90

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经济学”或“内生增长理论”及其财政政策含义，

为我们今后的讨论提供理论依据。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

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

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

（TanziandZee,1997,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

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

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所

以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不过，

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

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

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

包含着因探究和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

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有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

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很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

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功能（Schumperter,1934；舒尔兹，1990；贝克

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即使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

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

系表现在很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

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升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

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

决定的，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

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

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

变量对政策（非凡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假如增

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新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非凡是政

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

成为注重的焦点。

众所周知，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盛行的是索洛（Solow，1956，

p.65-94）和斯旺（Swan，1956，p.344-361）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

模型，即把经济增长解释为生产要素（非凡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

该模型表明，只要投资超过重置破旧机器的必要水平，资本存量就会

增加，从而人均产出就会增长。不过，即使该模型猜测出短期的人均

增长，但资本积累最终会出现收益递减新问题，这时，人均产出停止

增长。用索洛的增长模型来说，假定储蓄是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即

S=sY，且这些储

蓄全部用于投资，则资本积累方程是：

dK/dt=sY-δK（1）

因为资本的收益是递增的，当投资只能充足补充折旧（δK）时，方

程式（1）所表明的资本积累过程最终会达到稳定状态。这表明，长期

经济增长率为零。即使如此，该模型确实把注重力集中于试图理解技

术变化的性质，因为假如有技术变化，新投资不一定出现收益递减。

凭直觉来看，增加完全相同的机器虽然资本存量增加了，但收益无疑

是递减的。不过，假如每台新机器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就不会发生收

益递减。即使新古典长模型的创建者熟悉到了这个点，但并没有构建

出技术变化模型。

阿罗（Arrow，1962,p.155-173）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62年

发表过一篇文章，把技术进步和投资的实际过程联系在一起指出，投

资都是在做新事情，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他用“边干边学”

（LearningbyDoing）术语来描述这个过程。后来，罗默

(Romer,1986,p.1002-1037)在开创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

长理论”（EndogenousGrowthTheory）时又拾起了这种思想。相对于

索洛－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来说，内生增长模型认为长期增长率是

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就得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为

什么不会发生的原因。要解释这个新问题并非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因

为积累的生产要素不变收益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同时发生。

收益递增意味着企业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从而不可能达到竞争

性均衡。所以，内生增长模型必须找到一种途径，使企业层次的收益

递减，而使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至少）不变，所以总是要保持对投

资的刺激。企业层次的收益和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之间的偏离，说明

了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之间存有着差异，继而说明政府的政策具

有潜在功能。

简单来说，解决企业收益和整个经济收益之间偏离这个新问题的大致

方法有两种：或包含人力资本，或考察技术进步（也可称之为知识创

造或发明或革新）。这两种大致方法在很多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

异，因为它们都是建立“知识”积累模型：在人力资本模型中，这种

知识假定内含于人力中；在技术进步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机

器或产品中。所以，内生增长理论能够看作是对知识积累过程的模型

化。

首先，考察卢卡斯（Lucas，1988，p.3-42）建立的以人力资本为基

础的内生增长模型。需要注重的关键新问题是：第一，人力资本增长

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这种思想可能表示为如下

微分方程式：

（2）

式中，h代表人力资本，δ代表正常数，（1-u）则是人力资本投资

占总投资的份额。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均收入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

长率成正比。所以，一般的政策含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正规

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至关重要。第二，卢卡斯指出，一国的

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着每一企业的单个生产率。换言之，存有一种

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意味着社会最适增长率高于私人增长率：经济行

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因为在他们的自身计划中不包括其

投资的外部效应。当然，这正说明了政府政策在促动人力资本投资水

平提升中的功能。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的行业中有所不同这个事实，而且，

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培训和工作经验，所以，人力资本一般和

特定行业相关。卢卡斯指出，倘若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

增长率，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最好引导资源流向这个行业。不

过，市场力量不会实现这个结果，因为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具有外部性。

其次，考察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建立

的以技术进步而非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假定

企业面临着这样一种决策，即在探究和开发（R&

amp;D）领域投资多少；而探究和开发活动反过来又会发明新产品或

改进现有产品。探究和开发投资决策取决于探究和开发的效益和成本。

探究和开发投资的效益是产生新产品，企业卖掉这种新产品取得利润

（该模型假定对新产品的生产拥有产权）。所以，该模型隐含着一大

堆相关市场条件和知识产权的假设，最终是为了说明企业具有稳定的

需求条件。探究和开发的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以及企业获取的知识。

假定企业获取的知识越多，从事探究和开发活动的成本越低。一国的

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企业过去从事的探究和开发活动总量。所以，

每个企业都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探究和开发活动受益，这就是说

探究和开发具有完全的外溢效应。换言之，探究和开发使企业有了新

发明的机会，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但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存量

增加了，而这种公共知识存量能够被其他所有企业免费利用。这种外

溢效应或者说技术外部性的存有说明政府政策要发挥功能。

上述考察的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仅仅最闻

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

和罗伯森（KingandRobson,1993,p.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

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p.323-351）的模拟

和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1991,p.369-405）国际贸

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

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非凡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

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1997,p.43）。这

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升产品质量。这些

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

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探究和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

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

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使用于生产（市场条件、

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使用新知识的资源

（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

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

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

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

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

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新问

题。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

我们看到，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即能够积累的生产要素）

的收益率递减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而且财政政策没有机会影响经济

的增长率。不过，内生增长理论则通过克服能够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

递减性质而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并通过财政政策解决人力资本积累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等新问题。

（一）线性生产技术

内生增长理论克服可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的一个最简单的方

法是假定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和人均资本是线性关系，即：

y(t)=ak(t)（3）

式中，a是一个常数（技术系数），且a>0。假定人口不变，典型个

人的目标是使无限时间期间的效用流量折现值最大化，则增长率g的

决定方程式是：

g=(a-r)/σ（4）

式中，r代表时间偏好率，σ代表不变边际效用弹性。从中能够看出，

只要a>r，人均增长率就是正的。所以，技术系数a决定了增长率，而

且能够影响该系数的任何财政政策都会影

响增长率（Rebelo,1991,p.500-521）。

（二）外溢效应

解决资本收益递减新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假定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

本存量或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而后者对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又具有正

效应，避免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趋向于零。

这种方法能够追溯到阿罗（Arrow,1962,p.155-173）的思想，他认为，

知识的取得（即学习）和经验紧密相关，而经验的衡量指标是总投资

积累额。用比较正规的方法来说，即典型企业的生产函数能够写成：

Y(t)=f(K(t),A(t)L(t))（5）

式中，A(t)代表知识或人力资本存量，是一个效率参数，对在时期t

雇佣的劳动力数量L(t)的影响是正的。所以，技术变化是一种增加劳

动力的技术变化。必须注重的是，知识存量将提升每一工人的效率，

但知识存量一旦形成，它就成为一种共用品，因为所有工人的效率都

可能同等提升。

此外，根据阿罗的观点，知识存量是经验的函数，而经验又是过去积

累的总投资E（t），所以，该函数的形式是：

（6）

式中，0＜μ≤1（Arrow,1962;Shesinski，1967，p.31-52）。假如

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则典型企业的边际资本产量的决

定方程式是：

（7）

而对于作为整个社会的计划者――政府来说，因为要考虑物质资本投

资的外溢效应，则边际资本产量是：

该模型表明私人边际产量和社会边际产量不一致，因为私人企业没有

考虑其投资决策的正外溢效应，而政府则考虑了。所以，这是政府干

预的一个原因：必须要提供刺激，以便经济中的投资水平趋近于政府

选定的水平。

因为政府考虑了产生新知识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而在竞争性经

济中企业仅仅考虑了比较小的知识的私人收益，所以，根据罗默

（Romer，1986）模型，同社会最适状态相比，在竞争性经济中，在任

何时点的消费量太高，而探究数量太低。所以，引导私人资源从消费

转移到投资的财政政策都会使福利提升。此外，消费增长率在社会最

适状态下总的来看也将提升，因为，“在较低的初始消费水平情况下

提升初始投资率，最终会导致消费水平提升”（Romer，1986，

p.1027）。为了达到社会最适状态，政府必须选择能使知识的税后私

人边际产量等于社会边际产量的税种（如一次总付税）和投资补贴。

（三）生产性公共资本

过去，经济学中存有着一种普遍看法，即政府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而

内生增长理论则改变这种看法，非凡是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

性。阿罗和库兹（ArrowandKurz,1970）最先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

经济生产函数，他们建立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Y(t)=F(K(t),G(t),L(t)elt)（8）

式中，K（t）代表私人资本存量，G（t）代表公共资本存量（这是纯

共用品），l代表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这是外生给定的）。公共

资本存量也存有于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因为这个变量具有双重功能。

例如，教育既有对生产率的正效应，也具有直接的效用收益；又如公

路，企业在其生产活动中能够利用，个人也能够利用。

巴罗（Barro，1990，p.103-125）也采纳了公共服务对经济中的生产

机会具有正效应的思想，但不同的是，巴罗假定公共投资的流量而非

公共资本的存量直接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中。他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9）

式中，IG(t)代表公共投资的流量，α代表产出对公共投资的弹性。

为了给公共投资融资，政府按税率τ对家庭的所得征税。假定预算是

平衡的，则公共投资的流量由下列方程式决定：

（10）

利用政府预算限制，增长率的决定方程式是：

（11）

该方程式表明，和罗默模型一样，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在长期不会趋

向于零，但不同的是，这里是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具有正效应。为了

找到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所得税率，需要求对C′/C的τ微分，并令

该结果等于零。最后的结果表明，实现最大增长率的条件是τ＝x。

巴罗等（BarroandSla-i-Martin，1992，p.645-661）考虑到如下两

种情况对该模型实行了扩展：政府提供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有品

以及具有拥挤性的公用品。结果他们发现，在第一种情况下，一次总

付税优于所得税；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所得税的功能如同使用者付费

而可能优于一次总付税。这是因为在一次总付情况下，对投资的刺激

太高，其原因在于它们没有考虑到公用品的拥挤效应。

（四）人力资本投资

索伦森（Sorenn，1993，p.73-93）利用并扩展了卢卡斯（Lucas，

1988，p.3-42）模型，明确地分析了财政政策含义。他假定政府征收

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以及一次总付税，同时政府对教育收费或补

贴，这两者和花费时间提升技能水平而放弃的收入数量成比例；此外，

政府提供诸如学校建筑或师资等基础设施，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必要

条件。他的分析结果是：提升对资本所得征税只影响利率，所以在长

期降低了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但是，假如政府提升学费，对劳动所得

征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而假如政府补贴教育，对劳动所得征税会提

升平衡增长率。不过，对资本所得征税仍然没有显示出对增长率有什

么影响。在社会最适状态下，对资本所得征收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

因为政府通过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而提供生产性服务。所以，正如包

含公共投资而直接影响生产函数的巴罗模型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对资

本课征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这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所持的

观点完全不同。此外，索伦森还阐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大小决定

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的还是负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补

贴。假如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那么，政府

就理应给予教育补贴；假如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且教育过程的效率

很低，那么，政府就理应对家庭收取学费。

（五）探究和开发投资

罗默（Romer，1990,p.71-102）建立的模型包含了三个生产部门，即

家庭能够用来消费或投资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探究和开发部门和

中间资本品的生产部门。上述的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

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依据罗默模型证实，因为探究和开发部门具

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因为企业在其

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溢效应的存有，所以其探究和开发水平太低），

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探究和开发活动来提升增长率。

综上所述，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

概括出促动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办法：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

策办法：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

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办法：

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增加探究和开发投资的政策办法：政府直

接增加探究和开发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

探究和开发投资。

可见，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至少表现出两个实质性变化：第一，

30多年来新兴的各种经济学流派提出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运行，或者说

财政政策无效。不过，内生增长理论这种“新经济学”则认为，政府

仍需要适当干预经济，财政政策在促动内生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功能。第二，过去的经济学包括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

财政政策，其功能点在于刺激劳动供给和促动一般性物质

资本的形成。不过，内生增长论提出的财政政策首先熟悉到政府的公

共支出非凡是公共投资是具有生产性，并重点在于增加人力资本，基

础设施以及探究和开发等三个领域的投资。

三、着重考虑的四个现实新问题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国际

上衡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指标是“综合（全）要素生产率”

（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新

问题。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深入探究，我们首先简单介绍综合要素生产

率概念。

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

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因为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

本之间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基

于如下思想：总产出增长部分原因是投入（或要素）的积累，部分原

因是某种不可观测的数量。也就是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是产出

增长不能归因于投入增长的那部分。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2）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Ｋ是（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

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

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

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13）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这种衡量指标也称为“索洛剩余”或“索洛残

差”（SolowResidual），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索洛剩余”、“综

合（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三个概念是能够互换的。

现在的新问题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

起多大功能？经济学家们在探究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不同时提出，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源泉？丹尼森（Denison，

1967）在《增长率为什么不同》一书中对美国、英国、法国、前联邦

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九国1950~1962年期间

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实行分析，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3.3％

中，42％是因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西欧八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

4.8％中，64％是因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森久雄（Kanamori，

1972）在《用什么来解释日本的高速增长率》一文中指出，日本在同

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0.％中，60％是因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陈坤耀（Chen，11979）对亚洲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比较探究得出，

在1955~1970年期间，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

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46.5％、55.2％和56.4％。而根

据舒元（舒元，1993）的测算，我国在1952~1990年期间综合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0.3％。

我们再来看一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下表列出了选择国家的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该表中我们至少能够看出两个新问题：

第一，早期工农业化国家在50年代到60年代末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比较高；第二，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化

国家，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不过，我国

1952~1990年期间的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仅为0.02％（舒元，1993，

第86页）。看来，我国要保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提升综合

要素生产的增长率。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升综合要素生产率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增

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探究和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我们

比较一下人力资本投资，以公共教育支出作为近似指标。东亚国家和

地区（包括香港、韩国、新加坡、马亚西亚、泰国等）1960年公共教

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就是中低

等收入的达国家，同期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也分别为1.3％和3.1％

（世界银行，1995，第137页），而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

分比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

2.52％、2.48％、2.18％和2.08％（国家统计局，1996年）。能够看

出，我国当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60年代的水

平，新问题不但如此，更为严重的新问题是公共教育支出比率呈下降

趋向！

同样，探究和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向。因为很多因素造成探究和

开发支出虽然在国家之间不可比，但是，从我国自身的探究和开发支

出趋向来看不容乐观，因为它占GNP的百分比是下降的或至少没有提

升，如1990年的探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

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国家统计局，1996，第661

页）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我国要想在跨入21世纪之后仍然保持较高的增

长趋向，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走集约型增长道路，因为仅靠投入增

长不可能长期持续（萨缪尔森等，

1992，第1335~1342页）。依据内生增长理论，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

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探究和开发等方面的投资。

相关如何利用财政政策，自1995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已提出了大量的比

较接近的可行建议和办法，但因为都没有超出上节最后概括出来的内

生增长论的财政政策含义，本文不再赘述。我们只想提出四个更深层

次的现实新问题加以简要讨论。

１．促动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的文献中，有两种显著不同的实证结果：对工业化国家来说，综合要

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显得不很重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主

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也许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没

有达到均衡状态，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舒

元，1993，第87页）。所以，我国在利用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和促动技术进步的同时，还不能忽视对资本积累（以及储蓄）的刺激。

２．促动技术进步和增加劳动就业的财政政策权衡。相对来说，技术

进步会在一定水准上取代劳动就业，这对于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的我

国来说，财政政策的选择面临着两难境地。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

含义表明，兼顾这两者的财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

产业的政策，非凡是要增大“智能产业”（BrainpowerIndustries）

的投资（补贴）和税收刺激。因为这类行业既促动了技术进步，又增

加了就业，所以，这种财政政策是促动了增加劳动就业的技术进步的

经济政策。

３．充分调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积极性的财政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表

达出来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所以，实

现长期增长的财政政策不能单靠政府投入，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提供

一些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条件和税收刺激（包括加速折旧、

投资税收抵免、盈亏相抵、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免税期等等），调

动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探究和开发投资的积极性。当然，鉴于我

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远未到位，即使政府实施了有利的财政政策，企业

也未必增大科技投入。刘吉先生（刘吉，1995）就曾指出，“科技和

教育难以到位，新问题出在领导岗位，主要精力绝绝大多数消耗在经

济活动包括‘救火’上，企业也不可能把很多资金投入科教。”所以，

只有在企业制度得到了根本性改革，企业具有能动性的情况下，这种

财政政策的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４．“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理解。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5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指出，政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实施“适

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这是否和上述的财政政策不相容呢？这就需要

我们准确地理解“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我们认为，“适度从

紧”的财政政策首先强调的是一种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而紧缩性财政

政策的办法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削减支出。新问

题是这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税收还是削减支出来实现？在我

们看来，根据我国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主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准确理解“适度从紧”财政政策中的“适度”。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是要一味地削减支出，而是在适当增加收

的基础上，保持算赤字水平不变或有所降低的前提下，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控制行政管理费等消费性支出，削减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

这种转移性支出，增加有利于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形成、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技术进步的财政投资。所以，内生增长理论所包含的财政

政策和我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不矛盾。

内生增长理论